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一卷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作者:刘红林-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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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暇由台北徒步归家，途中计费五日，初由三角涌（三峡）沿近山村落到头份，乃折向中港，遵海而行，山岚海气，殊可追念。　
　　　
　　思向风尘试筋力，故乡遥远自徒行。　
　　吃苦本来愚者少，追随难得是聪明。　
　　　
　　最后一句是双关语，“聪明”即指杜聪明。这次旅行，在医学界、文学界传为佳话，黄得时在《台湾新文学播种者——赖和》一文中，提到他从杨云萍处也曾得知，因为赖、杜二人于途中拜访过杨的父亲杨敦谟——医学校第6期毕业生。杜聪明已确知是复元会、同盟会的成员，所以赖、杜的这次旅行，除了请教医术经验外，很有可能是向这些比较有经济基础的校友募集复元会的经费。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的当天，赖和被捕入狱。根据他的《狱中日记》所载，当局一直不明示抓他的原因，关在牢里也不大理睬，只在一次很难得的审讯中，“问我和翁俊明的关系，这一层似不甚重要。要我提出灵魂相示，这使我哑口无言。要我说向来抱的不平不满，我也一句说不出”。翁俊明于1941年4月2日奉重庆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在香港建立了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与港澳总支部咨办对台事务及各项布置。当局在翁俊明那么多的医学校的同学中，单单拘捕了赖和，应非偶然，仅为了向来所抱的不平不满被关那么久也不大可能。以日本军警无孔不入的调查能力，想必不会无风起浪，否则当时何以为查明翁俊明对台工作情形，单单逮捕赖和呢？“退一步而言，即使赖和战时果真未和翁俊明有所联络，但他遭军警逮捕，依然是由于台湾总督府医学校时代的关系，翁俊明的同学中赖和特别受到注意，那么年轻时赖和曾涉及复元会或同盟会的活动，更是提供了一则例证”　
　　　　　　　　　　。（林瑞明：《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第21页。）　
　　再者，从赖和的经历看。1918年2月，赖和渡海去厦门博爱医院工作。博爱医院隶属于台湾总督府资助设立的财团法人厦门博爱会，是总督府“对岸经营”政策的产物。　
　　日据初期，风起云涌的抗日烽火，使总督府疲于应付，陷于相当的“苦境”（后藤新平语），并给日本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了迅速平定台湾，总督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们的情报网发觉，台湾的武装抗日力量与对岸的福建省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抗日武装斗争的兴衰成败。福建是台湾抗日斗争的资金和武器的来源地，又是台湾抗日分子的理想庇护所，当斗争失利时，抗日首领潜逃对岸，既能躲藏，又方便与岛内联络、对斗争加以指导。台湾抗日武装力量还得到来自福建的人力支持，数以百计的不明身份者托词打工渡台，忽然晦其形迹，有潜入“匪群”的迹象。同时，福建与台湾两地人民均有家族关系、亲子兄弟，隔海相依。日方认为：“台湾本作为福建省之一部分而存在，岛地之人大抵皆由福建移民而来，所谓土匪者，亦明为逃入岛地的福建人。由是之故，台湾当政者不可独将台湾放在眼里，若欲平定土匪，必须多少慑服对岸的厦门人。”（《厦门事件与台湾》，《台湾协会会报》3卷12号（明治30年9月），转引自陈小冲《日据初期台湾抗日运动与总督府的“对岸经营”》，《台湾研究集刊》，1999年第4期，第103页。）“对岸的安危与台岛休戚相关，故对岸形势不可一日等闲视之。”（《台湾银行的过去、现在、将来》，《台湾协会会报》2卷9号（明治32年6月），转引自同上。）有鉴于此，总督府实施“对岸经营”政策，从收揽福建民心、缓和反日情绪的手段出发到达到影响台湾民心趋归的目的。他们在福建开办学校、医院；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给获得日本籍并居住在大陆或海外的台湾本岛人（台湾籍民）和“归化取得帝国国籍”的大陆人（归化籍民）以保护；设立日本佛教的传教所，对皈依者许以种种利益；拉拢地方上层人士，控制舆论工具，等等。　
　　厦门博爱医院正是这种背景。其医生名义上是总督府的“技手”，享受高等文官待遇，在给台湾籍民和当地民众治病的同时，研究华南各种传染病的防疫，提供给台湾本岛作参考，还负有日华亲善的任务。这种总督府医官的身份，与赖和一生所坚持的民族立场相冲突。赖和有一首旧体诗《归去来》，其中有这么几句：　
　　　
　　雄心郁勃日无聊，坐羡交交莺出谷。　
　　十年愿望一朝偿，塞翁所得原非福。　
　　渡海声名忆去年，春风美酒满离筵。　
　　此行未是平生志，误惹旁人艳羡仙。　
　　　
　　大陆之行是他的“十年愿望”，可这“一朝偿”，又是“塞翁所得原非福”，似乎厦门任职，并非他自愿——“此行未是平生志”，而是否被殖民当局征派没见记载。有人猜测，当时，大陆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发动的时候，反日气氛益见浓厚，赖和很可能是由于反日而离开台湾，以医官身份作掩护，方便观察中国政情，并从事其他活动。翁俊明自1915年噍吧哖事件后举家迁往厦门，于1919年在厦门开设俊明诊所。据今人考证，赖和到厦门后，显然没能与翁俊明碰面，因为这段时间，翁氏在上海发展事业，开设俊明医院，但他的家在厦门，不排斥相互间的联系。赖和的厦门之行，是复元会或同盟会的安排，也是有可能的。　
