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6-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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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时士人的普通的主流意见，没有特别深刻、独到的见解在其中。
因此，我认为把曾文和何、胡二人对曾的批评当作洋务与维新两派论争的“典型个案”，恐怕是作者主观的假设，与实际情形有一定距离。
注释：
〔1〕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此文收入朱维铮、龙应台编著的《维新旧梦录》，三联书店2000年版，但未注明曾文的版本来源。
〔2〕周宁：《“义和团”与“傅满洲博士”：二十世纪初西方的“黄祸”恐惧》，《书屋》2003年第4期。
萧红的一种读法
？ 厉 梅
胡风在《生死场》的读后记中说：“这本不但写出了愚夫愚妇底悲欢苦恼而且写出了蓝空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地上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的书，却是出自一个青年女性底手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1〕而刘禾则认为，正是这种非女性的雄迈揭示了民族国家话语对女性身份的肢解，“她们（指寡妇）必须在以某种自戕方式拒绝其女性身份之后，才能成为中国人并为国家而战”〔2〕。
萧红的成长背景或生活经历使她形成了对某些题材的关注和热衷，她跟诸多男性，如父亲、萧军、端木蕻良等之间的纠葛以及凄凉的收场让她对男性和女性这两种身份析入颇深。她以女性的切身体验展示了东北那块黑土地上女人像牲畜一样地生产和死亡，但对女性身体遭受破坏的聚焦掩盖了男性的影子。女人恨男人，恨他们为本能的冲动屡使她们在生产的时候遭受刑罚。这是一种女性主义角度的控诉，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女人同样在享受着本能的冲动，在《生死场》的第四章《荒山》中，已婚的、未婚的都在王婆家里扎堆聊天，分享两性的隐秘快感，只是生理特征决定了她们要替男人承担后果，而男人对此并不是坦然地接受的。“每年是这样，一看见妻子生产他便反对”〔3〕，他的妻子在痛苦地生产，他则在发酒疯，为自己转嫁了本能冲动的后果而暴躁。这种暴躁还因为孩子的出生让男性多了一份养家的责任，养家不成，就多了一份罪孽，例如成业摔死了他和金枝的孩子，在乱葬岗上和金枝背泣，此时的他们都只是被摆布的会说话的存在物而已，已不复有男性和女性的区别。所以，刑罚的日子不光是女性的，也是男性的。女人的生产带给男性以煎熬，这种煎熬成为男性主体中的某物，通过不断砥砺而强化成为对他在男性父权制中位置的质疑。而女性也因为自己对男性的“所赐”成为符号秩序难以消融的块体而获得一种快感，虽然伴随着痛到死的生理感受。现实中的萧红获得了这一快感了吗？尽管不同的男人都给萧红带来不堪的经历，为什么她一生却都那么依赖男性，不断接纳在关键时刻抛她而去的端木蕻良？对乱世弱女当然不能求全责备，所以在另一层面上，是否因她深信她终究会在男性心上留一块体而决绝充当弱女？从她在日本给萧军的信中可以读出她那份几近徒劳的意念。
在萧红的笔下，日寇入侵以及那个年代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人和动物一样，生命随时开始，随时结束，生存是最根本的欲望，这种欲望直接击中个体，除此之外，一无所得。在《看风筝》中，萧红描写了一位老父亲，女儿死在工厂，他为赡养费奔波了三天却毫无所获，他哭了，“但哭的却不是他的女儿，是哭着他女儿死了以后的事”；当听说出外三年的儿子回来的时候，他像捡了宝似的，带着极度的欢欣奔向儿子，儿子却一声不响地走掉。老父亲被这种秩序抛甩之后，进入一种所有能指未被绑定的空间，生存的意义无所着落，这在作品最后放风筝的场景中暗示出来，作者将儿子被捕的消息置于老父亲看孩子们快乐地放风筝的视野内，全文于此戛然而止，将空白留待读者。
《山下》中的那位母亲，则以生理上的女性经历了符号逻辑中的男性立场。她为了生活好一些，精打细算乱要价，结果让女儿失去了工作。在这里，母女之间的亲情是次之的，最重要的是跻身于符号秩序之中，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安闲、平静、简单的生活。里面的林姑娘，因为妈妈的缘故失去工作之后，她不再无忧无虑地游离于符号秩序之外，而是变成了小大人，失败的体验构筑了她对那个秩序的想象，她有了羞耻心。
萧红的作品体现着女性的认知和表达方式，从她将小火车比喻成受伤的小母猪可见一斑。读者可以辨识出来的女性立场、民族国家话语立场只是其中的一面，她的焦虑是如何将几个话语体系套合或接合起来，形成稳固的伦理秩序，使两性作为有尊严的主体去生存、生活。
注释：
〔1〕〔3〕《萧红全集》（上），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7页。
〔2〕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07页。
曾氏三代与义山诗
？ 米彦青
曾国藩亲自编选了《十八家诗抄》，该书选李义山七律一百一十七首，仅次于杜甫。其中评义山诗三十余则，多数简述作诗背景及全诗大旨，并以程注本为据，评论义山诗歌艺术的言词不多。曾国藩曾写有《读李义山诗集》五绝，云：“渺绵出声响，奥缓生光莹。太息涪翁去，无人会此情。”他还以此选本供子弟学诗，并教导儿子做诗“宜先讲词藻”，因此，重学问修养，又讲究藻饰的李商隐诗歌，在曾氏子孙学诗之初率先进入他们的视野也就成为必然。
