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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

[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三卷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 作者:石一宁-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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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期刊物上,杨逵以编者身份所加的按语,也表明了他对战后台湾的时局所怀有的忧患意识和清醒态度: 
   
  未战而得胜的台湾光复,虽是可庆可祝、总是因此若抱着中国革命为如桌顶拿柑 台湾话文,意谓“易如反掌”。之安易感,那就惨了。光复了后的新建设目前多难、民权民生的彻底解决尚有多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与主义的完善发展全挂在我们肩上。夙夜少刻都不可撒谎、不可偷懒、不可楷(按:“揩”之误)油、始终一贯以总理的思想、斗志及为人当做罗针自检自规奋斗,才得到达美满的社会。 
          杨逵:《编者按》,原载《一阳周刊》第9号,1945年11月7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11—212页。 
   
  二二八事件之后,由于台湾民众对国民党当局的失望,三民主义的热潮迅速消退,民众已开始用“三眠主义”来称呼“三民主义”。杨逵由朋友资助三万元印刷的五千本《三民主义》皆成废纸,创建三民主义模范省的理想受到沉重打击,他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情绪可想而知。 
  总之,《一阳周报》对于三民主义的推崇与宣传,寄予了杨逵的社会理想,渴望台湾的战后重建,期盼着一种和平、自由、民主的社会新前景,杨逵以他的实际行动,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列。    
第四章 文坛园丁:杨逵的编辑生涯  
三、1946:《和平日报》副刊及其编辑出版活动  
  1946年5月5日,《和平日报》在台中市创刊。 
  杨逵这一年的编辑生涯,主要围绕《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的编辑工作而展开,期间也贯穿了《台湾评论》的编辑工作与民众出版社的出版活动。 
  《和平日报》原为国民党军方报纸,由《扫荡报》扩充而成,总部设于南京。台湾版的《和平日报》由台中驻军《扫荡简报》改组而成,1946年5月创刊,但在系统上不受南京总社的指挥,而是直接隶属于“国防部宣传处”。该报社长李上根 
          李上根,浙江东阳人,抗日初期中央军校三分校十六期毕业,曾任军事记者及台中《扫荡简报》负责人。参见王思翔:《台湾一年》,收入周梦江、王思翔著《台湾旧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4月版,第12页。,以及后来来到台湾参与领导《和平日报》的陈正坤(改名陈洗)、张煦本等人,有意利用来台进步青年加盟,大胆揭露抨击陈仪当局施政,这除了以哗众取宠拉拢当地的文化人扩大实力之外,更隐藏了军方及国民党“黄埔系”同陈仪所凭倚的“政学系”之间的派系倾轧,企图利用民众对陈仪当局的不满情绪来制造舆论,以便取而代之。 
  李上根遂聘任大陆来的进步青年楼宪 楼宪,1908年生,笔名尹庚,参加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任台中二中校长。为经理,又邀请大陆来台湾的进步青年王思翔 
          王思翔,笔名张禹,浙江平阳人,1922年生。1945年秋,因在杭州《东南日报》揭发平阳县县长贪污罪行,被指为共产党头目而逃亡。1946年春天来台,是中国民主同盟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地下活动时期的成员。出版通讯《台湾二月革命记》、通俗读物《我们的台湾》、杂文集《台湾旧事》、《从心随笔》等。以及表兄弟周梦江 
          周梦江,1922年生,原名周大川,浙江平阳人,与王思翔为表兄弟。,分别担任主笔和编辑主任。这三位文化人士于1946年一同赴台,均有左翼思想倾向。据周梦江在《台湾一年》中回忆:“当时我们名义上虽为国民党员,但楼宪早年参加‘左联’,追随过鲁迅先生。王思翔和我则是在家乡受到国民党的迫害而逃到台湾来的。因此我们对国民党的腐败深为厌恶,对共产党较有好感。” 
          周梦江:《缅怀谢雪红》,周梦江、王思翔《台湾旧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4月版,第119页。 
  《和平日报》发行量约一万二千份,经费上也未能得到南京总社的支持,必须走“以报养报”的道路。为了争取社会读者与地方名流的支持,楼宪、王思翔、周梦江上任后,专程拜访了台中政治文化界的一些名人,诸如已息影家园的老一代社会运动家林献堂,市参议会会长黄朝清,市图书馆馆长庄垂胜和研究员叶荣钟,三民主义青年团台中负责人张信义,作家杨逵和张文环,实业家张焕珪等等。 
  《和平日报》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虽然是国民党军方的机关报,却能与具有台共身份的谢雪红合作,谢雪红借此机会安排身边的杨克煌、林西陆、蔡铁城等进入报社工作,以扩充其影响力。周梦江曾谈及这种情况:我们欢迎谢雪红的支持,报社绝大多数人员都是谢氏介绍的。如谢氏的助手以后出任台盟秘书的杨克煌,来到报社任日文编辑科长;一位曾在农民协会工作的林西陆出任副总经理。此外编辑、记者以至一般职工几乎全是谢氏介绍的,报社还聘请她为顾问。 
  就在此时,王思翔他们邀请了杨逵担任《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的编辑。杨逵加盟“新文学”副刊,是与他在大陆文艺界的文学声誉分不开的。其代表作《送报伕》于1936年4月被胡风收录于《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并在大陆文化界有着相当广泛的传播。外省知识分子来台后,仰慕其名其文,纷纷拜访杨逵,杨逵也与他们之间展开文化交流。王思翔在《忆杨逵》一文中就曾提到,1946年春天他刚到台湾,便设法托人邀见杨逵。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王思翔等人来自大陆的左翼文化色彩,以及他们的办报动机和编辑理念,颇能引起杨逵的共鸣与认同。 
  《和平日报》创刊伊始,即开设综合性文艺副刊“新世纪”、青年专刊“新青年”、妇女专刊“新妇女”、纯文学专刊“新文学”、趣味性的“周末版”等副刊栏目。之后又陆续增加了“每周画刊”、“新时代”等等。《和平日报》的核心编辑们有意仿效上海《大公报》的“大捧小骂”策略,在社论和国内新闻处理上,尽量配合军方的反共立场,新闻电讯全部取自官方的“中央通讯社”,以保证不出大的“问题”;而在省内的社会新闻版和副刊栏目上,则以抨击时弊、揭露陈仪政府的专断腐败的指向,鼓吹和平、民主、繁荣的理想,力争成为民众喉舌为特色,这使得原本为军方报纸的《和平日报》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向,一跃而成为除《台湾新生报》之外的台湾第二大报。 
          周梦江、王思翔《台湾旧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4月版,第62页。今天看起来: 
   
