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后期宗教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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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王国，是对基督教教理所犯下的未遂之罪。他提出抗议，宣布自己为“梵
蒂冈囚徒”，并将伊曼纽尔革出教籍。此后半个世纪直到1929年，罗马教皇
一直拒绝承认其世俗领地的丧失。这种情况反倒刺激了天主教的复兴，教皇
拒绝同世俗权力妥协反而增加了他的宗教权威，天主教徒对教皇的忠诚的情
感因此被激发出来，各国天主教徒的捐款源源不断流入罗马教廷，弥补了教
廷长期以来的财政亏空且有盈余。同时，世俗领地的丧失使教皇免予因治理
不善而遭到各方反对的窘境，使得教皇和教廷集中力量于宗教事务，有机会
充分发挥其灵性职能，以至最终提高了教皇和教廷的道德威望。
总之，“越山主义”维护了罗马教皇的权威，促进了天主教的复兴。
（4）天主教自由主义
19世纪天主教的复兴采取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一是越山主义，它在
19世纪取得了胜利。另一个是天主教自由主义，或称为自由派天主教运动。
自由主义者对于在现代社会中天主教的发展持乐观态度，希望教会改变思想
上的封闭状态，建立保证自由的议会式的教会制度，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1829年，拉芒内出版《革命的进步与反教会的战争》一书，是天主教自
由主义的开端。拉芒内本来是一个越山主义者，因为他相信，只有教皇的权
威，才能够使教会摆脱对世俗政权的依附地位。但是他主张，教皇应当通过
为革命“施洗”，站在人民的自由理想一边来保卫天主教会的利益。拉芒内
还通过他办的报纸《未来》宣传自由主义的主张，号召实行政教分离，倡导
良心自由（即选择自己宗教的自由）以及出版自由。他坚信：在这样一个自
由的社会中，天主教将繁荣昌盛。
拉芒内的计划在法国的主教当中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僧侣集团禁止《未
来》出版。拉芒内向罗马教皇上诉。1832年，教皇格列高里十六世以“令人
惊叹”的通谕谴责了《未来》的办报方针，拉芒内的自由主义天主教的具体
建议被斥责为“荒唐的”和“堕落的”。天主教自由主义遭到了严重挫折，
表明了在19世纪罗马教皇对天主教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
在德国，天主教自由主义有两个中心，一个是杜宾根大学的天主教神学
院，以J·A·穆勒（1796—1838年）为代表；另一个中心是慕尼黑大学，以
伊格纳兹·多林格尔（1799—1890年）为领袖。穆勒受到施莱尔马赫和黑格
尔的影响，抛弃了天主教神学惯用的原则，尝试用新的方法解释天主教教义。
认为教义并非出自权威的抽象主张，传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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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逐渐变化的。主张天主教教义不必害怕历史和哲学的批评，因为一种
有生命力的信仰有它自己赖以存在的充足理由。多林格尔早年是一个越山主
义者，后来转向反对日益增长的教皇独裁，抨击教皇的世俗权力。1863年，
多林格尔不经罗马教廷允许，在慕尼黑组织了一个天主教学者大会，探讨科
学的历史研究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多林格尔谴责了罗马教廷的经院主义，对
神学家个人自由的干预，主张神学家们在考察教会史和讲课时勇敢地、彻底
地运用批评的工具，不受教会规章的管制。大会受到了全欧和美国自由主义
天主教徒的热烈欢迎。
受多林格尔的影响，英国也产生了天主教自由主义思想，其代表人物是
剑桥大学教授约翰·阿克顿 （1834—1902年）。阿克顿1859年接替纽曼担
任 《漫笔者》编辑，并将其更名为《国内外评论》，对天主教会的传统进行
自由的、批判性的研究。由于他宣扬自由派观点，反对教权主义，1864年他
被解除了编辑职务。此后，阿克顿一直在天主教会内反对教权主义，反对《邪
说提要》，并与多林格尔一起组织力量反对“教皇永无谬误”的教义。
天主教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对教皇的威信和罗马天主教会的地位形成
了严重的威胁。庇护九世在1864年发表的《邪说提要》中严厉谴责了天主教
自由主义，企图阻止天主教自由主义在法、意、德、英的发展。但是，到19
世纪末叶，天主教面临最大的自由主义挑战——现代主义产生了。
3。世界近代后期新教的福音觉醒
与天主教不同，新教各宗派均各自独立，以基督作为教会的最高统帅，
否认罗马教皇的权威，没有统一的宗教纪律，也没有统一的组织与领袖。新
教宣布《圣经》是信仰的唯一准绳，个人有解释《圣经》的自由，唯信得救
（称义）。信徒直接与上帝联系沟通，获得神恩，而不需要神职人员作为中
介，仅仅靠个人对上帝的信仰，便可得救。新教的这些特点使其在19世纪比
天主教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新教寻找自己适应19世纪的挑战的努力，要比基
督教其他教派更为强烈。在神学思想上，新教出现了两派：一派是保守派，
又称福音派，坚持传统信条；一派是自由派，吸收了19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学的成就，主张对新教教会的教义和组织进行调整，实行改革。在不同神
学思想的指导下，西欧、北美的新教教会和宗派的福音奋兴运动普遍兴起，