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是清末著名外交大臣，他幼承庭训，博览群书，诗词书画兼善，且以自学而通晓英文。钱仲联先生在《梦苕庵诗话》中曾说：“曾纪泽不以诗名，然其《归朴斋诗钞》，出入玉溪、双井间。余尤喜其《杂感》之一云：‘朝骖黄鹤上瀛洲，无数仙灵相酢酬。九转成丹无火气，三缄在口是清修。朝从叶县飞双鸟，睡倒华山合两眸。笑我未谙兜率例，绿章犹抱杞人忧。’讬讽之言，欲为今日秉国者诵之。”曾纪泽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万方多难之际，自然也就多了些忧时伤世的思绪，发之于诗，常常以咏物或《无题》类形式出之。他的咏物名篇《灰》曰：“三更绛蜡独凝思，九陌红尘静不知。玉琯阳回吹律日，金鑪香灺换薰时。劫残聊问东方朔，心逸真同南郭綦。底事儒生钱若水，偏逢火筯画微词。”诗下注：先太傅批云似义山。
曾纪泽之子曾广钧，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録》曾将曾广钧定位为“天巧星浪子燕青”，并借曾国藩《读李义山诗集》五绝的诗味说：“奥缓光莹称此词，涪翁原本玉溪诗。君家自有连城璧，后起应怜圣小儿。”“圣小儿”一语源出王辏г耍谛吃昙资狻痘诽焓沂肪硎自唬骸爸夭ネ嗖哦嘁眨挥稳嗄辏晕觳啪祝枪匮б玻唤窆凼棠鹆疲娌┎傻浼圃啤！闭馐嵌栽憔诤暮苡杏跋斓母爬ㄆ烙铮浜舐凼艘捕嘁浴笆ネ薄ⅰ笆バ《钡扔锖糁夭Ｍ艄谡馐灼哐院蠼幼潘⒌囊槁鄱杂谘芯客砬濉拔骼ヅ伞笔欠浅Ｖ匾模担骸氨饶庵ぃ故轮萆蕉螅似渌靡簟Ｌ怠⒒菝簦⒅铝τ裣林夭蛩煊儒洌晌娇松芗曳缫印！痹谕艄蠢矗缫迳绞窃霞易迨У摹傲氰怠薄Ｕ蛭憔谄洹痘诽焓沂分行聪铝舜罅康哪》吕钌桃淖髌罚懦晌谇迥┦成掀挠杏跋斓摹拔骼ヅ伞贝硎恕Ｕ庖皇稍蚱涫隆⒗睿栽謇龃什珊头岣坏涔市挫届皇常皇蹦叫АＧ倭督倌晔车憬肌芬嘣疲骸疤戾缧瞧疵墒悖憔⒃夭筱谡魅酥铮缁郏跸骁材课ネＪ星筱诔缟杏裣郏谎Ш⒒疲啪蓿淌浅⑸П旧Ｆ呗伞逗屠钜嘣跗溉勇湟洞省肥鬃罡菏⒚逸嵯退健∮裣牵绦患抑и场俏空溴鳌！鼻宓伦诠庑饔氪褥蟮酆蟛缓椭率乔迨飞瞎拿孛埽溴枪庑鞒桢膊晃褥玻幽昙涔屑逄永胧保溴黄诳菥校庑餍耐慈次蘅赡魏巍６杂谡溴溃兰湓兄疃嗵嘎郏憔荽诵聪碌氖灼呗桑仁撬械氖⒚鳎彩鞘б迳降淖畹湫妥髌贰�
丁亥（1887）十月，曾广钧写下：“雁下平芜秋气深，要从湖海试雄心。玉龙灰烬难成烛，彩凤归来不听琴。正月繁霜伤小雅，斜飚细雨冻号禽。阻风中酒兼朝夕，转毂光阴思不禁”（《登舟一夕对酒偶成时从阅云梯关归青江浦》）；戊戌（1898）三月又云：“红巾自拭伤离泪，青鸟何因更一衔”（《梧州柳枝词》）。很明显这些诗句都是袭用常见的李商隐诗歌中“青鸟”、“彩凤”、“灰”、“烛”等意象而成。在自己的诗中袭用习见的义山诗意象、义山诗艺术风格、并摹仿写作《无题》类诗歌等等，都是他在承传家风，诗学李商隐，把身为庙堂之上、言不由衷的人生慨叹抒发于“来是空言去不得，鹊桥中路起红墙”（《有感》）一类的“私人话语”式诗句里的绝好方式，令后人读其诗，可推想其人。
“毛与刘、邓矛盾源于八大”不是“猜测”
？ 朱 健
有人认为，“毛与刘、邓矛盾源于八大”是“西方的一些人”根据“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在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中，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所作的“猜测”〔1〕。其实不然。
事实上，“毛与刘、邓矛盾源于八大”一说，恰恰出于毛泽东本人之口。1967年11月5日，在与中央“文革”成员谈关于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时，毛泽东明确地说：“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2〕可见，毛泽东虽然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主要抓了若干大事，“对各项重要文件作了认真的修改”〔3〕，但他对刘、邓的一些做法，还是心存不满。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据《毛泽东传》介绍，决议中关于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有这样一句话：“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没有，9月27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泽东看过，就印发大会了”〔4〕。看来，毛泽东说的“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是指这件事。
李捷先生认为，在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在“社会的主要矛盾”等“这些问题上的思路，同中共八大的决议，在当时是基本一致的”。然而事实是，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对决议中的这一句话的提法就表示“怀疑”〔5〕。据王光美回忆，当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6〕。这时距八大闭幕才四天。
注释：
〔1〕〔3〕李捷：《毛泽东与中共八大》，载叶匡政编：《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