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后期宗教史-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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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宗教的先知，包括印度教、犹太教，琐罗亚德斯教、佛教、基督教、伊斯
兰教的先知。他在巴哈派的教义中废除了关于“圣战”的教义，力主通过和
平手段建立理想的“正义之国”。
巴哈派教义上的这种倾向必然导致他对伊斯兰教仪式上的简化。巴哈派
认为仪式、祈祷、对日常生活的规定和宗教禁令都是次要的。巴哈派废除了
在清真寺中聚礼的仪式，认为每日早、午、晚朝向阿卡礼拜3次就够了，旅
途中可将整个礼拜仪式简化为一个叩头礼，或只口诵“赞美真主”即可。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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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程序也大为简化，如果没有水，也可以不洗。在日常生活中，他认为追
求舒适和豪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应将使用金银器皿视为罪恶。应当允许
穿丝绸等贵重服装，允许使用玫瑰露和上等香水，允许听音乐，反对独居修
道、苦行及其他禁欲主义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巴哈主义坚决主张实行巴布派所废除的穆斯林不准征收
利息的规定，“这样就铲除了伊斯兰教设置在资产阶级从事工商业活动道路
①
上的最后障碍。”同时他认为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主张严惩偷窃他人财物者，
初犯时要驱逐出教门，或关进监狱，第三次被抓住时，要在偷盗者脸上打上
耻辱的标志。故意纵火者，要用火烧死，故意杀人者要偿命。
巴哈主义的思想体系虽然起源于伊斯兰教，但在许多方面与伊斯兰教有
很大的不同。它符合广大穆斯林在巴布起义失败后希望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心
理，它的关于普遍和平、幸福生活、和勿用暴力招恶的教义吸引了大批信徒。
巴哈主义的教义更加符合伊朗成长中的资产阶级以及外国殖民者的利益，因
而也获得了国内商人、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和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赏识。
巴哈主义否定了巴布主义的革命民主传统，巴哈乌拉公开谴责了巴布派
武装斗争的方式。在《至圣书》第288节中，他宣布：“任何人都不应该反
对管理真主的奴隶的人们”。在 《至圣书》第194节中，他向伊朗当局表示：
“我们不打算在你们的王国里发号施令，我们到这里是为了统治人们的心
灵。”巴哈主义没有形成对伊朗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势力构成威胁的大规模
社会运动。当巴哈主义融合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宗教运动中后，就失去了它
的独特性，也就失去了那种提出特殊纲领吸引广大信徒的运动本身。巴哈主
义逐渐沉寂。
4。近代中国伊斯兰教
（1）伊斯兰教中国化
随着回民族的形成，伊斯兰教更加具有中国特点。明清之际，在内地的
回族伊斯兰教学者，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阐发伊斯兰教教义，使伊斯兰教更
加适应中国的整体文化氛围，创立了中国伊斯兰教自身所特有的凯拉姆体
系，即宗教教义学、宗教哲学思想体系。中国的伊斯兰教义思想走出了清真
寺的大门，真正成为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学说。中国近代以后，出现了一些
著名的穆斯林学者，继续致力于伊斯兰教义的阐发和传播。马德新和马联元
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个学者。
马德新（字复初，1794—1874年）出身于云南大理的经学世家。他通晓
阿拉伯文、波斯文，曾两次赴麦加朝觐，游历阿拉伯、埃及、土耳其、印度、
缅甸、新加坡等地，旁搜博采。回国后在云南执教，享有盛名。1856年参加
滇东南回民起义，后随马如龙降清。1864年，马德新以“清南回回总掌教”
的身份赴滇，劝降另一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遭到拒绝。1874年，被云贵总
督岑毓英杀害。马德新学识渊博，对伊斯兰教理造诣颇深，是中国第一位用
阿拉伯文著书立说的穆斯林学者。他的译著有30余种，其代表作《四典要会》
“遵中国之礼，引孔孟文章，译出天道人道之至理，指破生来死去之关头。”
① 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2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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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他继续明末清初的穆斯林学者所开始的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程，在伊斯兰教
内外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另一位著名的穆斯林学者马联元（字致本，1841—1895年）出身云南玉
溪的经学世家，精通伊斯兰教经籍，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学很有研
究。22岁时，他任经师赴麦加朝觐，并游历土耳其、伊拉克、埃及、印度各
国。回国后在云南讲学，听者甚众。他在教学中首创阿拉伯文、汉文并授，
集采经文辑成选本，是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重大改进。其著述有《四篇
