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一卷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作者:刘红林-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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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文艺联盟为在政治高压下能够生存；也为能把意识形态、艺术主张各不相同的作家集合在一起，奉行“无路线”、“不偏不党”、“无为而有为”、“无行动而有行动”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台湾文艺》渐渐偏离初创的主旨，由民族性、政治性转向纯文艺性，甚至有些描写风花雪月的游戏文章，所发作品以中文为主也变成以日文为主。这样，引起了文艺联盟内部一部分人的不满。1935年6、7月间，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编辑委员杨逵与代表文联现行方向的张星建之间，围绕着是否发表日文作家蓝红绿的小说《迈向绅士之道》，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不仅仅是一篇小说的去留，背后隐藏着台湾新文学运动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张星建的意见得到张深切等人的支持，占了上风。这之后，杨逵曾试图改变文联没有明确路线的状况，未果，于是，携夫人叶陶脱离《台湾文艺》，于1935年12月28日，另行创办《台湾新文学》杂志。杨逵的脱退虽然造成了台湾文艺联盟的分裂，而文联组织过于庞大松散，成员相互间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分裂也是在所难免的。　
　　对此事，当时有鼓励支持与批评反对两种声音。赖和没有明确表示意见，但从他担任《台湾新文学》的编辑，而且自此以后，不再在《台湾文艺》上发表作品来看，他是站在杨逵一边的。　
　　《台湾新文学》的作家阵容与《台湾文艺》的差别不大，作品风格基本一致，但因杨逵的主张在编选中得到贯彻，所以比《台湾文艺》富有写实精神，而且注重中文作品。为了挽救中文稿件渐少的状况，并鼓吹中文创作，《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10期12月号，推出了“汉文创作特辑”，一口气刊登了八篇中文创作小说。由于这些小说表现了高度的民族意识和抗议精神，因此被殖民当局以“内容不妥当，全体空气不好”为理由，禁止发行。　
　　在当局的多方干涉和内部矛盾导致分裂的双重打击下，《台湾文艺》于1936年8月28日刊行到第15期后，终告停刊。此后，《台湾新文学》单独负起新文学运动的使命。它的“选稿原则相当开阔，凡是支持民族或自由民主理念的作品，不论日本人或台湾人的稿子都加以采用。每期并刊有读者通讯以联系，并多次筹措经费举办‘台湾新文学赏’及‘全岛作家竞作号’等征文活动，对于鼓吹新文学创作不遗余力，尤其自第10号起《台湾文艺》已经停刊，《台湾新文学》便成为推动新文学运动的惟一刊物”。（梁明雄：《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运动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213页。）1937年6月15日，《台湾新文学》发行6、７月合并号之后十天，台湾总督府下令废止汉文，禁止所有的杂志刊行中文作品。同时，台湾新文学社本身也存在经济问题，不得不宣布停刊。它历时一年半，共发行了十四期，外加供同人互相讨论文学的《台湾新文学月报》两期。　
　　赖和在《台湾新文学》上发表小说《一个同志的批信》，以及旧体诗《寒夜》、《苦雨》、《田园杂诗》、《新竹枝歌》等。这也是赖和最后发表出来的作品。　　　
　　同样，当时其他与台湾新文学运动有关的报刊也都有赖和的名字在内，他不仅出钱出力参与办刊，还身体力行地用自己的作品支持刊物。1928年，新文协的机关刊物《台湾大众时报》创刊，原本总部准备设在台中，赖和任“监查役”（监事）兼“嘱托”（特约）记者，但最终仍在东京印行，出版到第8号，在东京即遭查禁，第10号后，未经预示终告停刊，前后仅两个多月。1931年，《新台湾大众时报》在东京创刊，没有赖和参与其事的记录，但他的四弟赖通尧却出任发行人、编辑人兼印刷人。1930年8月，左翼的《台湾战线》发行，赖和与台湾共产党人谢雪红等都列名在内。1930年9月，赖和与同为彰化人的黄呈聪、杨宗城、林笃勋、许嘉种诸人共同发起创办《现代生活》半月刊杂志，并在创刊号上发表小说《棋盘边》和随笔《开头我们要明了地声明着》，可惜这份刊物只出了一期。另外，《晓钟》、《新生》、《东亚新报》也都曾发表他的作品。　　　　
第三节　爱的大纛与憎的丰碑——与五四接轨的新文学创作　　
　　赖和与祖国新文学第一代作家一样，为了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用笔做刀枪，以歌为号角。他在创作方面很大程度地吸收、借鉴了五四新文学的创作经验，最引人注目的是对鲁迅的选择与接受。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我生不幸为俘囚，岂关种族他人优——由历史的差异性看赖和不同于鲁迅的启蒙立场》。作者台湾成功大学副教授游胜冠认为，赖和与鲁迅的比较研究是台湾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却是一种“研究偏向”。　
　　把赖和与鲁迅相提并论；并不是自今日始，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1942年，台湾作家黄得时就在他的《挽进の台湾文学运动史》载《台湾文学》第2卷第4号，第9页。一书中，把赖和比之为“台湾的鲁迅”，得到了当时文学界的普遍认同。这一提法，在今天已经成为定评，翻开任何一本大陆出版的台湾新文学史之类的书籍，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比较，日本学者中岛利郎还写过文章编过书，进行这方面研究。台湾学者们也不例外，即使是被叶石涛、陈芳明们盛赞的、在赖和作品中发掘出“台湾独立”意识的台湾成功大学教授林瑞明，也曾以《鲁迅与赖和》为题，对两者作过细致、中肯的比较。他说：“赖和在日据时代就赢得‘台湾的鲁迅’的称号，说明台湾人对赖和、鲁迅都是有所理解的。”林瑞明：《鲁迅与赖和》，载［日本］中岛利郎编《台湾新文学与鲁迅》第91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我们知道，赖和终其一生并未见过鲁迅，鲁迅也不大可能知道台湾有个赖和，那么，赖和与鲁迅必定有某种相似点、某种联系，才能使这种并列得以成立，且为世人信服。纵观赖和的生平与创作，果然发现他与鲁迅有很多共同的东西。　
