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7-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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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先生无视基督教神学千百年来解读《圣经》理解上帝形象的基本规则，把上帝实体化，缺席审判，然后开棺戮尸、锉骨扬灰，但整场把戏却不过是自己在“捣鬼”而已。
误读之二：上帝的残忍与凶暴
东坡居士与佛印对坐，东坡说，“和尚观我是何物？”佛印答是“佛”，又问“居士观老僧是何物？”东坡答是“狗屎”。后东坡得意洋洋地告诉了苏小妹，以为自己法战得胜。小妹笑曰：“兄长误矣，佛印观你作佛，是说他心已是佛，你观他是狗屎，是说自己心如狗屎”。
《重读上帝》一文以权威《圣经》的记载为依据，列举了“上帝”的斑斑“劣迹”，例如用说谎的卑劣手法“限制人类获得自由意志与灵肉解放”，“分裂人类的团结”，“遭耶和华直接或间接所击杀的人，有数字可稽考者，共有九十万零五千一百五十人之多”，他的任意、随意的杀人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暴君原型，更通过“原罪”的诅咒使人类世世代代道德败坏……于是作者认为上帝是“暴君”和“杀人魔王”。
考诸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中上帝观念的发展史，最初耶和华只是犹太民族的一个战神，后来普遍化为民族祖先，再超升为天地万物之创造者，乃有其作为上帝开创世纪之说。《旧约》中关于耶和华的事迹，多有喜怒无常的记载，其惩罚人之罪过，时重时轻，并不完全凭借理性，一如《重读上帝》一文之记述。但实际上，《圣经》是一个创作，上帝事迹合理性、合正义者，乃是创作者依凭人的道德心灵的投射，其不合理性、不合正义者，同样也是作《旧约》之人，自将其不合理的喜怒之情，投射到耶和华之所成。后来信奉耶和华者，逐渐将此不合理处神圣化、合理化，更由此形成无数神学问题的辩论。而在《新约》中，上帝观念有一巨大改变，由重律法正义、赏罚分明转变为重仁慈博爱，耶和华也由一犹太民族人格神化为以爱心为本的一切民族之上帝。此为上帝观念发展之大略。
所以从本质上讲，上帝原本就是出来“顶罪”的。人间杀戮、天灾人祸，干上帝甚事？没有上帝，就没有这些灾祸了吗？
前几天翻看《资治通鉴》，看到东汉孝灵帝光和二年，王甫弄权，其养子王吉为沛相，残酷杀人，而且杀人之后，“磔尸车上，随其罪目，宣示属县，夏月腐烂，则以绳连其骨，周遍一郡乃止，见者骇惧。视事五年，凡杀万余人”。东汉时期的中国“异教徒”王吉先生是不信上帝的，“原罪”应该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了，却依旧残暴如斯。
上帝已死。尼采兴高采烈地说，《重读上帝》也欣喜若狂地这样说，这是一种上帝缺席的状态，上帝缺席之后又怎样？上个世纪前五十年，有七千万人被蹂躏、奴役、杀害；在后五十年，也差不多有二千万人有同样的处境。上帝已死，人间血腥依旧。
叔本华认为，“从本性上讲，人是一种野蛮、可怕的动物”。《圣经》中记载的部落间的血腥仇杀、天灾人祸都应该是史实，这是人类所必须面对的现实——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无论上帝出不出场。但关键是人的理性将如何解释这些杀戮？如何面对如此沉重的灾难？如何在这样令人窒息的悲苦中坚守存活的意义？正如约伯在病痛中所叹息的：“人的道路既如此渺茫，天主为何赐给他生命，又把他包围？”〔3〕既然生命如此脆弱，既然同根相煎如此残酷，既然磨难如此深重，那个体乃至种族的生命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如果上帝不出场“顶罪”，这些沉重的磨难将毫无意义，人类理性将无法直面这种无意义之虚无的折磨。
于是人类的先民请上帝出场，上帝将为所有这些血腥、艰难、痛苦、不幸“买单”——他给予处于绝望中的人们以希望，荒诞之中的人们以意义，困顿中的人们以勇气，他在这些灾难中出场并承担下所有灾难的原因，正如耶稣日后走向十字架时所说的“要为人类赎罪”的意义一样：即便在这个时候，上帝也没有放弃人们，他让人们感到，即便是在这样荒诞、残酷的事件里，也是有意义的。上帝可以承担罪责，人们可以把自己的过失归咎于他，为自己与生俱来的无知、残暴找寻到可以开脱的理由，只要信奉他，便能为自身找到安全保护层。在这样的一种狡猾设计中，无辜的上帝承担起种种罪名。因为人类先民的理性过于脆弱，而承受的灾难却又是如此沉重，不如此根本无法从蛮荒走向文明。
这或许才是“上帝”的本来面目。
康德哲学已经论证了人类理性的限度，即“上帝存在与否”已经超出了人类认知的限度，但在实践理性中却又把“上帝存在”列为三个公设之一，因为上帝不在场，人类的理智世界的“德”和感性世界的“福”将会出现无法弥合的裂缝。由此看来，公设“上帝存在”是人类理性最伟大的发现或发明，因为人的存在是这样的困境，“我们既是蛆虫又是神”（马斯洛语）。“自然的恐怖、痛苦的死亡之谜、我们面对生活之危险时的焦虑以及命运的各种巨大的必然性，（人）在它面前没有回旋的余地。”（弗洛伊德语）只有着眼于人类这种天生的困境，才能深刻体会到公设“上帝存在”的价值之所在，才能理解诸如创世纪、伊甸园、诺亚方舟乃至“原罪”、“最终审判”、“命定说”等《圣经》及其相关神学文字的深层含义。
