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三卷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 作者:石一宁-第5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逵对台湾民众的期待。　
　　《猪八戒做和尚》是一出四幕喜剧，它以丰富的联想，幽默诙谐的笔调，凸显了猪八戒的个性，并借此暗喻出一个“三藏取经的西方极乐世界”，进一步描画出作者的心目中理想社会的蓝图。在剧中，作者将打家劫舍、搜刮民财的猪八戒比作土匪，将鱼肉百姓、贪污赌钱的官府、奸商比作强盗，以此唤起人们对不义不公社会的反抗意志。当三藏与悟空、八戒一行人最后来到桃花源时，舞台上响起孔子的纪念歌，幻灯片映出一张张礼运大同篇的蓝图，杨逵构建的理想社会主义模式尽在其中：　
　　　
　　幻灯（1）大道行也，天下为公（运动大会）　
　　幻灯（2）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群众大会选举长老）　
　　幻灯（3）故人不独亲其亲（养老院许多孩子们为老人服务）　
　　幻灯（4）不独子其子（养育院寡妇照顾许多孩子）　
　　幻灯（5）使老有所终（老人清闲游玩散步读书）　
　　幻灯（6）壮有所用（壮人做水坝耕地）　
　　幻灯（7）幼有所长（幼年学校教育情形）　
　　幻灯（8）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疗养院废疾者互相照顾快乐生活的情形）　
　　幻灯（9）男有分，女有归（集体结婚典礼）　
　　幻灯（10）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稻谷、果实、布匹等捐献大会）　
　　幻灯（11）力恶其不出于其身也，不必为己（修道筑桥植树献也）　
　　幻灯（12）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法院闭门无事做，法官们有的种花，种树，读书）　
　　幻灯（13）故门而不闭，是谓大同（门户开放群集在外面歌舞）杨逵：《猪八戒做和尚》，收入《杨逵全集》第2卷（戏剧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1998年6月版，第148—149页。　
　　　
　　在《猪八戒做和尚》中，还穿插着一种喜剧氛围。它把那些假丑恶的东西撕破了给人们看，给人带来戳穿画皮的艺术快感。另外，像《猪哥仔伯》、《睁眼的瞎子》、《丰年》、《真是好办法》、《婆心》这些剧作，本身就标明了“讽刺喜剧”。杨逵在蒙冤绿岛的日子里，仍然能以笑看人生的态度来面对命运打击，这种乐观主义的精神和对世事的深层透视，使他绿岛时期的戏剧创作越来越趋向“写实的喜剧”，并构成独特的“杨氏喜剧”风格。　
　　杨逵带有喜剧风格的这类剧作，在新旧事物的矛盾斗争中，最终往往是新事物占据矛盾的主导地位压倒旧事物，并由此否定旧事物。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5页。　
　　杨逵剧作的喜剧精神，鲜明地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批评意识，二是乐观主义精神。前者让他以犀利的思想锋芒，洞穿世事，悟彻人生，传达愤世救世的苦心；后者让他以幽默诙谐的笔调，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并始终怀抱新生活的信念，从中获得精神再生的力量和愉悦。这种喜剧精神，正如英国剧作家克里斯托弗·弗莱在《喜剧》一文中，对具有喜剧精神的人的一种认知：　
　　　
　　应当去认识生活，承受死亡，保持欢乐。他们的心灵必须象长生鸟一样坚不可摧，即自焚者必须自行点燃并获得再生：这不是出于一种脆弱的乐观主义，而是靠一种来之不易的深沉的愉悦。［英］克里斯托弗·弗莱《喜剧》，转引自《喜剧：春天的神话》，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4—5页。　
　　　
　　杨逵绿岛时期戏剧中所蕴含的，正是这样一种被置于死地而后生的长生鸟精神，如同那压不扁的玫瑰花，任何时候都保持了绽放的姿态。　　　　
第八章　绿岛言说：以生命倾诉心语　　
　　绿岛时期的杨逵，在生命被囚禁的岁月，以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仍然坚持了戏剧、散文、诗歌乃至家书的写作。这些作品，有的文章刊载于监狱里的《新生活》壁报上，有的剧本得以在年节佳日的绿岛监狱晚会或绿岛街头演出，有的家书记录在“新生笔记簿”上，但在当时，它们根本无法公开发表。即使杨逵出狱后，这些作品不是被封存在家中的铁柜子里，就是在命运的颠沛流离中失落多年，杨逵生前并没有看到它们的正式发表与出版。直到1985年杨逵去世以后，这些被“出土”的绿岛遗作，才得以重见天日。　
　　绿岛时期的写作，是杨逵在世间最黑暗的地方放射出来的生命光芒，它不仅透过杨逵心灵历程的忠实记录，发掘出一种冰山底下也不致冻僵的生命能源；而且以其体裁多样、数量丰富的作品，构成杨逵文学生涯中的另一创作高峰。　　
一、绿岛家书：黑暗中发出的爱与热　　
　　《绿岛家书》是杨逵系狱绿岛时期，绝大部分未曾寄发的家信底稿。这批家书原来写在二十五开的“新生笔记簿”上，一共有四本。从1957年10月12日写起，至1960年11月18日止，前后超过三年的时间，总计一百零七封。从泛黄的笔记本来看，这些信件可能是杨逵所写的草稿，其书写字迹时而整齐，时而凌乱；有删改明显的地方，也有画了增补线却未曾补入之处；有写着“返回”字样的信件，也有标明“不发”记号的信件。按照绿岛监狱的规定，每位受刑人一周最多只能寄出一封经过严格审查的家信，且字数不能超过三百字。所以，杨逵写信时总是先打草稿，如果超出了规定字数，再做修改。这些“新生笔记簿”上所写的，正是绿岛家书的草稿。　
