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后期宗教史-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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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购置经书刊物，一些地方建立了经书流通机构，如 1928年上海创办的中国
回教经书局。这些形成了明末清初以来中国伊斯兰学术文化研究的新高潮，
涌现了一批对《古兰经》学、圣训学、教法学和伊斯兰哲学研究造诣精湛的
学者、经师。其中以王静斋、达浦生、哈德成、马松亭、杨仲明、虎嵩山、
杨明远、马以愚、马良骏、庞士谦、马坚、舍姆斯丁、泰剑立·萨依布等比
较有名，他们对近现代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中国伊斯兰教派方面，民国时又一次经历了内部分化时期，从而形成
了现代中国伊斯兰教派派别格局，其内部分为格底木、苏菲主义门宦（包括
虎非耶、嘎迪林耶、哲赫林耶、库不林耶）、西道堂、伊赫瓦尼派、赛莱菲
耶派以及依禅派。
哲赫林耶：哲赫林耶教派经过马元章、马元超兄弟在甘肃张家川、固原
等地多年的苦心经营，恢复、发展和巩固了该派的传统。到1920年马元章因
地震遇难时，哲赫林耶教派已经走上了继马明心和马化龙之后的第三次全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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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该派分离为沙沟、北山、南川、板桥和新店子等几个支派门宦。
虎非耶：虎非耶原有的支系1917年以后仍然存在的有花寺、毕家场、穆
夫提、北庄、胡门、鲜门、通贵、临洮、刘门、小刘门、灵明堂、洪门、崖
头、碱沟井、丁门、文泉堂等。曾经盛极一时的北庄门宦，到1928年，因受
马仲英发起反对国民军刘郁芬事件的影响，该门宦所倚重的甘州镇守使马璘
解甲归田，门宦也因此衰落。其后虽有恢复，宗教活动也开始变得活跃，但
门宦内已分为五个支系，各立门户。马一龙创建的灵明堂，到1925年他逝世
后，其门下分裂为东堂、西堂和中堂。洪门在创始人洪海儒去世后也分为两
支。临洮门宦在其第八代教主马成章时得到巩固和发展，在社会上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
1920年左右，马叶哈雅从崖头门宦中分离出来，创立高赵家门宦。明月
堂的创教老人家是马仁甫，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灵明堂，战后到固原三营
修建院落，取名“明月堂”，并进行传教活动。40年代，原临夏格底木派著
名阿訇法贞遵循虎非耶学理，不收徒传授教理，也不发展信徒，而坚持自己
信教、静修。由于其声望较高，在河湟地区一些信奉他的阿訇、满拉中形成
了一个新的门宦——法门门宦。撒拉族人苏哇什于40年代接受阿卜杜勒·法
塔赫的传教旨意，在青海循化一带传教。信教群众以其传教人的族称而取该
派名为撒拉教。
嘎迪林耶：除原有的大拱北、香源堂、韭菜坪、后子河等支系外，还有
马德明在宁夏固原创立的齐门门宦，到20年代，得到了当地穆斯林的承认。
赛莱菲耶派是中国伊斯兰教受沙特阿拉伯瓦哈比派的主张影响而形成的
新的教派。其意为“尊崇前贤者”。又因该派在礼拜时抬三次手，故又有“三
抬”之称。1936年，甘肃河州伊赫瓦尼派阿訇马得宝 （尕白庄）、马尤努斯
等人前往麦加朝觐。回国时，带回《光辉的明证》、《伊斯兰之军》和《麦
克塔勒海》等宣传瓦哈比派主张的经书，在河州一边研究一边传授，遭到伊
赫瓦尼派的反对，次年从中分出另成一派，吸引了一部分信仰者，只是人数
不多，直至解放后才有所发展。赛莱菲耶派主张严格按《古兰经》和圣训的
规定行教，恢复伊斯兰教初期的纯洁信仰和本来精神，反对苏菲派的圣徒崇
拜、圣墓崇拜等习俗和脱离经典指导的宗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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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东南亚与南亚的伊斯兰教
1。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
20世纪初，印尼一批伊斯兰教民族主义者和一批伊斯兰教学者逐渐形成
了一个主张革新的“新派”，并成立了三个革新组织。其中一个是“伊斯兰
教商人联合会”，是1911年由印尼的花裙商哈只·沙曼胡迪在梭罗成立的，
并在各地成立分会。1912年，该会改名为“伊斯兰教联盟”，负责人为泗水
人哈·乌·赛·佐克罗阿米托 （1882—1934）。该联盟的宗旨是，救助贫困
盟员，维护盟员的物质和精神利益，发展民族资本，捍卫伊斯兰教的纯洁性。
1912年以后，“联盟”迅速发展，1913年盟员达8万人之多。1918年9月，
“联盟”在泗水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谴责荷兰政府是“罪恶的资本主
义”的保卫者和支柱，并号召与之进行斗争。这标志着“联盟”政策的一大
转变。1919年，“联盟”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200多万成员的群众性的人民
团体。同年12月，“联盟”与印尼共产党共同成立“印度尼西亚工会联合会”，
并在各地设立了22个分会，会员达到7万多人，到1921年3月，“联盟”
在日惹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它已是一个拥有250万盟员的团体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印尼这三个革新派穆斯林社团，尽管曾多次组织群
众同荷兰殖民者作过各种形式的斗争，但由于政治主张不同，思想倾向各异，
内部不团结，缺乏坚强的领导和目标，最终都衰落了，有的转入泛伊斯兰主
