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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部分

[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三卷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 作者:石一宁-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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逵对台湾民众的期待。 
  《猪八戒做和尚》是一出四幕喜剧,它以丰富的联想,幽默诙谐的笔调,凸显了猪八戒的个性,并借此暗喻出一个“三藏取经的西方极乐世界”,进一步描画出作者的心目中理想社会的蓝图。在剧中,作者将打家劫舍、搜刮民财的猪八戒比作土匪,将鱼肉百姓、贪污赌钱的官府、奸商比作强盗,以此唤起人们对不义不公社会的反抗意志。当三藏与悟空、八戒一行人最后来到桃花源时,舞台上响起孔子的纪念歌,幻灯片映出一张张礼运大同篇的蓝图,杨逵构建的理想社会主义模式尽在其中: 
   
  幻灯(1)大道行也,天下为公(运动大会) 
  幻灯(2)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群众大会选举长老) 
  幻灯(3)故人不独亲其亲(养老院许多孩子们为老人服务) 
  幻灯(4)不独子其子(养育院寡妇照顾许多孩子) 
  幻灯(5)使老有所终(老人清闲游玩散步读书) 
  幻灯(6)壮有所用(壮人做水坝耕地) 
  幻灯(7)幼有所长(幼年学校教育情形) 
  幻灯(8)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疗养院废疾者互相照顾快乐生活的情形) 
  幻灯(9)男有分,女有归(集体结婚典礼) 
  幻灯(10)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稻谷、果实、布匹等捐献大会) 
  幻灯(11)力恶其不出于其身也,不必为己(修道筑桥植树献也) 
  幻灯(12)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法院闭门无事做,法官们有的种花,种树,读书) 
  幻灯(13)故门而不闭,是谓大同(门户开放群集在外面歌舞)杨逵:《猪八戒做和尚》,收入《杨逵全集》第2卷(戏剧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1998年6月版,第148—149页。 
   
  在《猪八戒做和尚》中,还穿插着一种喜剧氛围。它把那些假丑恶的东西撕破了给人们看,给人带来戳穿画皮的艺术快感。另外,像《猪哥仔伯》、《睁眼的瞎子》、《丰年》、《真是好办法》、《婆心》这些剧作,本身就标明了“讽刺喜剧”。杨逵在蒙冤绿岛的日子里,仍然能以笑看人生的态度来面对命运打击,这种乐观主义的精神和对世事的深层透视,使他绿岛时期的戏剧创作越来越趋向“写实的喜剧”,并构成独特的“杨氏喜剧”风格。 
  杨逵带有喜剧风格的这类剧作,在新旧事物的矛盾斗争中,最终往往是新事物占据矛盾的主导地位压倒旧事物,并由此否定旧事物。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5页。 
  杨逵剧作的喜剧精神,鲜明地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批评意识,二是乐观主义精神。前者让他以犀利的思想锋芒,洞穿世事,悟彻人生,传达愤世救世的苦心;后者让他以幽默诙谐的笔调,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并始终怀抱新生活的信念,从中获得精神再生的力量和愉悦。这种喜剧精神,正如英国剧作家克里斯托弗·弗莱在《喜剧》一文中,对具有喜剧精神的人的一种认知: 
   
  应当去认识生活,承受死亡,保持欢乐。他们的心灵必须象长生鸟一样坚不可摧,即自焚者必须自行点燃并获得再生:这不是出于一种脆弱的乐观主义,而是靠一种来之不易的深沉的愉悦。[英]克里斯托弗·弗莱《喜剧》,转引自《喜剧:春天的神话》,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4—5页。 
   
  杨逵绿岛时期戏剧中所蕴含的,正是这样一种被置于死地而后生的长生鸟精神,如同那压不扁的玫瑰花,任何时候都保持了绽放的姿态。    
第八章 绿岛言说:以生命倾诉心语  
  绿岛时期的杨逵,在生命被囚禁的岁月,以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仍然坚持了戏剧、散文、诗歌乃至家书的写作。这些作品,有的文章刊载于监狱里的《新生活》壁报上,有的剧本得以在年节佳日的绿岛监狱晚会或绿岛街头演出,有的家书记录在“新生笔记簿”上,但在当时,它们根本无法公开发表。即使杨逵出狱后,这些作品不是被封存在家中的铁柜子里,就是在命运的颠沛流离中失落多年,杨逵生前并没有看到它们的正式发表与出版。直到1985年杨逵去世以后,这些被“出土”的绿岛遗作,才得以重见天日。 
  绿岛时期的写作,是杨逵在世间最黑暗的地方放射出来的生命光芒,它不仅透过杨逵心灵历程的忠实记录,发掘出一种冰山底下也不致冻僵的生命能源;而且以其体裁多样、数量丰富的作品,构成杨逵文学生涯中的另一创作高峰。  
一、绿岛家书:黑暗中发出的爱与热  
  《绿岛家书》是杨逵系狱绿岛时期,绝大部分未曾寄发的家信底稿。这批家书原来写在二十五开的“新生笔记簿”上,一共有四本。从1957年10月12日写起,至1960年11月18日止,前后超过三年的时间,总计一百零七封。从泛黄的笔记本来看,这些信件可能是杨逵所写的草稿,其书写字迹时而整齐,时而凌乱;有删改明显的地方,也有画了增补线却未曾补入之处;有写着“返回”字样的信件,也有标明“不发”记号的信件。按照绿岛监狱的规定,每位受刑人一周最多只能寄出一封经过严格审查的家信,且字数不能超过三百字。所以,杨逵写信时总是先打草稿,如果超出了规定字数,再做修改。这些“新生笔记簿”上所写的,正是绿岛家书的草稿。 
  这些绝大部分未曾寄发的信件,不仅杨逵家属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就连杨逵本人也早已遗忘,生前未向任何人提起过。直到1986年,也就是杨逵逝世一年之后,正在东海大学读硕士的杨逵的孙女杨翠,从朋友那里,得到了有人辗转送来的《绿岛家书》手稿。当杨逵次子杨建第一次看到这批家信的时候,百感交集的心情实在是难以形容。父亲生前对子女关爱的信件,居然是在父亲去世之后才被子女们读到,历史留下了多少愤懑、痛楚和遗憾!这一切,正如杨建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家》中所说的那样: 
   