　　例如，赖和与鲁迅都是学医出身，而他们对社会的最重要贡献却是在文学上。鲁迅是弃医从文，终身从文；赖和则是亦医亦文，日以从医，夜以从文。可是，仅凭这一点，并不足以提供两者放在一起比较的依据。重要的是，他们所处一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为殖民地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有所不同，可他们的文学都是从社会现实出发，分别为各自所处社会的现代文学树起了第一面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赖和对台湾新文学的开创之功，足可媲美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赖和在台湾与鲁迅在大陆一样，都积极参与新旧文学论战，但他们都没有在论战中充当主帅，而是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创造新的文学，开垦出新文学的第一块处女地，率先撒下良种并收获丰硕的果实，从而为新文学战胜旧文学的最根本性的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以骄人的实绩。而且，他们都“无私地提携后进，使得文学在促进文化向上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赖和全集》第3卷第6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赖和与鲁迅的这许多相似性，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巧合，更非刻意模仿，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爱国、救国，投身唤醒民众，解放民众，争取科学、民主、独立的运动所走的共同道路，令他们不谋而合。同时，也是赖和对鲁迅的自觉选择。　
　　一、进入期待视界：天然的契合加自觉的选择　
　　赖和对鲁迅的崇拜是有记载的。1945年，杨守愚将赖和第二次入狱后所写的日记遗稿整理发表，题为《狱中日记》。在为《狱中日记》所作的序言中，杨守愚就曾说过：“先生生平很崇拜鲁迅先生。”与赖和既是好友又是同时代的新文学作家的杨云萍，曾回忆在赖和逝世前去医院探望时的情景：　　　
　　话说得起劲，就讲到鲁迅，便谈到《北平笺谱》了。……过了一会，赖和先生突然高声说：我们所从事的新文学运动，等于白做了！我诧然地注视着赖和先生。他把原来躺卧着的身体，撑起上半身来，用左手压住着苦痛着的心脏。我慌忙地安慰他：不，等过了三五十年之后，我们还是一定会被后代的人纪念起来的。林瑞明：《鲁迅与赖和》，载［日本］中岛利郎编《台湾新文学与鲁迅》第92—93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　　　
　　这是1943年初的事，自从1937年日本殖民者强制性地推行“皇民化”政策以来，台湾中文的新文学运动已被迫停止了，赖和也不再从事新文学创作，只在私下里写写传统诗，所以他有“我们所从事的新文学运动，等于白做了”的悲怆。而赖和把鲁迅与台湾新文学运动联系起来谈，可见他对鲁迅和台湾新文学的关系是肯定的。换句话说，他肯定自己所从事的新文学运动是受到鲁迅的影响，而且，一直到死，心中都有鲁迅存在。　
　　依照接受美学的理论，文学的社会效果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充分体现其真正的可能性：“接受者从阅读获得的经验进入他生活实践的期待视界，修正他对于世界的理解并且反过来作用于他的社会行为。”［德国］姚斯：《接受美学》，转引自朱立元《接受美学》第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赖和虽然生活在与祖国隔断的殖民地台湾，但始终密切地关注着祖国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他通过在大陆行医、赴大陆经商留学的亲友的邮寄，以及《台湾民报》和日文书刊等多种渠道，了解五四新文学动态，获得五四新文学作品并如饥似渴地阅读。他在众多的五四作家中，对鲁迅最为推崇，是因为鲁迅的文学真正“进入了他生活实践的期待视界”。　
　　鲁迅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巨人，是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中国的脊梁”。他毕其一生，挥动如椽大笔，不断地与专制社会及附庸其上的文化礼教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以强有力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力量，去拯救国民的灵魂。鲁迅的文学不但在内容上是充实的，艺术上是完美的，而且较之他人的文学，更适于表现中国社会的现实，更适于贯注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生活的理性认识和审美认识，因而也更适于启发中国人民的觉悟，激发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台湾在历史上以及当时，虽然不断地被侵略者强占，与母体飘离，但毕竟是中国的一部分，与大陆有着共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封建主义的社会基础则是相同的。因此，同为中国文化先锋一分子的赖和，与鲁迅就有着一种天然的契合，他是从自己的文化视境中选择接受鲁迅的。　
　　那是在最严酷的日据时代，赖和痛切地感受到台湾民众所受到的政治上的绝对压迫和经济上的彻底榨取。当时，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或者直接地参加政治活动，抵抗日本人，保持民族的骄傲；或者向现实低头，训练自己成为“御用绅士”，以求令人不齿的荣华富贵。赖和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第一条。他一方面投入实际的抗日政治斗争，凡台湾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无不公开参与或是秘密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