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落日:中国二十王朝覆亡全景-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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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盛世。史称“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庶几三代之风焉”，堪称盛世。
万历衰败
然而，明成祖好大喜功，在位期间，不断兴师动众，大兴土木。他治理吴淞江、运河和黄河，营造长陵、北京城和武当山宫观，攻打蒙古和安南，并屡次派郑和下西洋，耗费惊人。仁、宣继位后，政策趋于内敛保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中断与西洋各地的联系，中国的帆船从此绝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从而退出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市场；在边疆，采取收缩政策，无原则地息事休兵，不仅罢兵安南，而且在北方对蒙古奉行单纯防御的策略，屡弃军事重镇；重用宦官，为明中后期的宦官专权埋下了隐患。此外，仁、宣慎用刑罚，客观上对外戚、权贵和官僚的贪残不法起到保护和纵容的作用。宗室、勋戚、官僚恃势弄权、兼并土地，以致百姓破产流亡。到明宣宗去世、年仅九岁的明英宗继位时，明帝国的统治危机已潜滋暗长，时隐时现。1442年（正统七年），宦官王振专权，标志着明朝的历史开始由前期转入中期。各种社会矛盾便急剧恶化，相继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和瓦剌入侵的“土木之变”，明前期的太平和繁荣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
自王振专权始到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去世，通常被认为是明代的中期。明代这一百多年历史的基本特征是：大部分时间内帝王失去了勤政进取的作风，宦官擅权，高层官员争权夺利，普通官员追求浮华的生活，政治日趋腐败。在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的刺激下，明前期所创制的许多社会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益突出。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从嘉靖年间开始，许多官员先后提议多项经济和政治改革。到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则把这场革新运动推向高潮。然而，由于统治阶层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以及皇权运行的专制与独裁，改革触动了一大批当权者的既得利益，也损害了广大中小地主阶层和农民的现实利益。张居正死后不久，即受到抄家惩处，明帝国的改革气象随之荡然无存。
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十岁登基，在首辅张居正和母亲慈圣皇太后的辅佐下，初期尚能勤于政事，爱惜民力，节制有度，是一位“好皇帝”。但亲政后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沉溺于酒色，以酗酒而闻名。有官员说他“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据说有一次他喝得酩酊大醉，竟然荒唐地割下了宫女的头发，还差点将身边两名宦官打死。他本人并不以此为耻，还振振有辞地说，“谁人不饮酒？”活脱脱的酒鬼一个！朱翊钧又是个好色之徒。他宠爱郑贵妃，与之朝夕相处，贪图春宵一刻的快乐。他在后宫多行淫乱，弄来十个小太监，玩起“十俊”的同性淫乱的勾当。为满足永无止境的淫欲，他迷恋饮鸩止渴的房中术。20多岁就搞得身心俱疲，常常动火热症、头晕目眩，这是他多年无法临朝的原因之一。他长期怠政，勤于搜刮，加剧了明末官场的腐败。官员奏疏多被“留中”，严重挫伤了官员参政、议政和行政的积极性。在职官员的考课升迁时停时行，不少官位长久空缺，助长了官场上的因循拖沓之风，为各级官员贪污纳贿、欺压百姓洞开方便之门。明朝的政治环境日趋恶劣，社会矛盾加剧，农民起义、市民暴动、军兵哗变、民族矛盾尖锐等问题日显突出。至末代皇帝崇祯上台时，明王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所以，清朝人在修《明史》时，就发出了“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感慨！
崇祯受命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名由检，又称思宗或庄烈帝。出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是熹宗朱由校的异母兄弟，他的祖父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由检的童年不是很幸福，先是因为万历帝不喜欢他的父亲，即后来的光宗朱常洛，迟迟不愿意立储、出阁教育。待其皇父即位后，又因为内廷权力争斗，即位仅仅一个月时间，便莫名其妙地一命呜乎。光宗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哥哥、16岁的由校仓促即位，即天启皇帝。天启年间，以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控制了明朝中枢大部分的文臣武将。他们广结朋党，打击异己势力，迫害东林党人。为了广树淫威，他们强化特务机关，如锦衣卫和东厂等。举国上下，政治腐败、官员昏庸，贿赂公行，财政枯竭。各级官员不惜民力，以搜括为能事。加之这一时期天灾不断，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燃遍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兵变接二连三，大明江山岌岌可危。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22日，朱由检的兄长熹宗朱由校因病死，因无子嗣可立，按兄终弟及的传位祖制，作为熹宗惟一幸存的弟弟，他幸运地成为明朝第16代皇帝。此时的大明王朝像许多享国日久的王朝一样，在腐败、贪污、贿赂公行以及流民起义的内忧和外部强大的压力下勉强支撑着。可以说，自始至终，巨大的压力没有片刻离开过他的肩头。