　　这些绝大部分未曾寄发的信件，不仅杨逵家属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就连杨逵本人也早已遗忘，生前未向任何人提起过。直到1986年，也就是杨逵逝世一年之后，正在东海大学读硕士的杨逵的孙女杨翠，从朋友那里，得到了有人辗转送来的《绿岛家书》手稿。当杨逵次子杨建第一次看到这批家信的时候，百感交集的心情实在是难以形容。父亲生前对子女关爱的信件，居然是在父亲去世之后才被子女们读到，历史留下了多少愤懑、痛楚和遗憾！这一切，正如杨建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家》中所说的那样：　
　　　
　　这些家书绝大部分未曾寄发，我乍一接到，当晚挑灯夜读，前景旧事纷纷涌来，可以想见父亲在当时严格的通信字数限制下，不能如愿地将这些关爱寄达家人手中的悲愤之情，二来也可以知道，父亲是想利用书信体的形式，来记下他飘离海外的所思所感……杨建：《一个支离破碎的家》，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页。　
　　　
　　杨建流着眼泪，彻夜阅读。当他合上了《绿岛家书》最后一页的时候，天色已经发亮。杨建细心整理了这批信件，并为它一页页地加了注释。1986年10月18日，《绿岛家书》由《自立晚报》副刊予以连载，至同年12月24日全部刊完，历时两个月有余。《绿岛家书》的公布，受到读者的广泛注目，它让“绿岛杨逵”生前受冤于社稷、死时含悲于家人的沉冤，在杨逵写了《绿岛家书》二十九年之后（从1957年起），在杨逵出狱十五年之后（从1961年起），在杨逵逝世一年之后（1985年），终于得以昭雪。《绿岛家书》后来又经杨建的女婿魏贻君整理一次，并且加上适当的标题，由台中的晨星出版社于1987年3月结集出版，书中收入了从1957年10月12日至1960年11月18日所写的一百零七封家信。2001年12月，彭小妍主编的十四卷《杨逵全集》全部出版，其中第十二卷（书信卷）收入了杨逵从1954年10月15日至1960年11月18日所写的一百一十一封绿岛家书。至此，目前所能够搜集到的绿岛家书，得以完整面貌地呈现。　
　　《绿岛家书》写作的背景，根据杨建的回忆，是父亲锒铛入狱后全家最困顿的日子：　
　　　
　　向电力公司租来的土地，因电力公司要收回以增建员工宿舍，限我们在年底前搬出去，交还土地，这是民国四十六年中的事情，这件事对穷苦的我们而言，形同晴天霹雳，而父亲在家书中所提及的诸事，也从这年开始。……　
　　民国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间，家中情形一如往昔，人人都在窘困的环境中冲撞、挣扎，企图走出一条路来。　
　　但是这一连串的变动，只是家中每个份子各自投入生活，各自与环境搏斗，容或稍有助于家庭，也是微不足道，妈妈仍然每日卖花糊口，债务和利息像滚雪球一样，担子愈来愈重。　
　　家中恒是这般，而在绿岛的父亲在这期间也曾旧病复发，我们断续寄出一些药。这便是这批家书的背景，父亲为理想而受罪，帝制中国有所谓“诛连九族”，而我们虽然没有一起牵连入狱，却在现实生活中到处碰壁，亲友走避，人情冷漠。我们知道，在这个矛盾的时代中，身为一个政治批判者的家属，需要更大的觉悟和勇气。杨建：《一个支离破碎的家》，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2—4页。　
　　　
　　在这种背景下，被囚禁在绿岛的杨逵，对家庭的困境，家人的悲苦愁闷心情，特别是子女在求学、就业、婚姻等方面遭遇的人生问题，用尽言语相劝勉励，频频以出狱、团聚、重建未来新乐园来激励家人，盼望大家携手扶持，共同走过这段悲剧岁月。　
　　有一段时间里，长女秀俄流落花莲当厨师，与家人失去联系；长子资崩只身前往台北谋生，当园丁，做木工，四处转徙；次子杨建从三餐不济的大同工专生涯中脱身，前往高雄入伍受训；次女素绢在南投一带读师专，么女杨碧在台中投考家职，妻子叶陶也留在台中，仍旧以卖花为生。加之远在绿岛的杨逵，全家七口人竟然离散在六个地方！家庭成员各有各的困扰，杨逵每星期依次往每个地方给每一个亲人发一封信，要六个星期才能轮一遍。杨逵面对的是这种现实：按照狱中规定，每位受刑人“每周只能寄出一封三百字的信，心有余而字不足，恐怕很难发生有效的帮助”。杨逵：《快车配上灵刹车》（1959年7月18日，给萌、梅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56页。有一次，因为子女的事情，杨逵多写了几句话，竟被罚以三个月不能寄发家信。后来，杨逵在写家信的同时，开始利用狱中刊物《新生月刊》的版面，与家人讨论问题，帮助他们排忧解难，这成为杨逵解决家书“心有余而字不足”的一种变通办法。杨逵在1958年10月11日给次子杨建的回信中，就曾提到：“关于你面临的诸问题，我很高兴同你讨论一下，一写便写了几千字，这么长的信是不能获准寄出去的，只好等新生月刊发出后寄给你作参考。”杨逵：《人生不怕问题多》（1958年10月11日，给杨建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90页。　
　　《绿岛家书》的每封信，有专门写给的对象，如“亲爱的陶”、“亲爱的绢”等等；也有写给非特指对象的，如“亲爱的孩子”、“陶、绢、碧”等等；每封信都注明写作时间，还有专门署了题目的信件，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凡此种种，跟随著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