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3-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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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以后，这种信念受到了质疑：人的欲求在“数字化生存”的背景中呈现出骇人的无限增长趋势，而对欲壑难填的欲求的无限制满足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增长即进步的观念成为反思的对象，因为它导致了“环境破坏，自然资源的滥用，人们对娱乐的盲目追求”〔9〕。人们发现对于无限增长的追求使自由经济成为一个巨大的吞噬性系统：人为它所控制，它以匿名的方式吞噬自然，生态系统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为了满足人对速度的追求，大地之下的石油被疯狂地抽取，以至于大地上的很多地方正在变成空壳；与舒适生活相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日俱增，数以千万计的废气排向天空，使大气浑浊不堪，温度在显著升高；森林大片大片地消亡，野生物种迅速灭绝；到处都是固体、气体、液体垃圾，几乎找不到清洁的天空、土地、海洋，总而言之，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正在走向崩溃。然而就在生态系统不堪人类之重负的同时，经济学家和各国首脑所考虑的首要问题仍是如何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美国联邦储备局随时准备降低利率以刺激消费。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现有经济体系不得不刺激大多数人对于奢侈的欲求。现在的状况是：所有人不奢侈，自由经济将死去。但是经济增长果真是无限的吗？对于自然界的索取需不需要设置必要的限度？人类生存的终极目的是否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求？这些问题并不是没有人思考，自由经济的倡导者也意识到了上述问题，只是他们已经处于不由自主的状态。自由经济正如一辆不断加速行驶的战车，在以越来越高的效率吞噬自然的同时奔向前途莫测的前方，而解决当下问题的手段永远是继续加速。这是一个荒诞的现实，但人们又必须接受它，正如丹尼尔·贝尔在谈到当代资本主义已丧失了合法性以后所反问的那样：“可是，若不把经济发展当作自己的任务，资本主义存在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进一步的追问会揭露这种状态的可怕之处：要是继续无限制地追求经济增长，人类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自由经济悖论意味着人类正处于困境中。这对于人类来说是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我们找到了一个可以保证个体自由的经济制度，但它却在毁灭着我们的世界，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拯救之路在哪里？是在自由经济内部，还是要对自由经济本身进行限制，抑或要最终超越自由经济？限制自由经济会不会损害人的个体自由，因而使我们以放弃部分自由为代价维持世界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这些问题是难以回答的，却是无法回避的。解答这个问题将是人类在二十一世纪最艰难、最关键、最重要、最伟大的使命。人类的命运决定于对它的解答。
注释：
〔1〕〔2〕〔3〕〔4〕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60～61、87、92、29页。
〔5〕〔6〕〔7〕〔8〕〔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213、82～84、151、152页。
〔9〕〔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第128页。
对“快感”的蹙眉与微笑
？ 王开岭
（一）
性——人类文明结构中的核心问题？
答案是肯定的。比如人类生存和竞争中一些重要的“占有”符号：权力、财富、等级、门第、荣誉、事业、成就……哪个背后不摇曳着“性”的神秘裙角和胴影？哪个背后不藏匿着“性”的注视和怂恿？包括战争和犯罪、统治的鼎盛和衰落，也无不和“性分配”有着深刻的渊薮关系，多少都能从“性能量”的酝酿、抑制、错位、爆发、夺取……中找到谜底。在弗洛伊德那里，“性”甚至成了生命资源中最大最醒目的一支股份，她像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那样披覆着分娩历史的光辉（在罗马和埃及历史上，克丽奥佩特拉个人的性能量发挥了创造历史的作用，她不仅征服了凯撒大帝，连新任罗马执政官安东尼也拜倒在其石榴裙下。为表示对女王的尊敬和感激，她怀毒蛇自杀后，埃及人按风俗中的最高礼遇，将一头牡牛的阳物放入其体内）。