要道》、《清真玉柱》、《教款捷要》等，均用波斯文写成。还有用汉文写
成的 《辨理明证语录》等。他的《孩听译解》（《古兰经》选本），是汉、
阿对照本《孩听》的肇始，也是《古兰经》最早的汉译节本之一。
经过中国近代穆斯林学者的努力，伊斯兰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
释、道结合起来。进一步沟通伊斯兰教义和儒家学说，伊斯兰教已经完全成
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完成。
（2）伊斯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虽然中国的穆斯林学者一直致力于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以适应中国整体
的文化环境，但清朝历代统治者对伊斯兰教及回族仍采取歧视、高压政策。
清政府一方面利用伊斯兰教派林立的局面，挑动和制造穆斯林间的内讧，削
弱伊斯兰教的实力，从中渔利。另一方面，故意压制伊斯兰教，“护汉抑回”、
“以回制回”。这种政策一直持续到中国近代，不断激起信奉伊斯兰教的各
族人民发动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极大地动摇了清朝统治的基础，各地伊斯兰教民纷
纷揭竿而起，响应太平天国革命。云南、陕甘青、新疆均爆发了大规模的武
装起义。
云南省的回族同汉族杂居，早在道光年间，由于各种原因，经常发生汉
民和回民之间的械斗、仇杀事件。地方官员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大都站在汉族
恶霸劣绅一边，因此，在回民中引起很大的不满。受太平天国革命的鼓舞，
云南回族人民遂爆发了规模相当大的起义。
当时在云南各地有许多支互不统属的回民起义队伍，其领导者的成分和
动机非常复杂。昆明以南的回民武装的主要领袖是马如龙，他与其他回民部
队于1857年（咸丰七年）围攻并几乎攻占了省城。后来他投降了清政府，被
任命为云南提督，成为清政府镇压起义的回汉各族群众的帮凶。昆明以西的
回民起义部队于1856年（咸丰六年）攻占了大理，推举杜文秀为首领，并在
大理建立了起义政权。杜文秀反对狭隘的民族观点，宣布“不分回汉、一体
保护”的政策，对各民族“不分回汉夷、一以公平处之”，得到滇西各族人
民的支持，到1867年，控制了云南大半个省份。
1862年，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陕西回族人民在回民领袖任武、赫明堂、
洪兴等人的领导下，在华州和渭河两岸举行起义。起义军同当地的汉族地主
武装展开了英勇的战斗，处死了清政府派去镇压回民起义的团练大臣张芾，
使陕西回民起义迅速走向高潮。起义军组成了十八大营，建立了统一的指挥
机构。起义军分兵四出，围攻西安、凤翔两府，形成“东南西北，云合响应”
的顺利发展的局势。
与此同时，甘肃、宁夏的回民纷纷起义响应。马化龙起于金积堡，马占
① 《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4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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鳌起于河州，马文禄起于肃州，另外在青海西宁还有以马桂源为首的回民起
义。1866年，西捻军进入陕西，使西北各地的回民起义出现了新的高潮。
回民起义大多数以伊斯兰教共同信仰相号召，领导起义的一般是回族中
的上层分子。如在宁夏的马化龙是富甲一方的回族封建主，又是伊斯兰教的
领袖，是伊斯兰教中属于“新教”的一派的首领。这些领导者用狭隘的民族
观点来引导起义群众，只是反对当地的汉族中的豪强恶劣和某些不公正的官
员，要求清政府“昭雪”他们所受的冤屈。既没有和太平军、捻军打成一片，
内部组织上也是各自分股活动，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
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清政府集中力量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清斗
争。1872年，杜文秀领导的起义军战败；1873年，左宗棠也把陕甘回民起义
镇压下去。
各地回民起义与太平天国起义相配合，形成了全国范围内反对清政府统
治的高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但是在19世纪中叶，当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伊斯
兰各民族的反清起义如果以狭隘的民族主义为旗帜，偏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和封建统治势力的方向，就有可能被外国侵略者阴谋利用来实现其分裂中国
和侵略中国的危险。
新疆是我国信奉伊斯兰教各民族聚居的地方，当地的维吾尔、哈萨克、
乌兹别克、塔塔尔族穆斯林大多属逊尼派、遵循哈乃斐教法，少数信奉沙裴
仪教法。塔吉克和柯尔克孜族信奉伊斯兰教十叶派教义。1864年（同治3年），
有一个原在陕西的阿訇妥明 （又称妥得邻）与清朝参将索焕章勾结，利用当
地回人和汉人间发生纠纷的机会，杀死清朝提督，赶走都统，占领乌鲁木齐。
从此，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清斗争，起义军先后攻占了库车、
乌鲁木齐、喀什噶尔、伊犁和塔城等地。但是，起义领导权一开始便落入伊
斯兰教阿訇、和卓（意为圣裔——对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后裔的尊称）、
伯克 （对官长和贵族的尊称）等民族宗教上层分子手中。他们拥兵割据、互
相攻杀、彼此争夺，形成若干割据的地方势力集团。新疆地区混乱的形势给
外国侵略者以可乘之机。与新疆西部接壤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借口帮助维吾
尔族中早已失去权力的和卓后裔布土尔克，带领浩罕士兵于1865年（同治4
年）占领了喀什噶尔，后逐渐占领了南疆各地。1867年阿古柏建立哲德沙尔
图，自称毕调勒特汗。阿古柏政权对新疆实行野蛮的掠夺和残暴的统治，他
与英、俄等国侵略者签订条约，出卖中国的主权，换取英、俄对他的支持。
英国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