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谈美书简-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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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以前。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即已提出了很精辟的典型说。他强调艺术典型须显出事物本质和规律，不是于事已然，而是于理当然；于事已然都是个别的，于理当然就具有普遍性，所以说诗比历史是更哲学、更严肃的，也就是具有更高的真实性。不过诗所写的还是个别人物，即“安上姓名的人物”。在个别人物事迹中见出必然性与普遍性，这就是一般与特殊的统一，正是艺术典型的最精确的定义。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还曾提出过一种“类型”说。他按年龄和境遇把人分为幼年人、成年人、老年人以及出身高贵的人、有钱的人、有权的人几种类型，并且对每一类人作了概括性描绘。他的用意在于要艺术家熟悉观众的性格与心理，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

　　后来，贺拉斯发挥了他的类型说，而抛弃了他的典型说。此外贺拉斯还提出了“定型”说。所谓定型说，就是借用古人已经用过的题材和人物性格，古人把一个人物性格写成什么样，后人借用这个人物性格，也还是写成什么样。比如写阿喀琉斯这个人物，就应象荷马那样，把他写成“暴躁、残忍和凶猛的人物”。贺拉斯的理论在西方产生很大影响。他的信徒中包括布瓦洛、普·德·维迦、孟德斯鸠等人。甚至丹纳也认为美的事物就是很清楚地显示“种类特征”的事物。类型说和定型说的哲学基础是普遍人性论。它所以长期得以流行，理由大体有两个：一是过去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要求一切都规范化和稳定化；一是统治阶级一般倾向于保守，他们更喜欢自己所熟知的人物和故事。

　　十八世纪以来，典型观发生了两个重大转变，这就是在共性与个性的对立关系上，重点由共性转向个性，并终于达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在人物行动的动因方面，由蔑视或轻视环境转向重视环境，甚至比人物性格还看得更重要。这种转变主要是由近代社会政局的激变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而造成的。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开其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批判黑格尔的基础上又集其大成。

　　黑格尔的出发点是所谓的“理念”，他给美下的定义“理念的感性显现”带有客观唯心主义的烙印。不过他毕竟认识到了典型人物性格与典型环境的统一，而典型环境起着决定典型人物性格的作用。他把环境称作“情境”，在这种情境中，当事人须在行动上决定何去何从，这时才显出他的性格。这就是说在黑格尔看来，人物性格是由一定历史环境决定的，而且是矛盾辩证发展的结果。不仅如此，还应指出，黑格尔虽从理念出发，却把重点放在“感性显现”上，强调“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的典型观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的。这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信，恩格斯给敏·考茨基、玛·哈克奈斯和保·恩斯特的信中见出。恩格斯在给敏·考茨基的信中批评了她的小说《旧人和新人》主要人物过于理想化，“个性消融到原则里去”，同时异常扼要地阐述了典型的共性与个性统一的原则：“……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个人。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　

　　恩格斯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进而明确地提出了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的要求。他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这里，典型问题与现实主义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从而使这两个概念获得了新的更为明确的含义，这就是要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约而同地指责拉萨尔的《佛·封·济金根》没有抓住农民战争这个主要矛盾，把一个已没落而仍力图维护特权的封建骑士写成一个要求宗教自由和民族统一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指出他的最大过错正在于不够莎士比亚化，而是采取了席勒方式，把一些个别人物转化为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都把典型环境看作决定人物性格的因素，而典型环境的内容首先是阶级力量的对比。

　　第12封信主要讨论悲剧与喜剧这一对范畴，因为它们在西方美学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戏剧本身就是一种最生动鲜明的艺术，一种和观众打成一片的艺术。人人爱看戏，不少人都爱演戏。戏剧获得了越来越蓬勃的发展，黑格尔曾认为戏剧是艺术发展的顶峰。例如古希腊、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西班牙和法国，浪漫主义时代的德国，戏剧都处在时代前列，领导了当时的文艺风尚。戏剧的这种崇高地位是怎么形成的呢？朱光潜认为，喜欢做戏是人的普遍性冲动。不但人，就连猴子鸟雀也爱模仿同类动物乃至人的音容笑貌和行为动作来做戏。不但成年人，就连婴儿也爱模仿所见到的事物，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他认为戏剧的许多道理就寓于“儿戏”之中，“儿戏”的快乐中就包含有美感。人既然有生命力，就要使他的生命力有用武之地，就要行动，行动就能发挥生命力，就感到舒畅；不动就感到憋闷，憋闷就是生命力被堵住，不得畅通，就感到愁苦。因此，不能否定文艺（包括戏剧）的消遣作用，消遣的不是时光而是过剩的精力。平时我们从事着比较单调的劳动，只有部分生命力得到发挥，其他大部分生命力则遭到了囚禁，难得全面发展，艺术特别是戏剧，却给人提出了发挥其遭到囚禁的生命力的机会，戏剧既表现为动态，也表现于静态，既生存于时间中，又生存在空间里，既诉诸于人的听觉，又诉诸于人的视觉，戏剧是一种综合性最强的艺术，戏剧所产生的美感在内容上当然也就是最复杂、最丰富的。