义的宣传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27年以后，在苏加诺 （1901—1970）
的倡导下，印尼民族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荷兰殖民者采取最严励的镇压手段对付印尼人
民的反抗。因此，同荷兰殖民当局合作以求进步的任何希望彻底被粉碎了，
以致反抗荷兰殖民者成为将来唯一可能的策略。当时，印尼各社会团体都把
争取国家自治和独立当作政治努力的首要目标，从而民族主义思想在当时印
尼思想意识中占了首位，并拒绝了城市伊斯兰教领导者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改
良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后来成为独立的印度尼西亚首任总统的苏加诺担起
了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重任。
苏加诺出身于爪哇的一个教师家庭。早年在他父亲的学校里完成学业之
后，被送到泗水欧洲高级中学学习。在泗水，他结识了许多早期的政治领导
人，接受了东印度党的思想影响，逐渐形成了民族主义的思想和理论。苏加
诺认为，为了独立事业，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应该团结起来，
但前两者应从属于第三者。民族主义应成为印度尼西亚的主体思想。1927年
7月4日，苏加诺与万隆的“学习俱乐部”联合创建了一个新党—“印度尼
西亚民族联盟”，苏加诺任主席。1928年改名为“印度尼西亚民族党”。该
党目标是通过不合作方式和群众组织，争取实现印尼的独立。1929年，印尼
几个组织，包括民族党、伊斯兰教联盟党、至善社、泗水学习俱乐部、爪哇
的地方组织以及基督教组织联合成立了“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协议会”。这
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以全印尼民族主义作为共同的思想标准。“协
议会”要求印尼各政党、各派别、各团体捐弃分歧，以共同的民族利益为重。
然而，在这“协议会”中仍然存在着目的、思想意识和个性方面的分歧。
1930年，以城市商人为主体的伊斯兰教联盟党要求承认伊斯兰教在印尼的特
殊地位，声称唯有伊斯兰教才能成为印尼国民性的基础，最终要在印尼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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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伊斯兰教国家。这种主张遭到其他政党和组织的拒绝。而“世俗”的印
尼民族主义者却羡慕地注视着在埃及、波斯、伊拉克，特别是土耳其等地，
在现代主义的名义下宗教与政府相分离。但这一主张也遭到伊斯兰教联盟党
的强烈反对。因此，伊斯兰教联盟党退出了这一联合阵线。这样，印尼的伊
斯兰教组织和政党并没有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联合起来。
1930年，荷兰当局逮捕了苏加诺和其他领导人，从而使印度尼西亚民族
党陷于瘫痪状态，并中止了活动，由新创建的印度尼西亚党取而代之，但力
量已相当薄弱了。1931年12月，苏加诺获释后，于1932年8月加入印度尼
西亚党。与此同时，在荷兰居住了11年后回国的哈达接管了由沙里尔于1931
年创建的印度尼西亚国民教育党 （亦称新印度尼西亚民族党）的领导权。印
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运动开始了分裂。随着1933年、1934年苏加诺、哈达、
沙里尔及其他领导人相继被捕，印尼的民族主义运动走向衰落。直到 1942
年7月，苏加诺、哈达和沙里尔在雅加达再度联合，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
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作最后努力。
1942年3月至1945年8月，在印度尼西亚历史上称之为日本统治时期。
日本占领了整个南洋群岛后，为了巩固其统治，扩大其在整个亚洲的侵略，
除了把印尼经济加以改造和改变方向，以适应日本侵略战争和控制东亚、东
南亚经济的需要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策略重点是清除西方对印尼的影响，
以便把当地人动员起来，维护日本人的统治。当时，印尼全国民族主义运动
高涨，穆斯林群众对多年来统治他们的荷兰殖民者非常痛恨，纷纷举行起义
或暴动。因此，一些伊斯兰教上层领导人企图采取“以日制荷”的策略，同
日本人接触，以期得到他们支持。如1939年，亚齐伊斯兰教领袖 （乌里玛）
们在穆罕默德·达乌德·贝鲁的领导下，组织了全亚齐伊斯兰学者联合会，
以保卫伊斯兰教和鼓励伊斯兰教学校现代化。联合会与日本人接触，得到了
他们的帮助。就在日本人在该地区登陆前三个星期，即1942年2月9日，亚
齐乌里玛开始发动反对荷兰殖民者的行动。而日本侵略者也想把印尼的伊斯
兰教势力作为一支可借用的力量加以拉拢和利用。1842年3月，日军在爪哇
宣布禁止一切政治活动，解散一切现存的政治组织的社团，建立宗教事务部，
任命伊斯兰教联盟党领袖佐克罗阿米诺托的弟弟阿比库斯诺·佐克罗苏约梭
为印尼伊斯兰教的代言人。1942年4月，日本侵略军在爪哇试图发起一个称
之为“三亚”的运动，即所谓日本是亚洲的领袖、保卫者和光明，但遭到印
尼人民的抵制，没有达到目的。不久，日本军事当局对阿比库斯诺的伊斯兰
教联盟党开始不信任，把注意力转向另外两个伊斯兰教组织——穆罕默德协
会和伊斯兰教师联合会。日本人认为，城市伊斯兰教领导人民族主义和现代
主义情绪浓厚，而后两个组织主要在较小的市镇和乡村，偏重于学校和福利
活动，又无明确的政治要求，能够成为他们动员群众的一条新的途径。1942
年末，雅加达宗务部首脑堀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