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一卷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作者:刘红林-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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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殊途同归：相似的文化价值标准
赖和虽然生活在与祖国大陆割断的台湾，所遭受的殖民宰割更甚于半殖民地下的鲁迅，但他与鲁迅一样，为了拯救国民灵魂，以达到御寇强国的目的，也把对民族文化的反省放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当然，恶劣的环境，繁忙的医务、编务，使他无暇像鲁迅那样，将这种反省遍及中国精神文化的一切领域。同时，由于斗争的残酷、急迫，赖和的一些讲演、发言、谈话，没能用文字记录下来。再加上日据时期“皇民化”政策的严酷，能发表见解的园地本来就不多，自1937年起，更全面禁用中文，坚持民族立场的赖和再无可能发表作品，所从事的新文学运动也从此中断，他对民族文化的思考即便是写成文章，生前无法发表，死后也得不到妥善的整理、收藏。20世纪50年代，赖和又被当局认作是“台共分子”，逐出“忠烈祠”，一直到1984年才得“平反”，不仅本来就不多的资料几乎散佚殆尽，就连赖和这个名字也渐渐不为台湾人所知了。因此，赖和的文化思想不可能像鲁迅那样形成体系，只散见于他的包括作品在内的各种文章乃至谈话记录、别人的回忆中，而且是就某种个别的文化现象发表一点看法。但是，就是从这些点点滴滴，我们可以发现，他有着许多与鲁迅相似的文化价值标准和文化发展观。
1。 弱国的隐痛——国民性和殖民地性格
鲁迅常为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感到痛心。他认为，中国人从来没有争得过做人的地位，中国人几千年的生存历史，仅仅是“欲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这两种状况的交叉更替。而且中国人在这种长期的“非人”文化的浸染下，早已麻木不仁，对自己可悲的生存状态浑然不觉，几乎没有了痛感。鲁迅对这种苟且的生存形式极为愤慨，盼望人们能够醒悟过来，懂得人的价值和尊严，恢复痛苦的感觉，自觉地去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他之所以以笔为枪，从事改造人的灵魂的文学活动，目的正在于此。他把这叫作“改造国民性”。
赖和也揭示了中国人尤其是台湾人的生存状态的荒谬性。他在一篇《随笔》中写道，有一次，他偶然在坟场里看到一块高耸着的与众不同的墓碑，上面刻着“受势压李公”的字样，禁不住要发笑，再一思考，便被哀伤所侵袭，觉得：
我们岛人日据时期，台湾称日本本土为内地，而台湾为本岛，岛人，（即台湾人。）真有一个被评定的共通性，受到强横者的凌虐，总不忍摒弃这弱小的生命，正正堂堂，和它对抗，所谓文人者，藉了文字，发表一点牢骚，就已满足，一般的人士，不能借文字来泄愤，只在暗地里咒诅，也就舒畅。天大的怨愤，海样的冤恨，是这样容易消亡。“受势压李公”的子孙，也只是这种的表现，这反足增大弱小者的羞耻，读到这碑文，谁会替你不平，去过责压迫者的不是？《赖和全集》第2卷第260—261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他看不惯这种退缩到墓碑上的抗议方式，虽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行为也极为惨痛，但终究起不了任何作用。
台湾学者施淑认为，这个被赖和称为“台湾人定型的性格”，据他的判断，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那便是所谓的“汉族的遗民”的缘故，也即建立在农业经济关系之上的封建中国文化的影响。它的特性之一是重文轻武，因而即使是用来打发光阴的下棋，也总是文棋（围棋）多于武棋（象棋）。《棋盘边》说：“毕竟是汉族的遗民，重文轻武，已成天性，每夜都是文的比较盛况，武的多不被顾及。”惟其因为是农业汉族的遗民，因而再怎么改朝换代也换不了他们心目中的正朔和习俗，这是日本人雷厉风行的“同化政策”所同化不了的。《不如意的过年》描写阳历新年，街上却毫无节日的气息，只有“那些以赌为生的人，利用奉行正朔的名义，已经在十字街路开场设赌，用以装饰旧历化的新年气氛而已。”据施淑分析，对于阳历元旦，赖和虽因它是日本人推行的新年，在情绪上有所抵制，嘲讽那些奉行它的“真诚同化的人家”，但作为新生事物，他是认同的，他的批判主要针对新瓶装旧酒的因循陋习。小说接着说：
说到新年，既为汉民族以上，勿论谁，最先想到的就是赌钱。可以说嗜赌的习性，在我们这样下贱的人种，已经成为构造性格的重要部分。暇时的消遣，第一要算赌钱，闲暇的新正年头，自然被一般公认为赌钱季节，虽表面上有法律的严禁，也不会阻遏它的繁盛。赖和：《不如意的过年》，《赖和全集》第1卷第83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这批判是严厉而沉痛的，他之把罪恶的根源归结到汉民族、下贱的人种，与其说是认识错误，不如说是像对待日本新年一样的情绪矛盾。这矛盾的情绪，正表现了在历史巨浪中漂泊的台湾人的失落感及试图认识自己的痛苦，而这正是日本占领期间，背负着汉族意识的赖和及他的一代，无法解决的思想的、感情的难题。一方面，在日本为实现殖民榨取而引进的资本主义科技及由之带动的新世界观的指导下，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对封建中国的蒙昧落后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作为汉族的遗民，他们同样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批判之余的来自民族感情的隐痛。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赖和的启蒙思想者的性格。施淑：《赖和小说的思想性质》，收于施淑著《两岸文学论集》，（台北）新地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121—130页。