进而导致新教各宗派的分化和新宗派的产生。
（1）新教神学思想
19世纪新教神学思想，同这一时期先后出现的思想潮流——浪漫主义、
唯心主义、进化论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康德、黑格尔、进化论引起了新
教神学家对新教教义的重新思考。
伊曼努尔·康德 （1724—1804年）的活动虽然属于18世纪，但他是对
19世纪以后的近现代神学影响最大的哲学家。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出
版，康德开始了在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康德否定了从洛克到休谟关
于心智的意见，即心智在活动时，所起的是一种被动的作用。康德认为，心
智是主动的，它们不是来自经验，相反，心智把它自身的认识形式加诸于经
验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属于无法观察到的先天范畴。因此，在 《纯粹
理性批判》中，康德论证了知识是两种要素的产物——来自外界的内容，心
智赋予的形式。人类的知识由这两种要素产生，但它们仅仅能认识经验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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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而不能认识现象以外的自在之物。上帝存在、自由意志、灵魂不朽等
观念，既不是经验中的现象，又不是先验的范畴，因此不是理性认识的对象。
纯粹理性对这些观念不能给以证明。从此点出发，康德推翻了三种借助纯粹
理性证明上帝存在的方法，即“本体论的方法”、“宇宙论的方法”、“物
理学——神学”的方法 （或称“设计论论证”），彻底批判了信仰的纯粹理
性依据。
但是康德并不是要从人类的思想中取消上帝的存在，“发现必须否定认
识，以便为信仰留下地盘。”1785年和1788年，康德发表了《道德的形而
上学基础》和《实践理性批判》两书，力图证明人与世界的关系不限于科学
认识，世界是一个我们在其中行动的道德评价的王国。康德认为，人类生活
在一个道德世界中，道德的行动是具有责任感的行动。康德将基本道德法则
看作是初始的立法原则，而这初始的立法原则就是绝对的命令，即一个人“只
能根据这样一个准则来行动，凭着这个准则，你能同时期望它成为普遍的法
则。”与道德的“绝对律令”相联系的，有3个先决条件：①人必须自由；
②人能永生、灵魂不朽；③上帝的存在，因为只有上帝才能使人们在履行德
行后获得幸福。在纯粹理性中，上帝只是一个假设，而在实践理性的3个先
决条件中，上帝成了一种信念。道德的基础，不是对上帝的认识，在康德看
来，对上帝的认识，是道德理性的一个基本要求。在传统学说中，道德是以
神学为基础的，而康德力图证明：宗教的基本信念需要我们的道德理性的支
持。于是康德借助于理性的道德原则，第一次证明了上帝的必然性。康德摒
弃了用形而上学证明为基础的思辩神学，在他看来，认识上帝的唯一途径，
是通过道德良知；唯一真实的神学，乃是道德神学。
康德认为，基督教尽管在历史上有一些不完善之处，但在所有的现实宗
教之中，却是一种最为接近纯粹的、合理的、道德的信仰。
康德对于基督教神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对教义作出了合乎理性的解释，
而且更在于他证明了人具有最深刻的感情。它是人的宗教信仰与道德行为的
基础。康德对于现代宗教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他的理论，播撒了19世纪宗
教思想许多流派的种子，而这些流派的观点，常常是大相径庭的。因此，康
德的重要性，就在于他思想的丰富性与启发性。现代宗教不可知论、宗教上
的“幻觉主义”与“主观主义”以及宗教上的实用主义都从康德的思想中受
到启发。施莱尔马赫和利奇尔则接受了康德将信仰建立在理性以外心智功能
上的影响，对基督教新教神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1768—1834年）被公认是从加尔文到卡尔·巴
特期间最重要的新教神学家。他在神学领域中进行了一场“哥白尼革命”，
其重要性可与康德在哲学中的革命相比。施莱尔马赫出身于普鲁士一个随军
牧师的家庭，自幼接受摩拉维亚兄弟会的虔敬主义的宗教教育。后来又受到
柏拉图、斯宾诺莎、康德和浪漫主义的影响。从1810年起任柏林大学神学教
授，直至去世。1799年出版《论宗教》，阐述了他深受浪漫主义影响的基本
思想；1821—1822年他写出了《根据福音派教会原则之基督教信仰的阐释》，
阐明他成熟的见解。
施莱尔马赫综合以前各派的成果，为基督教神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基础
并赋予基督一种新的意义。施莱尔马赫对宗教提出了完全不同于正统派和理
性主义者的解释。正统派和理性主义者都认为宗教本质上是一套知识体系和
人类接受的具有外在权威的行为准则。对正统派而言，宗教的基础就是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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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启真理和服从上帝的盲意；对理性主义者而言，宗教就是接受自然神学和
被理性所确证的普遍的道德规范。施莱尔马赫认为宗教既不是“一种思想方
式，一种信仰，一种思考世界的特别方式”，也不是“一种行动方式，一种
特别的愿望或喜爱，一种特殊的行为和品质”。即宗教“必然不同于关于上
帝和世界的种种见解的混合，也不同于关于一种或两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