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一卷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作者:刘红林-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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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吊古徒有诗，黄龙破碎亦已久；
风云变幻哪得知，仰首向天发长叹。
堂堂日没西山陲。
其二为《读台湾通史十首之一》：
旗中黄虎尚如生，国建共和怎不成；
天限台湾难独立，古今历历证分明。
后来，作者又将这首诗改为：
旗中黄虎尚如生，国建共和怎不成；
天与台湾原独立，我疑记载欠分明。
有人说这是赖和台湾主体意识深刻化的例证，还有人说：“赖和在政治思想上是主张台湾‘独立’的，而其国体则是‘台湾民主国’。这是赖和当年的睿见，因为惟有台湾真正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台湾的人民才能自己当主人，而不再沦为他人的统治。”薛顺雄：《赖和旧俗文学作品的时代意义》，载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编《台湾文学中的历史经验》，（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第32页。
果真是这样吗？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知道“台湾民主国”、“黄虎旗”是怎么回事情。
1895年4月，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决意割让台湾。5月，面对日益迫近的日军，以丘逢甲为首的地方绅士们在台北集议，决定自主保台。25日，台湾民主国成立，推唐景崧为总统，改元“永清”，并仿照清青龙旗式样，制蓝地黄虎国旗，嗣后以台湾绅民的名义致电清政府，表示：“台湾绅民，义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唐景崧也致电清廷总理衙门，表示此举是不得已而为之，“嗣后台湾总统均国民华，遵奉正朔，遥作屏藩，俟事稍定，臣能脱身，即奔赴官门，席藁请罪”。唐景崧还发布全台公告：“台湾疆土，荷大清经营缔造二百余年。今须自立为国，感念列圣旧恩，仍应恭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另外，还有“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国，作何办理”的条文。刘永福在《盟约书》中也明确指出：“变为非常，改省为国，名为自主，仍隶清廷。”
很显然，台湾民主国是台湾人民为抗日保台迫不得已采取的应急救亡措施。其倡导者无不认为台湾与祖国血肉相连，改省为国，仍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熟读台湾历史的赖和怎么可能不了解这一点，而在其诗中存在什么摆脱中国的独立主张？即使有，也还是林瑞明的那句话，是对立于日本而非中国的。
对于中国，赖和有一种割舍不掉的爱，这在他的传统诗中表现为对“故国”再三的深情吟诵：
故国相思三下泪，天涯沦落一庸医。
——《敏川先生书及诗以此上复》
乱世奸雄起并时，中原残局尚难知。
茫茫故国罹烽火，飒飒西风陨旧枝。
——《中秋寄在台诸旧识》
乘风非有中原志，闻笛宁无故国情。
——《同七律八首》
袖里乾坤伤迫仄，眼前故国叹沉沦。
——《送虚谷之大陆》
林瑞明说：“称中国为故国，当然有民族血缘、文化关系的感情，但毕竟是隶籍日本的台湾籍民，对于时局只有感叹。”林瑞明：《台湾文学的历史考察》，（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11页。这话说对了一半，赖和徒有感叹的原因并不在于他是“隶籍日本的台湾籍民”，而在于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虽然有抛头颅洒热血救国救民的志愿，却无使之成为现实的能力。他对台湾虎狼当道的社会现实同样有着“吾生于世究何补”、“眼前救死无长策”的悲鸣。
赖和有一些传统诗是批评大陆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民不聊生的，如：
中原满目烽烟急，窗外难闻远地砧。
——《中秋夜偶作用笑侬韵》
炮火未接先不支，仓皇遁走刘黑旗。
——《旗山废垒怀古》
袖里乾坤伤迫仄，眼前故国叹沉沦。
——《送虚谷之大陆》
帝里萧萧半劫灰。
——《追送蘅秋之东京次韵奉酬》
扰扰中原方失鹿，未能一骑共驰逐。
——《归去来》
今日中原无净土，……眼看兵匪交为患，心惜官民尚晏眠。
——《赠陈虚谷》三首之一
根据这几个诗句，有人说：“目睹在如此沉沦的中国政治实情下，赖和怎有可能会盲目去向往它，而盼望回归到如此祖国的怀抱呢！”薛顺雄：《赖和旧俗文学作品的时代意义》，载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编《台湾文学中的历史经验》，（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第30页。其结论就是赖和想要把台湾变成一个“共和”国体的“独立国”。
稍有常识的是都懂得，关心则乱，不平则鸣。正是由于深爱着自己的祖国，才会对它的痼疾、它的灾难如此关心。台湾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只有祖国政治清明了，才能强大，才有力量把台湾从日寇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台湾才有回归祖国怀抱的那一天。如果批评就是离弃，那么，赖和批评台湾的诗文也不少，不只是批评殖民统治者，也有对恶风恶俗恶势力的批判。从古到今，针砭时弊的文学作品数不胜数，你能说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来，对“噩梦挂着悬崖”的“恐怖”的痛心疾首的失望（《发现》）是不爱国？杜甫写“三吏”、“三别”是想要独立？
我们再看赖和的几句诗：
莽莽神州看陆沉，纵无关系亦伤心。
回天有志怜才小，填海无功抱怨深。
——《中秋寄在台诸旧识——肖白先生》