赖和对软弱怕死的“殖民地性格”尤为痛恨，在小说《辱？！》中，他利用旁白作出了有力度的批判：
我想是因为在这时代，每个人都感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悲哀，被压缩似的苦痛，不明了的不平，没有对象的怨恨，空漠的憎恶；不断地在希望这悲哀会消释，能会解除，不平会平复，怨恨会报复，憎恶会减亡。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有这样力量，只茫然地在期待奇迹的显现，就是期望超人的出世，来替他们做那所愿望而做不出的事情。这在每个人也都晓得是事所必无，可是也禁不绝心里不这样想。《赖和全集》第1卷第129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人人都悲哀、苦痛、怨恨、憎恶，却没有人敢站出来反抗、斗争，更罕见有谁能以血肉之躯，“舍此一身和他一拼”。大家都在等待超人出世来解救自己，替自己消灭强权，主张公平。然而，在现实世界里超人是不会有的，不反抗就只能坐以待毙。赖和对这种“殖民地性格”寻根溯源，和鲁迅一样，找到了文化的源头，他认为是“台湾现代疮烂的固有文化，养成了一般人们懦顺的无二德性”。（赖和：《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赖和全集》第3卷第90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他要用新文艺改造传统文化，启发民众的觉悟，“把还在沉迷的民众叫醒起来”。（赖和：《希望我们的剌叭手吹奏激励民众的进行曲》，《赖和全集》第2卷第255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成功大学副教授游胜冠在上面提及的那篇文章中说：
鲁迅在《阿Ｑ正传》批判中国国民性作为一种典范，其价值取向理所当然地会在景仰鲁迅的赖和作品中看到。类似的论述就按照这种因果逻辑推论，不管对日据下作为日本国民的赖和来说，所谓“国民”的“国”，绝非中国，而是日本，甚者，也无视日本殖民论述也以台湾人缺乏“国民性”，将台湾人价值贬抑在文明日本的对立面的野蛮位置的这些历史事实。即使是“次等”的，因被殖民统治已经成为日本国民之一的赖和，如果也呼应殖民论述，高唱“国民性”改革的话，那他这种论调绝对会是对日本殖民国家的一种认同，并且是一种殖民化的文化态度。然而，就因为受制于这种不能因应台湾自己的历史条件而有所调整的诠释框架，如《斗闹热》、《蛇先生》等这些原本就是对抗日本以“国民性”为区分殖民与被殖民等级为标准的殖民论述的作品，却在这种过度膨胀的民族主义主导下而形成的因果逻辑的误解下，鲁迅的《阿Ｑ正传》反封建，赖和的《斗闹热》、《蛇先生》因为也涉及台湾传统，其主题意识便也只会是反封建的结论就被任意地得出。
我们并不否认，台湾曾被日本人用武力从中国分割出去，被迫接受殖民统治，但游胜冠不要忘了，日本殖民地下的台湾人民，却还是炎黄子孙。鲁迅所批判的“中国国民性”，具体讲是一种国民劣根性，并不是自日本割台之后才形成的，而是几千年封建中国的遗留。而赖和所批判的“殖民地性格”，也并非成了日本殖民地之后，才形成的日本次等阶层性格，而是源于封建中国文化长期积累而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因此，鲁迅要改造的“国民性”与赖和要改造的“殖民地性格”，名称不同，内容有异，表现形态也有所差别，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着眼的都是汉民族的劣根性。此劣根性不除，何以驱逐强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游胜冠说：“对日据下作为日本国民的赖和来说，所谓‘国民’的‘国’，绝非中国，而是日本”，“因被殖民统治已经成为日本国民之一的赖和，如果也呼应殖民论述，高唱‘国民性’改革的话，那他这种论调绝对会是对日本殖民国家的一种认同，并且是一种殖民化的文化态度”。且不论日本是否把殖民地台湾人当成日本国民（这恐怕是游胜冠自作多情了），至少，被迫接受殖民统治的赖和从没把自己当成日本国民，他坚持不穿日本服，不用日文写作，就是最好的例证。只要读过赖和作品的人，都不会忘记他对“补大人”（台湾人警察）和“御用绅士”的深恶痛绝。而游胜冠却判断赖和小说《斗闹热》、《蛇先生》等篇，“原本就是对抗日本以‘国民性’为区分殖民与被殖民等级为标准的殖民论述的作品”。说白了，就是这些作品让游胜冠读出了赖和不满于当了日本国民，还要被以“国民性”区分成殖民与被殖民等级，以及“台湾人缺乏殖民者用理性、科学给予正面评价的‘日本国民性’”的涵义；赖和所要争取的不是台湾人从殖民铁蹄下解放自己，而是要当个与日本人平等的日本国民，具有日本国民性。游胜冠的发现的确是前无古人。遗憾的是，我把这几篇作品读了又读，得出的结论却只有一个：游胜冠是把他的愿望强加到赖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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