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三卷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 作者:石一宁-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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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信念的可贵品质。
《台湾文学丛刊》第一辑目录如下:
小东西扬风……1(小说)
同样是一个太阳守愚……12(诗)
历史王锦江……13(诗)
裁员俞若钦……14(小说)
摸索郑重……21(小说)
台湾民主歌廖汉臣……27(介绍)
复仇叶石涛……30(小说)
黄虎旗杨逵……32(民谣)
《台湾文学丛刊》第二辑目录如下:
失学之日邱陵……1(版画)
却粪扫杨逵……1(童谣)
X区长章开仕……2(小说)
学店洪野……7(小说)
鹿港的渔夫鸿赓……10(诗歌)
文艺通讯史民等……10(通讯)
沉醉欧坦生……14(小说)
漫画二题画/张麟书、阿鸾
谣/杨逵……20
签呈陈涛……37
《台湾文学丛刊》第三辑目录如下:
农村曲……1(歌谣)
民谣小论朱实……2(评论)
葬列张红梦……3(诗歌)
漫画三题画/张麟书、阿鸾
谣/杨逵……4
模范村杨逵……5(小说)
《台湾文学丛刊》问世的时候,经历了二二八事件的台湾知识分子,目睹官方高压政策下的社会现实和寂寞文坛,胸中有太多的情感郁积,愈发感到推展战后台湾文学运动的艰难性和重要性。从杨逵在《台湾文学丛刊》的编辑中可知,刊载作品或以台湾人民的抗暴事件为表现中心,或着眼于台湾历史的重构,或呈现战后初期的台湾社会现实,其中所彰显的,正是杨逵一贯提倡的文学现实精神和批判意识,它鲜明地体现出作者的社会人生态度和文学理念。具体而言:
其一,针对战后初期一些来台的外省人对台湾历史与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无知现象,杨逵有意通过丛刊作品的辑录,见证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压迫的历史,也凸显出赖和以降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史。
例如,廖汉臣介绍的《台湾民主歌》,是从清廷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签字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民众奋起反抗,直到日军强行占领台北城为止。“台湾民主歌”正是台湾沦陷时,风靡全省的一篇可歌、可泣、可悲、可愤的“民间的史诗”。杨逵写的民谣《黄虎旗》,也反复讴歌了台湾人民反满抗日的决心。其小说《模范村》所塑造的阮新民形象,毅然与自己出身的地主阶级相决裂,走上反对日本殖民统治、解放普罗大众的抗争之路,成为日据时期知识分子行动者的写照。蔡秋桐的《春日猪三郎摇身三变》,则在历史的观照中,以一位先后参加社会运动、“皇民化运动”、国民政府筹备会的乡下保正“春日猪三郎”的形象,无情嘲讽了少数台湾人厚颜无耻、攀附权贵的奴隶性格。
1948年,杨逵在丛刊中刊载了史民(吴新荣)的《赖和在台湾是革命传统》,把构建台湾新文学运动史当作重要课题,一如文中所说:
赖和在台湾,正如鲁迅在中国,高尔基在苏联,任何权威都不能漠视其存在。赖和路线可以说是台湾文学的革命传统,谈台湾文学,如无视此一历史上的事实便不是了解台湾文学。有人说台湾的过去没有文学,其认识不足才是笑话呢。
史民:《赖和在台湾是革命传统》,原载《台湾文学丛刊》第2期,1948年10月8日,第12页。
杨逵致力于台湾人民反殖民斗争历史和台湾新文学运动史的建设,是有其明确所指的。台湾光复时,有些来台的大陆人士以解放台湾的功臣自居,对台湾人民五十一年间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反日斗争视而不见,而是一味强调台湾在经历了五十一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后,存留了严重的奴化遗毒,当前的首要工作,就是清除这种遗毒。1946年间,陈仪政府曾以台湾人接受日本奴化教育为口实,阻挠台湾人自治与参政的权利。上述情形,也在无形中造成两岸同胞的隔阂乃至省籍的矛盾。杨逵在《台湾文学丛刊》中编辑刊载了上述作品,是从尊重台湾历史与文化的立场出发,让两岸知识界与民众加强交流与了解,对历史真相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后来在1948年《台湾新生报》“桥”副刊的论争中,杨逵通过《“台湾文学”问答》一文,仍然继续了这个问题的思考,文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基于希望永久殖民台湾的想法,自然以奴化教育为重要国策之一,但是台湾人奴化没有是另一个问题。他说:
部分的台湾人是奴化了,他们因为自私自利,愿做奴才来升官发财,或者求一顿饱。但这种人,在今日原是一批的奴才,他们的奴才根性,说因教育来,宁可说是因为环境。在帝国主义对封建主义控制下的这个孤岛上,自私自利的人都做得奴隶才得发其财。托管派、拜美派当然也是这一类的人。但大多数的人民,我想未曾奴化。台湾的三年小反五年大反,反日反封建斗争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是明证。
杨逵:《“台湾文学”问答》,原载《台湾新生报》“桥”副刊1948年6月25日。
