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三卷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 作者:石一宁-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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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南驶ㄅ惆樗�，让自己残存的生命守护她。　
　　丧偶之后的1971年，心力交瘁的杨逵已无力偿还每月五千四百元的利息。他深感来日不多，担心东海花园创建文化城的志向未成而身先死，子孙又无力继续偿还沉重的债务，遂于1972年年底变更东海花园的土地所有权，并与蔡伯勋、叶荣钟、郭顶顺三人达成一项协议：　
　　　
　　以割地还债方式割让三分之二的东海花园土地产权，由他们共同持分，自己则留下仅三分之一（约一千坪），同时并承诺（口头）若此地将来成为文学园地的文化村，则同意无条件归还云云。　
　　　　　　　　　　杨逵变更东海花园的土地所有权的协议，　转引自杨逵次子杨建先生给笔者的信件，2005年12　月28日。　
　　　
　　此时的杨逵，心情沉重到极点。绿岛归来已经十年，虽说“锄耕的农园”开始绽露满园青翠，而“笔耕的心园”仍然在尘封之中，且自己的晚年又被脑神经痛的毛病所折磨，更何况构成杨逵苦难人生精神支撑的叶陶已经随风而逝，这种被现实忘却的历史的寂寞，这种独自面对生命残局的精神寂寞，让杨逵内心充满痛苦。每每空对四壁，心情怅然的时候，杨逵就来到叶陶的墓园前。昔日的恩爱夫妻，一生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如今却生死相隔两茫茫，满腹的话儿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枯坐无语，让纷乱的思绪在唇边香烟的烟雾中久久缭绕。　
　　70年代以后，作家杨逵的生命际遇开始有所转机。1971年8月8日，战前就活跃于台湾文坛的坂口子带领日本女作家女记者观光团访问台湾，专程到台中看望文坛旧识杨逵夫妇，而叶陶已经在一年以前告别人世。感慨万分的坂口子返回日本后，满怀深情地写出《杨逵与叶陶》一文，发表于1971年11月的《亚洲》月刊。杨逵的近况引起日本文坛和学界相当大的反响，台湾留日学者戴国煇，以及日本学者尾崎秀树等人都有意将杨逵回归文学和历史。　
　　1973年，日本研究生河原功，数度前往台湾，以杨逵及其作品作为研究题目。河原功与杨逵来往密切，手中掌握资料相当丰富。他于1973年5月编写《杨贵氏著作目录》，1973年7月至9月编成《杨贵氏略年谱》，给予后来的研究者极大方便。　
　　1973年到1974年，是杨逵晚年生涯中关键性的两年。在岛内外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杨逵再度“出土”，台湾文化界开始重新认识杨逵，并通过杨逵重新认识历史，发掘历史。前往东海花园拜访的人士，从政界、文艺界到学生，逐渐多了起来。1972年，当时就读于东海大学的林载爵，第一次从老园丁杨逵那里读到《送报伕》的时候，整晚的心情都在为之震动：原来台湾还有这样的作品！再往后，约有四个月的时光里，他每天来帮助杨逵浇花，逐渐走进老园丁的文学世界，并于1973年12月在《中外文学》杂志发表《台湾文学的两种精神——杨逵与钟理和之比较》。这篇文章与颜元叔于1973年七八月间首先发表的《台湾小说里的日本经验》一文，都标志了70年代台湾杨逵研究的最早成果。1975年，从绿岛监狱归来的陈映真，第一次在东海花园拜访了杨逵，听他讲起日本学者从殖民地文学研究的立场，对杨逵作品解读的情形。之后，陈映真的文章里，开始不断出现杨逵的名字及其历史功绩。到1978年，林梵的《杨逵画像》由台北笔架山出版社出版，成为有关杨逵的第一本作家评传。　
