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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

大国崛起-精装『全』-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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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都是从玫瑰战争结束、英王亨利七世即位的1485年算起的;英国重商主义的高潮是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时代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到18世纪的下半期,英国重商主义已处于衰落时期。重商主义分为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阶段。其中,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严禁金银出口,在对外贸易上奉行绝对的“少买多卖”原则。因此,早期重商主义被称为“重金主义”,或“货币差额论”。 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在保证有更多的金银运回本国的前提下,强调发展手工业,强调以生产为基础的商业扩张。因此,晚期重商主义被称为“重工主义”,或“贸易差额论”。由于贸易差额论与商业资本的要求最相适应,因此晚期重商主义又被称为“真正的重商主义”。第一帝国就是在这种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在第一帝国,英国是生产国,殖民地提供原料、接受产品,通过这样双向的对外贸易,英国大发横财。为此,国家必须实行保护贸易政策,不让其他任何国家染指英国的殖民地。

  在将近一个世纪时间里,英国人开疆拓土,用战争构筑起庞大的殖民帝国,它以商业与贸易为目标,政府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兰德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一个国家更能响应商人阶级的要求,没有一个国家更能警觉战争的商业含义。到18世纪,以英国为中心,辐射到整个殖民地的商业贸易圈基本形成。在这个贸易圈中,作为宗主国的英国提供工业品或制成品生产,美洲殖民地提供烟草、鱼类及海防仓库,西印度群岛殖民地提供蔗糖及其他热带农副产品,印度则提供香料。值得注意的是,在北美殖民地独立以前,工业革命在英国还没有真正开始,外部市场的重要性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人已经认识到商业贸易的重要性,认识到外部市场对国家的重要性。工业化之前,英国就已经拓展了外部市场,由此而造成广阔的市场需求,市场需求刺激了生产,驱动了突破传统生产方式的工业革命的出现。
  四、工业革命:英国世界霸权形成的前提
  工业化之前,英国与其他国家一样,仍然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阎照祥先生在其所著《英国史》中这样描绘“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它告别了内战、流血和专制,可仍未被工业社会浸淫。传统社会风貌处处可见:静谧的乡村、弯曲泥泞的小路,憨厚朴实的乡民,绿茵茵的公有地,哞哞欢叫的牛羊。这同莎士比亚的社会有多大区别?以后的英国人留恋和赞美农业社会的舒适生活,称之为“快乐的英格兰”。就在这一派田园牧歌的背后,一场使英国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经济变革逐渐来临。工业革命:为什么偏偏是英国?
  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在英国首先发生。一说起它,人们所想到的往往是生产的增长以及物质财富的增加,但如果我们考察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演进的历史,会发现所谓“工业革命”至少具有三方面的含义:技术的变革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工厂制的出现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的发展所引发的社会整体的变革。而以上这三个方面,具有层层递进的关系。那么,工业革命为什么会首先在英国发生呢?
  一是英国形成了有利于资本主义生长的制度框架。“光荣革命”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有产者牢牢地掌握政权,财产被作为“自由”的基本条件;但同时国家又不受一个人的摆布,经济的成长不会因有可能威胁到国王的个人权力而受到压制。英国始于1215年《大宪章》的政治发展进程中,诸种因素的汇集形成了一个对资本主义生长极为有利的政治环境。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盛赞“光荣革命”后的制度框架对于英国产业革命的意义:到1700年英国的制度框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也许最重要的是,国会至上和习惯法中所包含的所有权将政治权力置于急于利用新经济机会的那些人手里,并且为司法制度保护和鼓励生产性的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框架。英国在不利的开端之后到1700年经历了持久的经济增长……现在舞台已为产业革命布置就绪。这从与不可一世的西班牙帝国的对比中可以看得更清楚:在西班牙这个当时最强大、从美洲掠夺黄金最多的国家中,却没有形成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治环境。中世纪末,西班牙城市起义反对王权,起义被镇压后,城市的自治权被取消,等级议会日趋衰落,王权完全依靠旧的封建主统治,因而更为反动。其结果是贵族没落了而没有丧失其最恶劣的特权,城市丧失了它中世纪的权力而没有获得近代的重要地位。于是大量掠夺来的金银控制在贵族手中,反而使封建贵族更加轻视本国的经济生产,而宁愿将这些轻易得来的钱财用来购买外国的廉价商品。政府为了满足贵族和豪富的要求,也极力输入奢侈品和手工艺品。对国内产品则实行重税盘剥政策,税率高达30%,使城市工商业遭受了沉重打击。掠夺来的金银引起物价上涨,西班牙本国的工业品也由此增加了成本费用,从而导致自己的工商业产品失去了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掠夺来的财富不仅未能转化为再生产的资本,反而加速了西班牙帝国的衰落。历史证明,仅靠掠夺是不可能长期昌盛的。