其二,《台湾文学丛刊》本着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直面台湾社会现实,批判腐败政权,抨击时弊,揭示社会不公现象,体现出台湾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立场。
《却粪扫》叙述家境贫穷的失学儿童只能沦落到捡拾垃圾维持生活的悲惨命运;《营养学》这幅漫画,则描绘出细瘦如白鹭鸶的老师,在教导一群干瘪的学生,讽刺黑板上写着的“营养”二字是不能充饥的。《不如猪》的慨叹,竟是农民生养子女不如养猪卖钱划算!其他像《同是一个太阳》、《上任》、《勤》、《裁员》等作品,或大胆抨击了台湾现实社会中营私舞弊、攀亲援戚、假公济私的官场文化现象,或影射了国民党政府接收后的台湾民不聊生的景况。
特别是欧坦生的小说《沉醉》,是以二二八事件为背景,描写一个在台北某机关当佣工的台湾少女阿锦,被从厦门去台湾宝岛“观光”的青年公务员杨先生所骗的故事。男方以结婚为诱饵,逢场作戏,始乱终弃,导致少女落入了失身怀孕的不幸命运。这篇小说最初首刊于1947年上海《文艺春秋》,编辑范泉认为它写得及时,写得好,真实地“揭露了我们某一部分的祖国的同胞正在如何把轻佻与污辱抛给了这块新生的土地。”
范泉评价,原载《文艺春秋》第5卷第5期,1947年11月;转引自横地刚:《范泉的台湾认识——四十年代后期台湾的文学状况》,陈映真编:《告别革命文学?》,(台北)人间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89页。杨逵也高度称赞《沉醉》是“‘台湾文学’的一篇好样本。”
杨逵:《“台湾文学”问答》,原载《台湾新生报》“桥”副刊,1948年6月25日。
总的来看,杨逵编辑《台湾文学丛刊》,是集合不同省籍与世代的左翼作家,将重建台湾文学的理念落实到具体的文艺实践中。在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经济压力下,尽管《台湾文学丛刊》只有发行三期的短促生命,但它对那个时代的见证和审视,却有着相当深远的文学意义。
1948年,杨逵的文学活动还主要表现在《台湾力行报》“新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中。《台湾力行报》为青年军出身的张友绳 张友绳,1922年生,浙江浦江人。抗战时参加青年军,曾响应国民党政府号召,赴新疆推动文化建设而遭逢伊犁事变。二二八事件之后来台,于台中办《台湾力行报》。四六事件时被警总侦讯。顶让北迁的和平日报社而创办,工作人员也以青年军第一期的同学为主。1947年11月12日,以四开三日刊的形式创刊于台中市。张友绳于二二八事件后来到台中,听到被解散的《和平日报》档案资料和人员都还在,听从朋友建议,想办一个地方报纸。后来看到《台湾新生报》“桥”副刊的论争,受到启发,特地开设“新文艺”副刊,1948年8月邀请杨逵出任主编,以培养台湾的青年作家。
参见徐秀慧:《战后初期台湾的文化场域与文学思潮的考察》(1945—1949),(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7月,第105页。
从《台湾力行报》总体的编辑方向来看,何义麟针对《台湾力行报》的研究指出:“创刊词与许多表明该报立场的言论都强调,该报表明自身为三民主义信徒,反对共匪作乱的行径,呼吁为和平建国努力之重要。其言论显示,国民政府溃败之前,尚存在一些模糊空间,三民主义信徒可左可右,和平建国信念转换空间更大。因此,力行报社具有左翼人士活动的空间,但这也不表明该社为左翼报刊。”参见何义麟:《媒介真实与历史想象——解读1950年代台湾地方报纸》之附录《国立台中图书馆珍藏十八种报刊简介》,《台湾史料研究》第24号,2005年3月,第18页。何义麟给予《台湾力行报》的历史定位,是“延续了左翼思潮的地方小报”。
1948年8月1日起,《台湾力行报》改为日刊,并开设了十三种副刊栏目。杨逵主编的“新文艺”栏目于8月2日登台亮相,出刊以定期或不定期形式不断变换,1949年1月23日仍然刊出第三十八期,有可能延续到1949年“四六事件”杨逵被捕而中止。
《台湾力行报》“新文艺”副刊,其编辑方向十分明确,每期刊头都有主编杨逵具名的《欢迎投稿》。其曰:“欢迎各种投稿,没有内容的空洞美文不要。反映台湾现实,而表现着台湾人民的生活,感情,思想动向的有报告性的文字,特别欢迎。”这符合杨逵一贯的办刊方针,他总是自觉地通过编辑活动,以文学再现台湾社会现实。这其中也体现着他对现实主义的、人民大众的普罗文学理念始终不渝的坚持。不管是反映民生之焦苦,百姓之抗争,还是抨击时弊,嘲讽现实,像《福?》、《荣归》、《鲁嫂》、《荒野哀歌》、《林湖大队》在这类《新文艺》副刊登载的作品,多表明了上述创作指向。杨逵还在该副刊发表《人民的作家》、《论反映现实》、《论文学与生活》等三篇文章,大力呼吁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杨逵在阐释了生活之于创作的意义,反映现实的重要意义之后,以充满不平之情的语言,尖锐地指出:
大家须要理解,天天在酒楼菜馆吃大菜的人有多少?天天愁米愁衣的人有多少?而坐在新式的小包车狂东狂西的人是什么种人,无工做甚至有工做尚且不能活命的人是什么种人——确切地了解到这点,才得算是对这现实有点认识,写出来才能算是真正反映现实的。
杨逵:《论“反映现实”》,原载《台湾力行报》“新文艺”副刊第19期,1948年11月11日。
本着反映现实的文学立场,杨逵在“新文艺”副刊的第八期、九期、十一期连续登出“实在的故事”征稿启事:
“白昼说梦“与“空唤乱嚷”的文章;不是现实的需要,读者也已经不觉得什么兴趣了。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如其能够使我们感奋、高兴、愤慨、伤心的事情,我们当要将其发端,经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