　　随着学术界研究的升温，杨逵的文学面貌开始被台湾社会所认识，大中学校的刊物也热烈讨论起杨逵的作品。　
　　1972年1月，《春光关不住》刊于《中国现代文学大系：小说》；5月，《新闻配达伕》（即《送报伕》）重刊于日本杂志《中国》第一百零二期。　
　　1973年11月，《模范村》发表于《文季》第二期。　
　　1974年1月，《鹅妈妈出嫁》发表于《中外文学》二卷八期；4月，《冰山底下》发表于《台湾文艺》第四十三期；9月，《送报伕》发表于《幼狮文艺》第二百四十九期。　
　　1975年，也就是杨逵七十岁的那一年，张良泽编辑的《鹅妈妈出嫁》一书，并由台南大行出版社发行，这是杨逵作品第一次以中文结集出版。　
　　1976年1月，《春光关不住》改题为《压不扁的玫瑰花》，收入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第六册，杨逵为日据时代成名的作家之作品收录于教科书的第一人；5月，香草山出版社再版《鹅妈妈出嫁》；10月，台北的辉煌出版社出版《羊头集》，这是杨逵的第二本中文结集。　
　　1976年10月，杨逵之女杨素绢主编的《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的人与作品》，由台北的辉煌出版社出版，这成为女儿献给父亲七十一岁生日的珍贵礼物。　
　　1976年8月，《夏潮》杂志社为纪念杨逵的七十一岁生日，开始策划了一辑杨逵特辑。在10月号的《夏潮》（一卷七期）上，刊出了杨逵访问记《我要再出发》、散文《首阳园杂记》、小说《泥娃娃》，以及何思萍的《除非种子死了——探讨杨逵小说的精神》，于飞的《从〈无医村〉看日据时代的台湾医学》两篇评论。这是杨逵形象在70年代台湾文坛的一次系统性的呈现。杨逵在长篇访问记中，明确认同“人生七十才开始”，他说：“我想对我在过去的年代中所做的各种事情做一次检讨和整理，同时准备再出发。”杨逵语，见《我要再出发——杨逵访问记》，原载《夏潮》第1卷第7期，1976年10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60页。9月，杨逵在学者尉天骢、吴宏一的推荐下，以《鹅妈妈出嫁》一书，参加“第二届台湾文艺奖”选拔，12月25日结果揭晓，杨逵落选。杨逵继续努力，整理过去屡遭退稿的散文投寄各报副刊，《谚语与时代》、《谚语四则》、《我有一块砖》、《自强不息》、《我的小先生》等十九篇作品，皆在这一年发表于《台湾新生报》、《中央日报》、《台湾日报》等报纸副刊。　
　　杨逵晚年一直想写自传，期望还原日据以来台湾社会的真实面貌和新文学运动的历史，但由于身体欠佳、境遇困窘，更因为戒严时期的社会氛围，绿岛生涯对笔造成的“永恒的恐惧感”，使杨逵只好用铁锹把诗文写在大地上，而非写在文学史上。虽然杨逵在70年代开始得以“出土”，但戒严时代的禁忌还远远没有解除。　
　　1974年10月，杨逵六十九岁生日前夕，因身体不适，未能应邀参加台北文学界同仁为他举办的生日座谈会，杨逵专门投寄了《“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与抗日运动”座谈会书面意见》。大概是因为文章第二部分提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第三部分公开了当年的《和平宣言》以及因其坐牢的真相，文章的刊登还是有诸多忌讳，《大学杂志》第七期于1974年11月发表的时候，只刊登了稿子的第一部分。直到杨逵已经去世后的1985年6月，这篇冰冻了十一年之久的文章，才以《台湾文学对抗日运动的影响——十一年前一项文艺座谈会上的书面意见》为题，由《文季》第二卷第五期全文刊登。尽管如此，杨逵始终没有放弃“压不扁的玫瑰花”精神，仍然在创造夕阳岁月中的生命奇迹。他的晚年，可以说是为“历史”而活着，为“台湾的30年代文学”而活着，因为台湾新文学历史的复活，首先是从杨逵的“出土”开始的。　