  王思翔等人的真正动机则是鼓吹“民主思潮”,他们在副刊“新青年”、“新妇女”、“新世纪”与“新文学”从事这样的文化工作,并刊登大陆的文艺作品,将三十年代以及抗战时期充分发展的“现实主义”文艺美学带进台湾,作为台湾现实批判的利器。 
          徐秀慧:《战后初期台湾的文化场域与文学思潮的考察(1945—1949)》,(台湾)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7月,第104页。 
   
  杨逵加盟《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编辑工作的时候,堪称家徒四壁,叶陶以沿街叫卖小百货维持生计,夫妻两人经常穿着破旧不堪的衣服出入于社会活动场所。杨逵与周梦江对谈时,因为杨逵只懂得闽南话和日本话,每次都要经稍谙北京话的叶陶来翻译。在周梦江的极力劝说下,杨逵先任中文编辑,因语言障碍,自觉无法胜任而请辞的杨逵,后来又担任日本版编辑。 
  《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自1946年5月创刊至同年8月9日停刊,共出刊十四期,历时约三个月,为中、日文并刊。该副刊的编辑方针,特别体现了杨逵及其同仁们的文学理想,那就是以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的孺慕之情,渴望两岸的文化交流;以国际主义文学情怀,关注着世界文学特别是普罗文学的发展态势,以强烈的当下关怀精神,不断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现状与发展提出建言。 
  《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致力于中国文学及文化传统的介绍,让台湾民众更好地了解祖国大陆的整体形象。与此同时,该栏目特别注重通过弘扬五四运动所揭橥的民主、科学精神,试图建立战后台湾的新文化论述。郑振铎的《覆书》、丰子恺的《艺术与革命》、艾青的《诗人》、《关于诗》,老舍的《储蓄思想》、何其芳的《工作者的引见》、《叫喊》,臧克家的《假诗》、陈残云的《走人民的道路》、刘白羽的《饥馑》、郭沫若的《慈悲》、靳以的《给赛珍珠女士》、许杰的《献身文学的精神》、王思翔的《纪念屈原》等篇章,从诗歌、散文、小说、书信到评论,不仅文体形式多样,多为大陆著名作家执笔,且内容多带有左翼色彩。其他像《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成立宣言》、《慰问上海文艺界书》、《山城文坛漫步》等文章,及时地将内地文坛信息传递给台湾,特别是引进了一种思想上受民主主义指导、提倡走进人民大众的现实主义美学,构成了中国左翼文艺思潮在台湾的传播现象。 
  二是热衷于世界文艺的传播,给台湾文坛打开新的视野。从英国诗人雪莱、霍斯曼,到保加利亚的伊凡·威佐夫;从法国作家纪德,到俄国的托尔斯泰、拉甫涅列夫、葛洛斯曼;特别是德国女版画家珂勒维支、俄国的高尔基,对于那些倾向于批判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新文学”副刊都给予热情的介绍和评价。这其中,仅与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相关的就有《高尔基之家》、《苏热烈举行“高尔基纪念周”》(塔斯社讯)、《高尔基的作品在中国》(茅盾)、《高尔基的小说》(艾芜)、《关于写作》(高尔基语录)等五篇,足以见得杨逵对于普罗文学的信奉与崇尚。 
  三是立足于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反思、现实关怀与前景展望,突出了台湾新文学的重建意识。楼宪、张禹的《一个开始·一个结束》、竹林的《应该来个文学运动》,特别是杨逵的《文学重建的前提》、《台湾新文学停顿的检讨》两篇文章,直面光复一年后台湾的社会症结与文坛现实,诸如台湾新文学停顿的主要原因在于包办主义、语言问题、文艺园地缺失、文化交流受阻、文艺工作者团结不力等五个问题,并呼吁文艺工作者自发组织起来,以形成自主、民主的团体,并与全国文联合作,以便重建台湾文坛,以左翼的现实主义推动战后台湾新一波的文学运动。 
  1946年8月9日,《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刊出了最后一期。 
  1946年10月13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为鲁迅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活动,特地向全国各地发出文告。台湾也同步参加了这次活动,各类报刊发表的纪念文章共达三十多篇。其中,由台湾的左翼进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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