  这些家书绝大部分未曾寄发,我乍一接到,当晚挑灯夜读,前景旧事纷纷涌来,可以想见父亲在当时严格的通信字数限制下,不能如愿地将这些关爱寄达家人手中的悲愤之情,二来也可以知道,父亲是想利用书信体的形式,来记下他飘离海外的所思所感……杨建:《一个支离破碎的家》,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页。 
   
  杨建流着眼泪,彻夜阅读。当他合上了《绿岛家书》最后一页的时候,天色已经发亮。杨建细心整理了这批信件,并为它一页页地加了注释。1986年10月18日,《绿岛家书》由《自立晚报》副刊予以连载,至同年12月24日全部刊完,历时两个月有余。《绿岛家书》的公布,受到读者的广泛注目,它让“绿岛杨逵”生前受冤于社稷、死时含悲于家人的沉冤,在杨逵写了《绿岛家书》二十九年之后(从1957年起),在杨逵出狱十五年之后(从1961年起),在杨逵逝世一年之后(1985年),终于得以昭雪。《绿岛家书》后来又经杨建的女婿魏贻君整理一次,并且加上适当的标题,由台中的晨星出版社于1987年3月结集出版,书中收入了从1957年10月12日至1960年11月18日所写的一百零七封家信。2001年12月,彭小妍主编的十四卷《杨逵全集》全部出版,其中第十二卷(书信卷)收入了杨逵从1954年10月15日至1960年11月18日所写的一百一十一封绿岛家书。至此,目前所能够搜集到的绿岛家书,得以完整面貌地呈现。 
  《绿岛家书》写作的背景,根据杨建的回忆,是父亲锒铛入狱后全家最困顿的日子: 
   
  向电力公司租来的土地,因电力公司要收回以增建员工宿舍,限我们在年底前搬出去,交还土地,这是民国四十六年中的事情,这件事对穷苦的我们而言,形同晴天霹雳,而父亲在家书中所提及的诸事,也从这年开始。…… 
  民国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间,家中情形一如往昔,人人都在窘困的环境中冲撞、挣扎,企图走出一条路来。 
  但是这一连串的变动,只是家中每个份子各自投入生活,各自与环境搏斗,容或稍有助于家庭,也是微不足道,妈妈仍然每日卖花糊口,债务和利息像滚雪球一样,担子愈来愈重。 
  家中恒是这般,而在绿岛的父亲在这期间也曾旧病复发,我们断续寄出一些药。这便是这批家书的背景,父亲为理想而受罪,帝制中国有所谓“诛连九族”,而我们虽然没有一起牵连入狱,却在现实生活中到处碰壁,亲友走避,人情冷漠。我们知道,在这个矛盾的时代中,身为一个政治批判者的家属,需要更大的觉悟和勇气。杨建:《一个支离破碎的家》,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2—4页。 
   
  在这种背景下,被囚禁在绿岛的杨逵,对家庭的困境,家人的悲苦愁闷心情,特别是子女在求学、就业、婚姻等方面遭遇的人生问题,用尽言语相劝勉励,频频以出狱、团聚、重建未来新乐园来激励家人,盼望大家携手扶持,共同走过这段悲剧岁月。 
  有一段时间里,长女秀俄流落花莲当厨师,与家人失去联系;长子资崩只身前往台北谋生,当园丁,做木工,四处转徙;次子杨建从三餐不济的大同工专生涯中脱身,前往高雄入伍受训;次女素绢在南投一带读师专,么女杨碧在台中投考家职,妻子叶陶也留在台中,仍旧以卖花为生。加之远在绿岛的杨逵,全家七口人竟然离散在六个地方!家庭成员各有各的困扰,杨逵每星期依次往每个地方给每一个亲人发一封信,要六个星期才能轮一遍。杨逵面对的是这种现实:按照狱中规定,每位受刑人“每周只能寄出一封三百字的信,心有余而字不足,恐怕很难发生有效的帮助”。杨逵:《快车配上灵刹车》(1959年7月18日,给萌、梅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56页。有一次,因为子女的事情,杨逵多写了几句话,竟被罚以三个月不能寄发家信。后来,杨逵在写家信的同时,开始利用狱中刊物《新生月刊》的版面,与家人讨论问题,帮助他们排忧解难,这成为杨逵解决家书“心有余而字不足”的一种变通办法。杨逵在1958年10月11日给次子杨建的回信中,就曾提到:“关于你面临的诸问题,我很高兴同你讨论一下,一写便写了几千字,这么长的信是不能获准寄出去的,只好等新生月刊发出后寄给你作参考。”杨逵:《人生不怕问题多》(1958年10月11日,给杨建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90页。 
  《绿岛家书》的每封信,有专门写给的对象,如“亲爱的陶”、“亲爱的绢”等等;也有写给非特指对象的,如“亲爱的孩子”、“陶、绢、碧”等等;每封信都注明写作时间,还有专门署了题目的信件,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凡此种种,跟随著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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