  二是英国与欧洲大陆各国相比有着较为独特的社会结构。自16世纪始,随着旧式贵族的衰落与中等阶级的兴起,英国逐渐形成了一种三层式的社会结构,以三个社会阶级——土地贵族、中等阶级与工资劳动者为主体。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地主—农民”式的双层社会结构被打破,新的社会群体开始涌现,并促使早先那种封闭的、刚性的社会结构,逐渐被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的、流动性弹性社会结构所取代。英国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为其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国家中,中等阶级并非没有产生,然而其力量却相对弱小,在社会功能方面意义不大。货币地租正在形成,但仍属封建地租性质。因而,原有的社会结构虽已过时,但尚未解体;新的社会力量虽已产生,却尚未强大到可以与旧势力抗衡的地步。于是,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头,它们落后了。
  在上述两个有利条件下,最终形成了英国人独有的工业民族精神,也即是马克思?韦伯所提出的“合理谋利”精神。所谓“合理谋利”,是与在前工业社会中以非经济的强制手段吞占社会财富为特征的谋利手段相对而言的,这与英国的清教传统有关系。孟德斯鸠曾认为,英国人“在三件大事上走在了世界其他民族的前面:虔诚、商业和自由”。自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以来,英国就形成了浓厚的清教氛围。清教所强调的,一方面是勤奋,另一方面是节欲。清教伦理既鼓励人们追求财富,又反对人们不讲信义。这种提倡“合理谋利”的教诲,促使人们,主要是新兴的城市中等阶级,靠自身的努力去扩大生产、创造财富,并且创造出一种可以引发农民市场兴趣、把他们富余产品拿到市场出售获利的新机制。随着这种自治城市与乡村之间经济联系的日趋紧密,从而形成了国内市场,并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其一是促进了加工产业的专业化分工,最终产生出英国的民族工业;其二是孕育出一种与纯农业社会完全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价值体系,正是由于这种追求和价值体系,才产生出工业民族精神。
  但仅有精神是不够的,英国在工业化道路面前还有许多障碍,在这方面思想家们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从霍布斯开始,到威廉?配第,再到约翰?洛克,他们的著作,都阐述了一个共同的思想:即个人通过劳动所得到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天赋人权”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政府或国家应该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到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这一思想渐渐已被人们广泛接受了。工业化是一个财富急剧增长的过程,很多国家一直到工业化带来的财富增长之后才认识到确立私有财产权原则的重要性,而英国却在工业化到来之前就解决了私有财产的地位问题,这也是英国率先走向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重大障碍便是重商主义。作为指导英国发展的国家政策,重商主义曾帮助英国保持过去的财富,但在工业化方兴未艾的时候,它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于是,突破重商主义的束缚,为经济“松绑”,就成为时代的需要,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总之,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在英国发生,根本的一个因素是:“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了一个合适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保证社会有宽松、平和的环境,让人们追求个人的目标,最大程度地发挥创造能力。如诺思就认为:“随后而来的17世纪的政治动荡产生了这样一个政治结构,它进一步巩固了自愿团体的所有权,使经济活动的增益为一个社会所有,在这个社会要素和产品市场已发展到足以促进这种扩张。”又如意大利著名经济史学家卡洛?M?奇波拉所总结的那样:工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发生在英国,主要是由于该国……社会和政治结构、人民精神面貌以及价值标准已经发展到适合于工业化的程度。……工业革命在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看来仅仅是经济和技术问题,实际上它是可怕的非常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大变动问题。

  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自由放任”和工业霸权
  恰如19世纪英国的政治民主来之不易,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也是经过了一番努力才获得的。工业革命前,英国政府根据重商主义原则,长期实施限制进口、支持出口的保护关税政策。最典型的行为是1815年制定的《谷物法》,规定当国内小麦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外国谷物进口。这项自私的法令保证地主阶级继续获取高额利润,却严重损伤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二三十年里,他们一再举起“自由贸易”的旗帜,要求废除《谷物法》,改变政府现行经济政策。
  英国的经济自由理论,可追溯到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的学说。与重商主义认为一国的财富取决于它的贵金属拥有量不同,经济自由主义认为一国的财富最终取决于一国可以用来和他国进行交换的劳动产品,因此,国家的生产能力是一国取之不尽的财富源泉。要增加一国的财富总量,就必须发展本国的生产,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休谟指出:对外贸易的好处是,既使臣民富裕,又使国力强盛。……总之,一个从事大量进出口的王国,比起一个满足于商品自给自足的王国来,其工业必然更加发达,在生活方面更讲究舒适。因此,这样的国家就更富裕,更幸福,也更加强大。经济自由还要求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生活,这最早由亚当?斯密提出,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最“自由”的状态下才能最好地发展,一切国家干预都会对经济造成破坏,只有 “一只看不见的手”即纯粹的经济规律不受节制地起作用,才能把这个国家引向富强。杰里米?边沁也告诫说:良好的社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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