　　80年代以后，杨逵虽然年事已高，身体欠佳，但他仍然保持了一份对社会的人文关怀。1982年8月22日，应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的邀请，杨逵由长媳萧素梅陪同赴美。在《自立晚报》的专栏访问中，在美国洛杉矶出席“台湾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的演说中，杨逵都一再表明，他最大的愿望还是想写小说。当时美国有一些变成了“台美族”的台湾留学生，说话相当张狂，常常将“要把那些不认同台湾的人，赶到海里去”的话挂在嘴上。他们当中曾有人质疑杨逵：“我们那么费尽力量请你来美国，你不替台独说话？”杨逵则不理会他们那一套，他渴望祖国统一，无论在哪里，他都强调说：“我们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我们是从中国过来的。”　
　　当杨逵与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在爱荷华大学“中国周末”活动中相遇的时候，心心相连的两岸作家们在美国度过了“同参加文学讨论、同吃、同参观游览”的美好时光。在聂华苓与安格尔夫妇为两岸作家代表团举行的家宴上，杨逵和冯牧共同打开一瓶香槟酒，欢乐的笑声令人陶醉；在约翰·迪尔农业机械公司参观，冯牧与杨逵并排坐在一起，气氛亲切融洽；在密西西比河上泛舟，两岸作家自由自在地谈天说笑，合唱民歌，杨逵与萧素梅翁媳合唱的台湾民谣《补破网》和《卖肉粽》，情真意切，委婉动人，特别是杨逵唱歌时流露出那种童心未泯的神情，让人很难想象他已经是一个七十七岁的老人了。　
　　七十七岁的杨逵仍然没有放弃，他与台湾继续进行着一场顽强的世纪长跑。1982年5月7日，在应邀到台湾辅仁大学草原文学社演讲时，杨逵仍然深情地期盼着“老幼扶持，一路跑下去，跑向自由、民主、和平、快乐的新乐园。”　
　　　　　　　　　　杨逵：《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孩子》，原载《联合报》1982年8月1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0页。　
　　事实上，晚年杨逵最大的心愿，也是他坚持一生的理想，就是创建自由、民主、和平、快乐的新乐园，建设人道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东海花园正是他实现政治理想和文学理想力所能及的最后场域。　
　　据杨逵的次子杨建回忆，因为看过国民党的腐败，又被国民党政府关押了十二年，杨逵在开辟东海花园的前些年，曾寄希望大陆会解放台湾。如果大陆解放台湾，他向往着东海大学能够被接收为农工大学。　
　　杨逵的老友，在二二八事件中曾任“二七部队”部队长的钟逸人先生，在接受学者柳书琴访问的时候，也曾说道：　
　　　
　　他（杨逵）希望以东海花园为据点，见到红旗飘扬，台湾被解放，若此他们就要接收东海大学，在那里发扬他的理想。这是他一贯的想法，始终没变，这事他只告诉我，不敢告诉别人。　
　　　　　　　　　　钟逸人语，转引自柳书琴：《荆棘的道路：旅日青年的文学活动与文化抗争——以〈福尔摩沙〉系统作家为中心》，附录，第23页。　
　　　
　　然而，大陆发生的“文革”运动，使社会现实处于一片乱象之中。从报纸不断得到相关信息，杨逵对动乱现实逐渐失望。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引发杨逵感情的复杂变化，遂对东海花园的心愿与前景有了新的安排。他决定将东海花园捐出来，在这里建起一座文化活动中心。在《我有一块砖》、《老园丁的话》、《怀念东海花园》等文章中，杨逵多次表明了自己的这种理想。他说：　
　　　
　　为使这一片土地免于被都市的罪恶污染而保持我原始自——可以自娱娱人的桃源乡，如果有人想在这里盖个艺术馆、图书馆、民艺馆之类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