从对上帝的绝对信仰到康德“上帝信念的公设”，再到尼采“上帝死亡”甚至实证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正是西方语言背景下人类理性由幼稚走向成熟日渐独立的过程。在一个已经拒斥形而上学的时代来谈论上帝，最容易发生的对上帝的误读便是时代的错位。实证主义大师孔德把人类智力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产生原初上帝形象的初始神学阶段是人类思辨能力的第一次必然的飞跃，从各个方面看，它都是人类智力或思想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尽管纯然是临时性的和预备的阶段。而在现代实证科学语境下，“上帝”更多指向人本身心理的外在投射，是弗洛伊德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在古代，人们可以让上帝背负起种种罪责，因为人们信奉他，以他为至善、仁爱的皈依，上帝“作恶多端”也罢，淑世救人也罢，都源出于人类内心的一种深刻的需求，或者说是人类智慧的一种巧妙设计；但是现代人们却无权去责备上帝，人类已经用理性的发展杀死了他，并且似乎已经看穿了帷幕后面的真相。那么责备上帝也就是在责备人自身，责备上帝残暴、疯狂就是在责备人类自己残暴、疯狂，因为现代人已经没有信仰的张力能够把上帝置于彼岸世界，让他来承担罪责。而现在如果非要再把一些罪过归于上帝，那便是一种逃避。
如此以现代观念去解读远古时期的上帝形象，正如嘲笑远古时期的人不会开飞机、用电脑一样，恰是一种时代错位造成的误读，其幽默效果或可成为小品的材料，但绝不适合做严肃的哲学探讨。
上帝出场，上帝负责；上帝已死，人类自己负责。
误读之三：“上帝已死”的意义
丹霞天然禅师，于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烧火向，院主呵曰：“何得烧我木佛？”师以杖子拨灰曰：“吾烧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师曰：“既无舍利，更取两尊烧。”
当1882年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的时候，他陈述的只是一个既成事实，但不久尼采就疯了。这更像是现代哲学开端处的一个谶语——上帝死亡，人类疯狂。接下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似乎是这一谶语的应验。人类启蒙运动造成的工具理性主义的发展确实带来了物质的空前丰富，但其危害也在所难免。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诸大师对此早有深入的批判，而《重读上帝》却还对“上帝之死”大唱赞歌，对人类脱离上帝的掌控后的所谓的“进化、自由、幸福与尊严”欣羡不已，更对人类进步的启蒙者撒旦颂扬连连，正是对上帝已死之意义单向度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误读。
上帝已死，人间真的就万事大吉了吗？
上帝死后，人类的理性获得了空前的地位，因为没有了“上帝”的羁绊与牵制，在现代社会中，唯我独尊的理性逐渐获得控制一切的权利，但这也是理性自我毁灭的过程。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分析了理性被畸形化为“技术合理性”的后果，科学管理和劳动分工提高了劳动效率，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准，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反人性的思维方式，即把“作为观察和测量基点的人与伦理、审美、政治的人分开”，把人工具化，这样劳动成为痛苦与不幸的折磨，而不再是“爱欲冲动发泄”的方式，人的攻击本能膨胀，造成普遍的人际关系紧张，以及与此相关的恐惧感、孤独感、自卑感、精神崩溃与自杀。人的攻击朝向自然，开发自然的目的已经不再是满足必要的物质需要，而是征服、破坏，使自然成为“商品化的自然”、被污染的自然、军事化的自然，其结果便是人类生存环境和爱欲发泄环境的萎缩，造成“人海社会”。
伽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对现代人生存的荒谬进行了独到的分析。《重读上帝》一文对求知赞美有加，但在伽缪看来，世界的无理性和存在的神秘性根本无视人类的这一愿望，这就构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荒谬感，更不用说人的生命有限性在死亡面前的荒谬感了。在“上帝已死”而又不能自杀的情况下，伽缪开出的治愈荒谬感的药方多少有些无奈：如同西西弗斯来回不停地推石头上山一样，人只能藐视荒谬，把原本无意义的生活看作一个可以从中获得快乐和满足的过程，并以此作为生命的价值、生活的意义。“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最高的虔诚在于否定诸神并且搬动石头”〔4〕。这是“上帝死后”现代人营造的孱弱无力的宗教。
《重读上帝》一文有借上帝说事的意味——上帝是精神偶像及专制势力的原型与代表，打倒偶像，人才可获得自由。事实上并不这么简单。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对“上帝死亡”后人获得的自由状况进行了分析：尽管现代人摆脱了中世纪的束缚，却没有能够在理性与爱的基础上营造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我们看到，人类日渐获取自由的过程，与个人生长的过程，有着相似的辩证性质。一方面，这是日益增长力量与统一的过程，这是日益可以控制自然、增长理智，日渐与其他人团结的过程。在另一方面，这种日益个人化的过程，却意味着日渐的孤独、不安全，和日益怀疑他在宇宙中的地位、生命的意义，以及日益感到自己的无权利及不重要”。这样就导致一场恐慌的对自由的逃避，有的逃入到新的束缚当中去，因为在这个束缚之中，“他拥有一个无可怀疑的位置，他可能受到饥饿或压迫的痛苦，但是，他不会受到所有痛苦中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