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一卷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作者:刘红林-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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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和小说的数量并不算多，赖和也不是台湾新文学中最早的小说创作者，更早的还有追风（谢春木），1922年就在《台湾》3年4至7号上发表了日文小说《她向何处去》，杨云萍的小说《光临》，则是与赖和的第一篇小说《斗闹热》发表在同一期《台湾民报》上。然而，赖和却被视为台湾现代小说的奠基者，受到当时及日后人们的特别推崇。这是因为，赖和的小说应时而生，在很短的时间内，较多出现，并且在思想与艺术两个方面，都标志着台湾现代小说真正发生、发展，并迈向成熟。同时，赖和小说所开拓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反封建、反传统陋习的内容，集中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大多数作家的共同心声，激发了台湾新文学的精神，开辟了台湾新文学的道路，扩大了台湾新文学的领域。他还为台湾作家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其写实精神、反讽技法、抗议勇气引导了不少的继起者，直到今天仍在发挥作用。可以说，台湾新文学的发轫是从赖和开始，正是赖和的崛起奠定了台湾现代文学的基础。
第二节 殖民地的悲哀与觉醒——赖和小说的叙事主题
赖和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其反帝反封建反非理性传统的方向和文学理念，与五四新文学若合节拍。五四运动锲而不舍地追求自由、民主、科学的精神，也突出地体现在赖和的小说里。赖和正是以小说作为武器，“划破一边是封建黑暗，一边是殖民压迫的人类前史的长夜”。（施淑：《赖和小说的思想性质》，收于施淑著《两岸文学论集》，（台北）新地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121—130页。）同时，赖和通过中日文阅读，广泛接触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其他弱小民族的文学。他以反映台湾的特殊历史现实的作品，组成中国五四新文学的一支军，参与20世纪20年代以后，以反抗资本帝国主义和殖民侵略为指导思想而崛起的世界新兴的弱小民族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建设。赖和小说最突出的贡献是，以独创性的叙事主题，深刻地反映了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的现实处境和精神样貌，成为20世纪前半叶台湾社会历史进程的生动珍贵的记录。
一、以笔为旗插入人间地狱：对殖民者的谴责和抗议
赖和立足于被殖民者的立场，深刻揭露台湾民众在殖民体制下，所遭受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压迫和不平等待遇，以及殖民统治的残暴与法律的虚假、当局及其鹰犬横行霸道残害人民的滔天罪行。这一内容，在赖和小说里所占比重最大，分别由以下几点体现出来：
1。 罪恶的民族差别待遇
日本人入侵台湾后，虽然声称“内台如一”、“内台一体”、“一视同仁，平等无差别”，但这只不过是欺骗世人的谎言、奴化台湾人民的手段，实际上实施的是种族歧视下的民族差别待遇。殖民者不仅动辄以“清国奴”、“支那猪”的称呼侮辱台湾民众，而且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实行日籍台籍人的差别对待。如同样是学童，日本人进入设备好、水准高、教育程度高的小学校，毕业后很容易进入上一级学校；而台湾人只能进相对差得多的公学校，毕业后，大多数再无书读，极少数有幸进了上一级学校，接受中等教育，其程度则比日本人读的中学校为低，学制也短一年。惟一专收台湾人子弟的专门学校——台湾医学校，也不能与日本的医学专门学校的程度相比。再如同样担任官员、教师、医生等公职，同工不同酬，对日本人“给与本薪六成的增薪，自听差以上，皆按官级给与一定的宿费，若台湾人则不给与”。（［日本］山川均：《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蕉农译，参见王晓波编《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台北）帕米尔书店1985年版，第65页。）
赖和的自传体小说《阿四》，就讲述了主人公所受到的种族歧视：
小说一开头，主人公阿四并未意识到他的“劣等”种族身份。他坐在火车里，快意地倚着车窗眺望。他是一个热情的、志向远大的青年，刚从医学校毕业，由学校介绍，正要到一个地方医院去就职。车窗外的一切都让他感到“生意饱满，生机活泼，也便感到他自己的生活也很丰富，前途很受祝福，不觉满意地独自浮出微笑来”。同车的日本旅客与他攀谈起来，问他读的学校是否有日本人。他回答先生是内地人，学生多是本岛人。那人“似晓他的意思是在说一切同是日本人”，因此就补充道，他“所说的日本人就是指内地人，可是台湾人也可以说是日本人，还是说日本臣民较切当”。阿四觉得对方在暗笑他不晓得有所谓的种族的分别，“无机的心上，划下第一道伤痕的刃伤”。
