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7-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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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众传播媒介的研究利用，使得当今恐怖分子的恐怖行为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几百倍地增强。电子科技进步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信息传播方式，并且将点对点的人际传播范式转变为点对面的大众传播范式。一个行为、一件事情由于登上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传播平台，就不再是一件事而是一个事件。电子传播媒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不像平面媒体那样传播、诠释概念和思想，而是运用再现、表演的方式来传播概念和思想。2004年9月20日，伊拉克一个伊斯兰武装组织的网站播出了美国人质阿姆斯特朗遭斩首的录像带。在长达九分钟的录像中，五名头戴面罩、身着一袭黑衣、手持AK－47冲锋枪的武装分子站在美国人质阿姆斯特朗的身后。阿姆斯特朗眼被蒙着，双手反剪着坐在地上。他瑟瑟发抖，身子不由自主地前后左右地晃抖着。画面中，阿姆斯特朗坐在前面。四名大汉手持武器，中间一人宣读一份声明，然后快步上前，用刀割断阿姆斯特朗的喉管，再把他的头切下来，摆在身后。
在整个过程中，阿姆斯特朗一直发出粗重的喘气声，血不断地从脖子上的刀口处向外喷涌。恐怖分子利用电视将“恐怖主义”表演给大众，把平面媒体上的冷冰冰的铅字形态的“恐怖主义”变成了带体温的、有血有肉的一个恐怖事件，而且他们甚至基于对大众接受信息的方式和习惯的了解，运用媒介传播技巧将一个恐怖事件戏剧化，更刺激调动人们的收视欲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比格利等不过是一个角色，一个模特，是一部感官的、悬念的以恐怖为主题的纪实性电视连续剧中的一个主角。
美国社会历史教授马克·赛尔登说：“我发现对恐怖主义的一个明确定义就是大规模对平民的伤害。”但恐怖分子也许以为，他们不过是随机地为比格利们安排一个角色——可能是主角，如比格利；也可能是临时抓来跑了龙套，如格罗兹尼菜市场的平民或别斯兰的学生。
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提示自己的存在，吸引世界的注意力，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或者进行讹诈、威胁，是当今恐怖主义的一个时代性特征。媒介策略成了恐怖主义策略的一部分。在比格利从被绑架到被斩首的二十多天里，恐怖分子的绑架——释放——公布信息都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和策略倾向。就在电视、网站等媒体上连续播出比格利的图像、他的请求、恐怖分子开出的条件的同时，一批批被绑架的人质相继获释。总体上是，在武装占领伊拉克、反恐等问题上和美英的介入程度有差别、态度有松动倾向的国家的人质获释机会大，如意大利、法国的人质都先后获得释放。和恐怖分子达成交易的菲律宾、印度等国的人质也获释了。而美国的人质却被坚定地斩首，比格利一度出现获释的希望，但还是被斩首了。事后，伊拉克临管会主席说，其实恐怖分子迟早会杀掉比格利的，只不过是为了刺激公众舆论，让他在媒体上当“演员”才留着他多活了一段时间。
这股“绑架潮”愈演愈烈，其中一个原因，是武装分子从中尝到了“甜头”。去年7月，菲律宾一名卡车司机遭到伊拉克武装分子绑架后，菲律宾政府接受了绑架者的要求，从伊拉克全面撤军。迄今为止，这是武装分子通过绑架人质获得的“最大收益”。这一事件极大地影响了美英等国，并在一定范围内引发了效仿风潮。还有，英国人质比格利、哈桑以及几名日本、意大利人质遭绑架后，都引发了这些国家国内的反战情绪，让上述国家政府陷入极大的被动。
恐怖分子对于媒体规律的掌握与利用也是与时俱进。1985年，恐怖分子劫持了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27飞机，机上有一百五十三名乘客，其中三十五名是美国人。在两周多的劫持事件中，恐怖分子将劫持过程、人质生活状况制成新闻节目拿到世界各大媒体上播出。“这些恐怖分子是我们所有对手中最懂得利用新闻媒体实现自己目的的行家。他们让活着的人质在电视上与观众见面，甚至巧妙地利用贝鲁特与华盛顿之间的时差，让人质在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清晨新闻节目中露面”〔2〕。6月28日美国总统里根会见部分人质的家人。恐怖分子也安排被劫持的人质在电视上与家人见面。恐怖分子甚至还安排人质推举发言人，通过媒体告诉他们的家人，说他们是安全的。恐怖分子甚至像做广告片那样，“让人质把胡子刮得光光的，穿着十分得体的衣着，在海滨娱乐场等地露面”，以证明劫持者对人质照顾得很好，以至于一名被提前释放的希腊歌唱家在获释时还向劫持者唱了一首歌。与血腥联系在一起的恐怖分子们在电视上是那样彬彬有礼，充满人情味。2002年车臣恐怖分子在莫斯科轴承厂文化宫劫持近千名人质。在这次事件中，恐怖分子竟然允许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和俄罗斯独立电视台的记者入内采访，他们知道，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即时性的同步报道和机械复制功能可以使事件在发生的同时就传递给整个世界。这样，他们就占据了全世界公众注意舞台的中心位置，以表达他们“建立一个独立的车臣共和国”的政治诉求。