　　当然，悲剧与喜剧所引起的美感又不同。亚里士多德说，悲剧应引起恐惧和哀怜两种情感，这两种情感本来是不健康的，通过悲剧激活它们而使之得以“净化”或“发散”。这一说法演变到后来就成了心理分析派弗洛伊德的“欲望升华”或“发散治疗”说。关于喜剧，亚里士多德首先把丑与可笑性作为审美范畴提出，但没有说明喜剧令人发笑的原因。霍布士提出“突然荣耀感”说，认为喜剧所以引人发笑，是因为突然萌发的个人荣耀感，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现在比过去强。柏格森认为笑与喜剧都起源于“生命的机械化”，生命本来应富有弹性，能随机应变；生命机械化，就走向反面，成为人们的笑料。但笑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警告，使可笑的人觉得自己笨拙，加以改正。由于笑有实用目的，所以它引起的美感不是纯粹的。

　　朱光潜在《谈美书简》的结束语中，谈到了必然与偶然在文学中辩证统一的关系问题。问题的缘起是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序言”里说的一段话：“机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要想达到丰富，只消去研究机缘。”这段话给他很大触动，使他在读恩格斯给约·布洛赫的信时产生了许多联想。恩格斯在信中说“……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因素，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其中内部联系很疏远或很难确定，使我们把它们忽略掉甚至认为它们并不存在）而向前发展……”这就是说，必然要通过偶然而起作用。他想起一个有趣的例子：普列汉诺夫引用的法国巴斯卡尔一句俏皮话：如果埃及皇后克莉奥佩屈拉的鼻子生得低一点，世界史也许会改观。同时他想起文学名著中几个著名片段：希腊伊底普斯杀父娶母，罗密欧与朱丽叶为情而死，《牡丹亭》中杜丽娘为情所困等。显然，这些事件或情节之所以能引人入胜，就是由偶然机缘所造成的惊奇感，而惊奇感正是美感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朱光潜认为，偶然机缘是文艺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偶然机缘背后总是隐藏着一种必然性。恩格斯解释“偶然事件”时说它们有“内部联系”，不过这种联系很疏远或难以确定，还没有为人所认识，这就是说，人还处在无知状态中。希腊神话就是无知和幻想的产物，人们不安于无知，于是就幻想出种种的神作为偶然事件的动因。古希腊人把“未知的必然”称作“命运”，这一方面暴露了人的弱点，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人依凭幻想去战胜自然的强大生命力。

　　人常常生活在必然之中，因此碰上偶然机缘，就使人精神上多少得到解放，遂产生一种快感，这种快感便是美感。好的文艺作品常常有所谓“神来之笔”，浸透着充沛的生命力和高度的自由。过去人们常迷信“灵感”，其实灵感不过是作者在意识中长久酝酿而突然爆发进入到意识里，这种突然爆发有赖于事出有因而人尚不知其因的偶然机缘。杜甫总结自己创作经验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神”就是灵感，似乎是出自偶然，其实来于“读书破万卷”的辛勤劳动。我国有句老话：“熟能生巧”，灵感也不过是熟中生巧，还是长期锻炼的结果。

　　朱光潜由此又联想到艺术起源于游戏的问题。他认为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的不可逆转的定论，但在文艺这种生产劳动中，游戏也确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理由之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指出的必然要通过偶然而起作用，而偶然机缘突出地表现于游戏中，特别是所谓“戏剧性的暗讽”。理由之二是，劳动与游戏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异化的结果，等到消除了劳动异化，进入了共产主义时代，一切人的本质活动都会变成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劳动与游戏的对立就不复存在。不过，他表示，这个问题还没有考虑成熟，准备继续研究下去。如果你有兴趣，不妨一试。　
　
　一、代前言：怎样学美学？

　　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七年，我有十多年没有和你们互通消息了。“四人帮”反党集团被一举粉碎之后，我才得到第二次解放，怀着舒畅的心情和老马伏枥的壮志，重理美学旧业，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们才知道我这个本当“就木”的老汉居然还在人间，纷纷来信向我提出一些关于学习美学中所遇到的问题，使我颇有应接不暇之势。能抽暇回答的我就回答了，大多数却还来不及回答。我的健康状况，赖经常坚持锻炼，还不算太坏，但今年已八十二岁，毕竟衰老了，而且肩上负担还相当重，要校改一些译稿和文稿，带了两名西方文艺批评史方面的研究生，自己也还在继续学习和研究，此外因为住在首都，还有些要参加的社会活动，够得上说“忙”了。所以来信多不能尽回，对我是一个很大的精神负担。朋友们的不耻下问的盛情都很可感，我怎么能置之不理呢？都理吧，确实有困难，如何是好呢？

　　不久前，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在广州召开了工作规划会议。在会议中碰见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同志，谈起我在解放前写的一本《谈美——给青年第十三封信》，认为文字通俗易懂，颇合初学美学的青年们需要，于是向我建议另写一部新的《谈美》，在这些年来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对美学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