到医院报到的那天，阿四的理想就遭遇破灭的危险：他的工资令人吃惊地少，不及同时报到的日本人的一半；宿舍只供日本医务人员的增员，台湾人没处可住，须得自己去租民居。宿舍费规定是十五元，因为是台湾人，打六折，九元，又因为是单身，再打七折，到手中只有六元三角。因为是台湾人就可以住便宜的家屋，这有什么理由？阿四想不通，可又不敢质问，只能忍受着。
次日，院长又向同时报到的台湾人说，他们一两年后是要去开业的，到医院来与其说是为医院服务，不如说是医院为他们提供实习场所，他也就把他们当成实习来对待，各科都任由他们自由地去见习，希望对医院不可有无理的要求。阿四的自尊心被破坏无余了，因为医院简直不承认他们是一个“完全的医生”。对这种侮辱，他能抗议吗？结果不能，“别人皆表示着十分的满足”。
阿四很伤心，但还希望在实际工作中能有改善的机会。可是一月复一月，一年都快过去了，他所干的，还只是抄写员和翻译。他忍受不了这样的侮辱，鼓起勇气向院长、主任提出了要求，其结果不是待遇、工作环境的改善，而是更冷酷更无理更没有希望的处境。他只能辞去医院的职务，“把研究欲抛掉，把希望缩小”，不再对他“理想的事业”抱有幻想，回家开业谋生。
另一篇小说《归家》，写一个台湾青年从学校毕业回到故乡，找不到合适的职业，又融不进乡亲中去，农活也不干不动，成天无所事事，东游西荡，大有被社会遗弃的感觉。他偶然走到祖庙口，与卖圆仔汤、麦芽羹的小贩聊天，借他俩之口，展现其“一年艰苦过一年”的生活状态。他们的后代更无希望，“赚不成钱”。想在银行、役场（日语，乡、镇公所）、官厅等处工作——食“日本头路”，都必须会讲日语，而且还得有背景，普通台湾人的子弟，即使进学校学会日语，也进不了这些机构。
2。 法律的不公与欺罔
1896年6月30日，日本政府以其宪法第63号公布“关于施行台湾之法律”，即“六三法案”。该法案赋予台湾总督以行政权、军事权和立法权，规定台湾总督有施行任何法令的绝对权力。它是日据下台湾一切恶法之所由来。殖民者对台湾人民政治上的严厉钳制、经济上的敲骨吸髓般的掠夺，都藉由这种极端不公正的法律，肆无忌惮地显现出来。赖和的小说对此有很深刻的反映和很强烈的控诉。
上文提到，《阿四》的主人公辞职回家开业，看来是解决了就业的问题，他起初也以为，“替自己服务，一定比给人服务自由得多”。其实不然，开业之后，他才明白，“不自由反更多，什么医师法、药品取缔规则、传染病法则、阿片（鸦片）取缔规则、度量衡规则，处处都有法律的干涉，时时要和警吏周旋。他觉得他的身边不时有法律的眼睛在注视他，他不平极了，什么人们的自由？竟被这无有意义的文字所剥夺呢？”在朋友的启发下，他认识到处处受苛法所限，就在于“全民众所须遵守的法律，任一部分人去制定，才生出这遗憾来”。
在小说《蛇先生》中，赖和有大段文字抨击现行法律的不公正，迫使民众战战兢兢地生活，动辄得咎：
法律！啊！是一句真可珍重的话，不知在时候，是谁个人创造出来？实在是很有益的发明，所以直到现在还保有专卖的特权。世间总算有了它，人们才不敢非为，有钱人始免被盗的危险，贫穷的人也才能安分地忍着饿待死。因为法律是不可侵犯，凡它所规定的条例，它是权威所及，一切人类皆要遵守奉行，不然就是犯法，应当受相当的刑罚，轻者监禁，重则死刑，这是保持法的尊严所必须的手段，恐法律一旦失去权威，它的特权所有者——就是靠它吃饭的人，准会饿死，所以从不曾放松过。像这样法律对于它的特权所有者，是很有利益，若让一般人民于法律之外有自由，或者对法律本身有疑问，于他们的利益上便觉有不十分完全，所以把人类的一切行为，甚至不可见的思想，也用神圣的法律来干涉取缔，人类日常的生产、饮食起居，也须在法律容许中，才保无事。
他还一语道破殖民统治者执法的实质：“法律的营业者们，所以忠实于职务者，也因为法律于他们有益处。”在另一篇小说《辱》中，他借人物之口也说：“法是要百姓去奉行的，若是做官的也受到拘束，就不敢创这多款出来了啊。”
《一杆“称仔”》是赖和的代表作之一。许多研究者都认为，“称仔”有微言大义，它的精确、客观、公平、公正的特质，正是法律所应具备的，小说中秦得参的秤被日本巡察折断，象征着度量衡——法的公正已被否定、破坏。台湾学者施淑对此有精辟的见解：
小说以“称仔”为主题，这个作者在标题上特别加上引号的称仔，除了象征秦得参所代表的善良正直百姓，在那观念上代表公正，而事实上只是统治者专利品称仔之上，个人尊严和价值可以随时被摧残和否定的事实，同时更深刻地揭露了隐藏在法制、平等、人权等思想口号中的欺罔性，这一点透过因它而存在的殖民帝国主义的压迫掠夺行为表现得尤其赤裸、尖锐。施淑：《中国短篇小说选析》，（台北）长安出版社1983年版，第981—982页。
秤杆的折断喻示着公理的荡然无存，法律成了执法者为所欲为、欺压凌虐的工具。别说是这种只偏袒殖民者一方的虚伪的法律，即使是公正公平的良法，倘若可以凭着个人的心情好坏随心所欲地援用或诠释，也会变成危害社会的恶法。这一点，在《不如意的过年》中表现得更直接。日本巡警“查大人”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对日本籍警察的称呼。竟然因为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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