二
近年来，恐怖组织中甚至有毕业于媒体传播和新闻专业的年轻学生参加，策划利用媒体进行信息战和公关。恐怖分子们对媒体传播规律甚至内部运行规律的了解运用，在绑架人质的同时轻而易举地劫持了新闻节目单，使“在通常情况下设置这些节目单的媒体从业人员也成了被劫持的人质”。俄罗斯别斯兰发生的恐怖事件天天成为美国和欧洲电视台所有电视节目的头条新闻。俄罗斯著名电视评论员东杜列夫说，电视使恐怖分子成为明星，“电视台间接地参与了恐怖分子预制的‘节目’。媒体对恐怖活动报道越多，对恐怖分子帮助就越大”。有近五分之一的莫斯科市民认为“俄罗斯媒体不自觉地成了恐怖分子的工具”〔3〕。离开媒体传播，恐怖活动即使没有失去全部意义，至少力量不会有这么大。
美国陆军在1983年将恐怖主义界定为“一种犯罪行为，它经常有较强的象征意义，试图影响那些直接受害者之外的观众。恐怖主义因此是一种间接的，而且很大程度上的心理战略，它避免与正规敌人的正面冲突而用‘武装宣传’来在目标观众中引起最大程度上的反应。”〔4〕这种表述似乎更接近当今恐怖主义的实质。恐怖主义的意图是为了诱发最大规模的社会恐慌，所以他最终的目标是那些恐怖事件的“观看者”，而不是恐怖事件直接的“受害者”。
正如西方学者所说：“暴力袭击的舞蹈并不只是为那些紧靠舞台座位上的直接的观赏者，而是为了能将这种景观传送给更广大观众的摄像机准备的。”〔5〕观众才是恐怖主义的目标，比格利们不过是他们的演出道具。恰恰恐怖行为因其具有强烈的不可预知性和对正常秩序的猛烈破坏，而十分具有“新闻价值”。因此，新闻媒体是不可能忽略任何一次恐怖事件的。“恐怖主义非常完美地适合于电视宣传。以至于不存在的话，传媒也会发明这种东西”〔6〕。1853年3月，马克思在《〈泰晤士报〉和流亡者》一文中，就痛责媒体利用恐怖行为实现自己商业目的的做法：“……利用法国的枪杀和奥地利的绞刑，利用被没收了的头颅和被砍掉了头颅的财产制造多少篇社论和弄到了多少英镑啊！如果大陆没有‘暴徒’，那它就只好每天靠斯密斯菲尔德市场的劣等货色、伦敦烟囱的煤烟、泥泞、粗暴的马车夫、泰晤士河上的六架桥梁、市区内的出殡、感染鼠疫的墓地、肮脏的饮水、铁路上的灾祸、伪造的尺子和天秤以及其他在大陆平静无事的时候成为这家报纸的经常货品的有趣题材来勉强度日了……”
今天，进入了一个大众传播媒介的话语霸权时代。电子传媒是这个时代的宠儿。但商业化的运作方式，使大众传媒越来越陷入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无能为力的生存恐惧之中。它们的每一次“突破”都带有一种绝望的自戕色彩——名人隐私、真人秀、裸播……在阅读率、点击率、收视率这些催命符的逼迫下，大众传媒面对的似乎永远是恹恹欲睡的受众和呵欠连天的世界。人类从降生那天起积攒下的困倦偏偏赶在今天发作。遇上一个打不起精神的人类，是今天媒体的最大不幸。由媒体引领的急速的消费主义倾向让公众麻木，媒体为了刺激公众的麻木则需要加大刺激力度。信息爆炸引起的信息焦灼随后沉淀为信息冷漠。定位于“大众情人”的媒体曾被人看做是“修女”和“舞女”结合体，集“修女”的品位和“舞女”的魅惑于一身。但是，在一个就连女主持人裸播都刺激不起来受众情绪的灰暗冷漠情境中，不仅保持“修女”的矜持成了神话，施展“舞女”的妖媚也无济于事。媒体只有一条路好走，那就是做一名什么都不管不顾的荡妇，沉溺于煽情、轰动、刺激、耸人听闻。小灾小难失去了“猛料”的价值，天塌地陷才值得烹调上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一些传播学者还把“尖叫、拳头、孩子的哭叫”称为媒体的煽情手段。现在，精密武器炸毁的废墟、怀里抱着被弹火灼伤的孩子在哭泣的母亲、失事的飞机、火车相撞都不济事了，非得是士兵开枪打在一团破布似的受伤的战俘身上，被人体炸弹崩得四处乱飞的残肢，武装分子一刀下去砍下的头颅卜通落地的画面才够得上“煽情”的级别。受众从媒体上看到的，一方面是记者等媒体从业人员不避艰险、可歌可泣的敬业；一方面是媒体对于暴力行为的极力渲染，对于暴力过程的极力展示。据调查，美国青少年平均每年要从电视上看到一万二千个谋杀、抢劫、殴打等暴力镜头。
十年前，我刚到电视台工作时，“直播”还是电视的一个“高难动作”。我曾在省电视台组织的一次业务培训中观摩一部日本电视同行采制的现场直播的新闻报道，那恰恰是一次追捕恐怖分子的新闻。几名恐怖分子逃窜，警察随后追捕，恐怖分子占领了深山中的一座旅馆，抓了一个人质与警察对峙。上千名警察围堵恐怖分子。现场子弹纷飞，警察久攻不下。约上百名新闻记者现场采访。地上闪光灯一闪一闪，天上是电视台租用的直升飞机。逼真的现场气氛，全过程的现场报道，让我们这些中国记者看得目瞪口呆，大开眼界。整个事件报道将近一周的时间。据说全日本有百分之九十的观众通过电视现场转播收看了全过程。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如此真实的“新闻”。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