　　无论赖和是不是复元会或同盟会的成员，赖和的思想和作为与两会的宗旨都是一致的。不可否认，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医学校时代大大地垒实了，发展了，并且终生不变。　
第三节　“彰化妈祖”——人格修养与魅力的深刻体现　　
　　据考证，1914年4月，赖和从医学校毕业后，留在台北实习，1915年由学校推荐，始到嘉义医院工作。报到的当天，赖和的自尊心就受到严重的打击。医院竟然不承认台湾籍的毕业生有完全的医生资格，只让他们担任笔生（笔录病历的见习医生）和翻译的职务，薪水不及同时到任的日本人的一半，且不配给宿舍，得自己去租房住，津贴也比日本人少得多。他感到侮辱，想提出抗议，见其他人都表示十分的满足，只好认了。　
　　同年11月，二十二岁的赖和回到家乡，与西势仔庄王浦先生的四女儿王氏草结婚，婚后，仍返嘉义。干了差不多有一年，赖和见自己毫无半点升迁的希望，忍无可忍，就向院长和主任陈述自己的要求，结果不仅没有得到什么改善，反而不见容于院方，遭到更冷酷的对待。他终于明白，自己理想的事业是不会变成现实了，在殖民地的医院里，不可能给他这个被殖民的台湾人提供进行医学研究、救死扶伤的机会。于是，他愤然辞去医院的职务，回到自己的家乡。　
　　赖和本想要求家人再给自己提供几年学费，打算出去留学，但周围的人都劝他自己开业，说一年至少也有几千块钱赚。他看继续求学是不可能了，便顺从了家人的意愿，在家乡彰化开了家诊所。他原以为，自己开业，自己给自己打工，一定比给日本人干自由得多，谁知道诊所开起来才发现更加不自由。殖民政府给台湾籍的开业医生制定了一系列不平等不合理的法律、法规，“什么医师法、药品取缔规则、传染病法规、阿片（即鸦片。）取缔规则、度量衡规则。处处都有法律的干涉，时时要和警吏周旋。他觉得他的身边不时有法律的眼睛在注视他，有法律的绳索要捕获他。他不平极了”　
　　　　　　　　　　。（赖和自传体小说：《阿四》，《赖和全集》第1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68页。）这种不平，也是他日后从事文化抗日斗争的动力之一。　
　　此后，赖和基本上都在家乡彰化行医，只有三四次短暂的离开。第一次是1918年2月，他渡海去厦门，于设在鼓浪屿的博爱医院任职，1919年7月返台。第二次是1923年12月，因治警事件入狱，初囚台中银水殿，后送台北监狱，次年1月获释。第三次是1939年3月，因有病人感染伤寒初期症状；未依法定传染病规则向有关当局申报，竟遭重罚，被迫停业半年。其实这是表面的理由，真相正如赖和之孙赖恒颜在《我的祖父懒云先生》一文中所说：“他的文章和作为相当为当时的有关单位头痛，被停止行医半年，两次入狱。”利用停业的空闲，赖和赴日本，转东北，到北平游历。最后一次是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次日），殖民者以“莫须有”罪名，再次将他投入囹圄。此时他已身染沉疴，但仍气贯长虹，力拒逼写“反省录”。狱外盛传他将凶多吉少，家人们忧心如焚，其弟赖通尧多方奔走。次年1月病重，终获保释就医，入狱约五十天。出狱后数日，于1943年1月31日病逝。　
赖和虽然活了还不到五十岁，可他崇高的人格修养与魅力，深为时人与后世所感佩：　
　　一、悬壶济世——仁医本色　
　　赖和行医，真正做到了悬壶济世。他仁医的声名，在他的家乡彰化是数一数二的，最孚人望。他医术精湛，医德很高，四邻八乡的人都来找他看病。他每天看的病人都在百余名以上，忙得不可开交，但收入却比每天看五十名病人的医生还少。原因是他伤民疾苦，收费低廉，而贫苦百姓来就医，他常常是分文不取，“有些病人请赖医师赊下药钱。但对于看来根本不可能还钱的病人，是连账都不记下的”　
　　　　　　　　　　。（杨逵：《忆赖和先生》，《台湾文学》3卷2号，1943年4月28日。）有些穷苦的病家不过意，送来鸡鸭等农副产品，赖和也婉言谢绝。所以，台湾一般的医生都能成为当地的富户，而赖和的身后，不但没有什么遗产，还留下一大笔债务。　
　　赖和对病人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自己无论怎么身体不适，哪怕是身染重病，只要有人来请，他总是一概出诊。直到最后，他病得都不能起床了，心里还念念不忘病人。　
　　赖和生前，人们送他一个尊称“和仔先”，当地的民众还称他为“彰化妈祖”，可见他在百姓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去世的时候，家人并没有到处发讣闻，但“参加葬礼的人众，多达五百多人”　
　　　　　　　　　　。（杨云萍：《追忆赖和》，《民俗台湾》3卷2号，1943年4月5日。）出殡的场面相当感人，杨逵在《忆赖和先生》一文中有如下记载：　
　　　
　　送葬的行列开始通过街巷的时候，我首次看见了路祭。在送葬的行列所要通过的道两边，摆着致祭的香果，插着香火。　
　　一般的路祭，是为了藉此从豪富的丧家取得一点赏钱的。但对于先生的路祭，却全然不同。　
　　我看见有些老太太，躲在街角，一边拭泪，一边对丧葬的行列揖拜。　
　　是没有足够的钱摆出路祭呢？或者以为惯俗的路祭，无从表达自己的心意呢？　
　　但不论如何，我却看见那珍贵的眼泪。　
　　那并不是要让别人看见的眼泪，　
　　那涌自永不涸干的心泉的眼泪……　
　　　
　　赖和虽然死了，却活在人民心里，常有人到他的墓地去祭扫。这是人们感谢他、怀念他的行为，本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