他对祖国深沉的爱，难言的痛，想贡献自己的力量去救国救民而又觉才小力薄的遗憾，全都十分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赖和在厦门博爱医院所写的《归去来》还有这么两句：“酬世自知才干拙，思乡长为别情牵”，他孤身在陌生的厦门，自然思念家乡，但为“别情”牵挂，不得还乡。连倾向台独的人都不得不说：“诗中的‘别情’毋宁是大我的民族感情，是赖和民族意识的表现。”林瑞明：《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第35页。
赖和还有不少吟诵古今人物的诗，如刘铭传、文天祥、郑成功等等。《刘铭传》二首是他第一次发表出来的作品。刘铭传原为福建巡抚，抗法有功，1885年台湾正式建省，改任台湾巡抚，在位六年，进行了广泛而大胆的改革，使台湾面貌焕然改观。1922年4月，《台湾》杂志征诗，词宗是林献堂，诗名便是《刘铭传》，七律，限一冬韵。赖和以两首诗应征，分别获得第二名、第十三名。另一次以《文天祥》为题征诗，赖和获得第十名。纵然赖和天赋学养都佳，但若无对这些爱国人物的崇敬，也写不出如此佳绩。
赖和传统诗中，诵郑成功的相当多，可以说是他笔下的历史人物之最。这一点竟被人说成是对台湾历史上曾有过的独立的肯定，（林瑞明：《台湾文学的历史考察》，（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29页。）不知是笔者理解错误，还是作者对历史真的不了解。郑成功有开台之功，他所创建的台湾政府只是独立于清廷，而非中国；郑成功开台的本意，则是反清复明。这是世人皆知的，毋须笔者多说。
1941年12月，赖和被捕入狱，苦熬了多日之后，因病重被释，不久便与世长辞。虽然他此生遗恨：“不能看到这大时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转引自林边：《忍看苍生含辱——赖和先生的文学》，引自《赖和作品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第352页。但是他已经看出了日本侵略者必然灭亡的下场：
日渐西斜色渐昏，炎威赫赫竟何存。
人间苦热无多久，回首东方月一痕。
这首诗完成于作者去世前夕的1942年，他看到了台湾人民终将驱逐炎日、拯救自己于苦难的希望。
第七章 赖和的意义
综上所述，赖和之于中国，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他是一位坚定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爱国主义者，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是台湾新文学的奠基者和推动者。他成长在台湾新旧文学更替之际，深受祖国大陆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吸收了五四文学和西方文学的精华，用现实主义手法写下了殖民主义统治下台湾人民的痛苦和反抗。
第一节 爱国主义的杰出典范
赖和终其一生都热爱祖国，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他坚持不穿日本服装，不用日文写作，是人尽皆知的，而他不与殖民统治者合作，始终如一地进行抗日斗争，也是有目共睹的。即使在他接受当时所能受到的最高教育——台湾总督府医学校（台大医学院前身）五年医学教育，成为医生之后，仍有“我生不幸为俘囚”之叹。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成为他思想的底蕴，不论在社会运动或新文学运动中皆流贯其内。
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不易充分探究他的爱国主义的心路历程，尤其是日据统治的严酷，他不可能留下什么爱国思想的文字记录，从他两次被捕抄家就可知道他处境的艰难。繁忙的医务和文学活动，也使他无暇记录他的全部思想，哪怕是用比较隐晦的语言。但我们仍可从他的作品、文章、谈话记录和人们对他的回忆中看到他的爱国思想的脉络。尽管是点点滴滴，却也散发出掩饰不住的光辉。这种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自有其深刻的基础与根源。
赖和从不认为自己不是个中国人，为此不需要做特别的表白，有人据此说在他的作品中“实在一点都看不出有什么大汉民族的‘民族主义’沙文思想”，（薛顺雄：《赖和旧俗文学作品的时代意义》，载《台湾文学中的历史经验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27页。）甚至有把台湾变成一个“共和”国体的“独立国”的政治理想，这是对赖和极大的诬蔑。且不论殖民地人民坚持自己的民族立场，是不是“民族主义沙文思想”（难不成要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台湾人向殖民者日本民族臣服？），赖和的汉民族意识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他是当时台湾最高学府——台湾总督府医学校的毕业生，是接受日本教育培养出来的最杰出人才中的一个，日文应该有相当的功底，可他一生的创作全部都是用汉文，连一篇日文作品也没有；即使是因治警事件被捕，在狱中申请看书，亦使用日式汉文，不用假名（日本文字）书写。早在1921年底赖和开始练习新文学写作，1925年正式发表新文学作品，语言的应用即是中国白话文，写出任何中国人都可以读得懂的作品。他的作品向以中国传统干支或西历纪年，从未署日本年号，提到中国时坚称中国不称支那，这与复元会的主张完全符合；而且对乙未割台之役以事变称之，称台湾人为“汉族的遗民”，（赖和小说《棋盘边》。）自称有“遗老的气质”。（赖和小说《雕古董》。）他的小说、散文、诗歌，因为要逃避严厉的检查只能隐寄微言，而不为发表、纯为抒情言志而作的传统诗，具有特别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以新文学倡导者和实践者的身份，积极组织并参与传统诗社，就是要以传统诗来维系民族精神。尤其当1937年6月报章杂志的汉文栏被强迫取消之后，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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