所以，“性”之遭际让关心人之命运的知识分子感到焦灼和忧虑，也就不奇怪了。在祝勇编的《对快感的傲慢与偏见》中，即有一辑专谈“性”的文论。其主打篇的题目即《对快感的傲慢与偏见》，作者敬文东，他不仅同意弗洛伊德的看法，且狠狠吹擂了一通，将“性”膨胀到了和“历史”一样的顶天境界：“钱钟书先生在一篇精短的随笔中曾经写道：‘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论快乐》）……说得直白些，引诱我们创造、向上、向前，最真实的东西其实就是快感罢了。快感的邻居和亲戚总是和肉体有关。对快感的追求，坦率地说，最终引诱我们创造了—整部关于人的历史。快感是历史最大、最终的动力——不管是有关善的快感还是恶的快感……原子弹、氢弹只是性快感的轰然爆炸，飞机、宇宙飞船则是性快感的飞翔形式，贪污、腐败恰恰是性快感的丑陋表达，音乐、美术、诗歌仅仅是性快感的艺术载体罢了。”
一句“说得直白些”，将钱先生端坐的身子震歪了，让其“快乐”一下子掉进了形而下的肉缝里（我甚至看见了先生勃然大怒的样子）。不能不说这份“大媒”玩得过火，好在旨在“抛砖”，意在激将出“性”这道“酥”话题来。对这段“矫大枉小过正”的文字，我表示理解和赞许，至少它给躲藏在人类价值深窖中——原本就处于“领导核心”的“性”——放下一道绳梯，真正提拔至“主席台前排”就坐了。
（二）
性是自然法。根据柏拉图的观点，人生来即自感欠缺，故要从异性身上获得“完整”。人之本性绝对是“渴望他者”，即“斥同——求异”的。这决定了人的所有欲望都在于向“异”性的事物靠拢和挺进，男女、阴阳、正负……最后的完成与结合无不呈一种“凸凹”拥合模式，而所谓“满足”即一种“到位”“互补”“嵌合”的自然状态——好比“太极”交尾图。在人类发明的所有几何图中，没有比“太极”意像更大快朵颐、更欢悦人心、更能生动地揭示阴阳之秘的了。
社会历史的暗河之一即“性”的流通史。看不到这点，要么撒谎，要么无知。
无论古印度、古埃及文明，还是古希腊罗马、华夏文明……“性”，都在生命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演绎和释放，于宗教、雕塑、文学、建筑等方面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印度的“湿婆”神和埃及的生殖崇拜，古希腊罗马的狂欢日和酒神节，中国的“伏羲女娲交嬉图”，春秋时男女群欢的“仲春之会”，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
古希腊被后世誉为人类最自由最明媚的“儿童期”，大概也和那个时代的“性沸腾”和肉体解放有关，而它蓬勃的人权意识、自由理念和激越的艺术创造，与其“性坦荡”亦不无瓜葛。华夏史上的“儿童期”，大概要首推《诗经》年代了。《诗经》中的《风雨》《野有蔓草》、《桑中》、《东门之杨》等都露骨地表达了当时的“会男女”之风。
有自由，就会有枷套接踵而至；有狂恣，就会有纲纪尾随而来。所以性在历史上便有一场大起大落、—波三折的诡谲演出。在华夏，有从“男女授受不亲”乃至“革人欲复天理”的儒纲理学。而欧洲，则在基督教的呵斥下坠入了绝欲清寡的漫长中世纪。
有讽刺意味的是，愈是理论上轻视肉体、对“色”口诛笔伐者，愈是只争朝夕地偷偷品咂“快感”之妙：比如宋朝朱熹，这位被皇帝作为二级圣人请进孔祠的道学大师，就曾被人以“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偕行”、“冢妇不夫而自孕”等罪名弹劾。而圣奥古斯丁（354～430），这位欧洲神学之父、禁欲理论的首席掌门，虽将鬓衰体弱的后半生留给了“忏悔”，但却把年富力强的前半段用于疯狂的纵欲：“上帝啊，给我贞节吧！——但现在不！”李书崇在其《东西方性文化漫笔》中道：“被圣奥古斯丁用理论武装起来的禁欲主义，使西方男女的脸上长达十个世纪没有挂上过笑容；难怪罗素说：‘他的思想阴影，就像一种沉重的物质力量，笼罩着西欧人心头一千年。’”
圣人们的“桌下曲”无不言说着一个事实：“性”牢不可摧！“快感”不战自胜！即使道学表面上再狰狞再凶悍，其本质也是虚弱不堪的。就连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圣雄甘地，也不得不羞涩地承认：当他和天香少女肌肤相近时，自己竟遭“冲动”袭击！
文化伦理对“性”的钳制毕竟有其历史契约性，而最黑暗、最不人道的对“快感”的剿灭却来自政治和权力意识形态。比如二十世纪的政治极“左”运动。
颇富深意的一个现象是：“性”与“民主、人权”在遭际上竟有着惊人相似！现代专制集权虽政治上高扛“反礼教”“反封建”旗号，但对“性”的态度却和禁欲主义、中世纪神学如出一辙，这在昆德拉、克里玛、奥威尔、王小波等人的小说中都有淋漓的影射。比如奥威尔的《1984》：为了取消一切和“党”争夺群众的东西，确保对党魁“老大哥”一人的绝对忠减，“党”推行“性严格主义”和“新女性”政策，不仅在价值观上苛意贬低“性”，甚至试图从技术上废除“性高潮”；用主人公温斯顿的话说，他妻子的身体“已被党的力量永远催眠了”。在这样的禁欲统治下，人的政治反抗也往往采取了性的方式，比如温斯顿和少女朱丽叶的偷情，以及朱丽叶故意和“党员”们淫乱等。中国“文革”时曾秘密传抄的“地下黄毒”——《少女之心》，亦属此例。性也是一种政治反抗，而且是最易操作、成本最低、代价最小和最惊心动魄的一种反抗。和受苦受难的斗争方式不同，她是一种愉悦方式的反抗，是身心并赴的一种狂欢式的发泄，其本身无甚风险，因为性能量每个人都天生具备，随身携带，可随时随地爆发与消逝，过程简单而隐蔽……
（三）
以上所说，无非是承认“性史”在“社会史”、“人类史”中占据着极重要的一页，亦是对轻视肉体的虚伪行径表示厌恶，但并不意味着在“性”与“人”之间绝对地划上等号。这也是我和敬文东先生间的一点歧异。
物极必反乃自然之道。性也不例外。任何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在本质上一样反常，一样有悖健康人性。愈淫乱的社会愈易生禁欲，愈禁欲的时代愈易致纵欲，就说明了这点。
应该说，“性”——在人的所有天性中，是最难以自身意志来控制、最难用律令来约束的，就像大自然无处不在的水。水无形，又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