不可否认，崇祯是一位意欲有所为的皇帝。即位之初的崇祯皇帝也曾以中兴为己任，力挽将倾之大厦。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剪除长期把持朝政、气焰嚣张的魏忠贤集团。最初，朱由检表面上对魏忠贤及客氏优遇有加、一如前朝。魏忠贤也在试探新君，九月初，他请求辞去东厂职务、回家养病。朱由检把他褒扬一番，“温旨慰留”。但对地方官员请求为魏忠贤建生祠的奏疏，却不置可否，既不责怪，也不批准。魏忠贤只好主动上疏辞建生祠，朱由检又把他表扬了一通，既保留了原来的生祠，但不再增建新的生祠，先把魏忠贤集团稳住。朱由检行动的第一步，是把先帝的奶娘、与魏忠贤沆瀣一气的客氏非常客气地“请”出皇宫，以剪除魏忠贤的权力后盾和政治帮手。接着，朱由检更换了内廷前朝的宦官，把自己作藩王时的亲信调入宫中，把内廷控制在自己手里。这一举措，向人们发出了魏忠贤即将失势的信号。原来依附于魏忠贤的一些官员开始倒戈。曾为魏忠贤卖命的御史杨维垣首先上疏弹劾魏忠贤的第一帮凶崔呈秀，措词虽不激烈，也没有涉及到魏忠贤，但却是明末破天荒的第一遭，不免引起朝野的瞩目，人们都在关注着年轻新君的态度。朱由检沉着应对，既不批评杨维垣，也不对崔呈秀过分指责，只是说“不得苛求”。这种态度显然是在鼓励官员们继续对其进行弹劾。三天以后，杨维垣再次上书弹劾，说崔呈秀“贪淫横肆”。崔呈秀一面上疏辩解，一面循例请求罢免。朱由检先是让他听候处置，过几天下令他回籍守制，以示惩罚。几天之后，朱由检再以“罪状明悉”为由，罢免了他的一切职务。
看见崔呈秀失势，见风使舵的官员们便把矛头直接指向魏忠贤。抨击最为猛烈的是江苏海盐贡生钱嘉徵，他数列了魏忠贤的十大罪状：并帝、蔑后、弄兵、无君、无圣、克剥藩封、滥爵、民、掩边功、通关节等。魏忠贤得知消息后找到朱由检，他痛哭流涕，连呼冤枉。朱由校让内侍官给他诵读钱嘉徵的奏章，魏忠贤听得魂飞魄散，请求辞职养病，以图保全自己的地位与财富。朱由检批准了他的请求，命他回家“调养身体”。此后，朱由检迅速调整宦官的职权，命令王体乾掌管东厂印、高时明掌管司礼监司，改调宁国公魏良卿为锦衣卫指挥使、安东侯魏良栋为指挥同知，控制了内廷局势。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朱由检发布告说，魏忠贤“逞私殖党，盗弄国柄，擅作威福，难以枚举”，将他贬谪到中都凤阳祖陵管事香火，客氏贬至浣衣局。天启七年月6日，权倾朝野、不可一世的魏忠贤自缢在阜城的一家客店里。这一天，离熹宗去世不足三个月的时间。崇祯元年，朱由检下令磔忠贤尸于河间，斩崔呈秀于蓟州，又斩客氏尸。
接着，朱由检对依附魏忠贤集团的文武官员进行了大清洗，有的处死，有的下狱，有的罢官，有的削籍，有的降职等。魏忠贤阉党集团被彻底铲除，一时朝野整肃。
回天乏术
在铲除魏忠贤阉党势力之后，崇祯帝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力图重振朝纲，整饬边防，实现明朝的中兴。崇祯旰衣宵食，非常勤政。然而，由于明帝国积重难返，很多问题并非他本人所能左右，想有所为并不意味着就能有所为。再加上他本人面对惊涛骇浪、内外交攻的窘境，急火攻心，犯了致命性错误，在治国的策略上出现了重大的决策失误，导致最终败亡。
他试图严禁宦官干预朝政，却重蹈覆辙。天启7年
月，崇祯帝下令罢除了各边镇太监。次年正月，再次下令“内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许出禁门”，以防内臣与廷臣结党营私。然而，瞬息万变的时局，很快让朱由检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崇祯二年（1629年）
月，朱由检派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军，12月派司礼监太监沈良佐等提督九门和皇城门、李凤翔提督京营。崇祯六年四月，派司礼监太监张其鉴、郝纯仁、高养性、韩汝贵、魏伯绶等监管粮仓。崇祯九年6月，命司礼监太监曹化淳参与司法监察，十二年，命司礼监太监崔琳参与两浙地区的盐课及各项赋役事务。到崇祯十四年八月，他甚至亲临太学，令司礼监太监王德化“率群臣习仪于太学”。宦官势力除在崇祯即位之初短暂的受挫外，在崇祯朝一直受到重用，全面参与明王朝的军政事务。宦官行使监察之权干预政事，在明代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激化了宦官与文官武将的矛盾，影响了各级官员行政的积极性。《明史》对此评价说：监军的宦官们侵占军饷，握有精兵，不是用来打仗，而是为自己作威作福。宦官贪生怕死，往往临阵逃脱，诸位大臣耻与为伍。
他力图在官员队伍中树立正气、打击朋党，却事与愿违。崇祯二年，朱由检为一大批受到迫害的仁人志士平反昭雪，尤其是恢复东林党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把他们比喻为屈原、岳飞，鼓励他们以大无畏的气概与献身精神为朱明王朝效力。但是，随着宦官势力再度崛起，再加上明后期党争已经成为一种病垢陋习，复杂的派系党争以新的面目呈现出来。崇祯一朝，官员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日甚一日。朱由检曾慨然长叹道：“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
他一边破格用人，一边滥杀将帅。明代选官取士，率重科举，逐渐形成了“非科举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定制。但朱由检认为，那些自幼饱读科举学业的进士纵有满腹经纶，往往与现实需要脱离太远。他不拘于考课升迁的定例，注重实际才干。亲自从地方官中考取录用官吏，破格选拔一批治行卓著的知县、推官进入翰林院。如崇祯二年，后金兵临城下，翰林庶吉士刘之纶上疏直言御敌之策，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崇祯三年，仅仅职任教谕的宋一鹤，因率军有方，先是被提升为兵部员外郎，再升为天津兵备佥事，又以平贼有功，升右佥都御史，至巡抚湖广。崇祯九年后，他更是打破用人制度，但凡有高谈阔论或御敌之材者，皆有可能被提升重用。如陈新甲，万历时举人，崇祯中因战功升右佥都御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