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7-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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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被铸就。他们的写作一般都是先有成见而后落笔。只要是“治术”，堆垛之习便在所难免。名章警句，皆由人出，感事触物，皆随人仰，故而言出皆有据，注释极多，正所谓“寻章摘句”者也。我们绝对不能说“治术”无用。至少“治术”可以起到推广宣传学问的作用，何况治术者还可以考证悬谜，拆解疑难，使学问更易于理解。
我并不一概反对“寻章摘句”。搞研究（特别是人文学科的研究）有时避免不了寻章摘句，袭用前人典故。但搞到“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地步就成问题了。袭用也有各式各样的，有菀其鸿载（取其大）的，有拾其香草（捡其小）的。无论如何“摘录”应该浅尝辄止，集古今之精，拢四海之华，将他人之长凝固成精华，而非照搬照抄。中国历史上，大凡真正的学问家绝不套他人口风，袭他人观点。不用说抄袭，就是行文啰嗦重复也会立遭诟病。大书法家与散文家王羲之在《兰亭序》中使用了“丝竹管弦”一词，立遭非议，说“丝竹”即“管弦”，二者用其一足矣云。往者已矣，其人已没，然而这个关于写作态度的典故却永久地留在了中国文学史上。
中国历史上的学问大家，有治学的，有治术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认真，正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有了这种态度方能做好学问。
梁启超早在百年前就告诫国人，“学”是“学”，“术”是“术”，二者不容混淆。不想百年过去，“学术性”已经沦落为大众化俚语，没有谁不知道它代表一种权威，一种不同于政界或商界的权威。掌握权力的学阀可以断定某某作品“有学术性”或者“没有学术性”。学问的评判已经由公议变为少数人说了算的私事。更糟糕的是，“术”与“学”被紧紧粘在一起，很难分开，鱼龙混杂，而真正有“学性”的成果只能向隅而泣了。
为公平计，为增益学问计，为繁荣学苑计，为民族昌盛计，该对“学术”分类与评判体制做深刻检讨，还“学性”、“术性”以本来面目了。
从提倡“咬菜根”谈起
？ 李 培
古人云“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俗语亦云“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周作人在散文中曾反复提到这类字句，行文间难掩赞赏之意，这代表了他关于生活的理想境界：布衣蔬食、闭户读书、优哉游哉。但事实上，终其一生，他从未试图将这种“咬菜根”理想付诸实践，相反，各种史料表明，他在现世追求的恰恰是另外一种有美食相伴的精致享乐生活，甚至不惜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真是奇哉怪也。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形成了如此大的反差，是时代家庭的客观原因还是个人思想深处的贪欲在悄悄作祟？
慕古怀旧的菜根情结
周作人的菜根情结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慕古，一是怀旧，两者综合作用，形成了他“青灯一盏、清茶一杯、布衣蔬食”的生活理想，“咬菜根”则是这种理想的载体。
先说慕古。他出生于1885年初，时值清末，周氏家族又是书香门第，于是，他从小便读“四书五经”，后来还去参加科考，一早便接触到以儒家为中心的封建正统文化，虽则日后又接受了许多外来思想，但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不可抹杀。作为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知识分子，周作人颇多与古人心灵相契的地方，儒家“独善其身”的安贫乐道思想就深为他所喜，如孔子所云：“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颜回所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常常被他在文中提及，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出于种种需要，他自居为正宗儒家时，这些观点亦成为重要依据。
另外还有南齐的周颙：“清贫寡欲，终日常蔬食”；宋代的黄山谷在画作上所题：“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清代学者李渔的论点：“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进自然也，草衣木食，上古之风，人能疏远肥腻，食蔬蕨而甘之，腹中菜园不至羊来踏破，是犹做羲皇之民，鼓唐虞之腹，与崇尚古玩同一致也。后肉食而首蔬菜，一以崇俭，一以复古。”〔1〕凡此种种，统被周作人列为“道德的吃菜主义”一派，对这种崇尚朴素清淡的生活以及“不是不吃肉，而是多吃菜”的主张，他是颇为赞同的，前人的著述成了他菜根情结的理论来源。
再看怀旧。周作人的散文多写于北京。他怀旧的对象，一是童年的故乡——绍兴，二是青年的故乡——东京，两者在素朴的生活习惯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动笔时已时远年湮，且对干燥粗粝没有好吃茶食的北京又有诸多不满，在回忆中就不免对逝去的故乡生活进行美化，旧时的日子被幻化为不可企及的理想境界，其中犹以菜根情结为最。
对故乡的回忆是儿时的体验：“绍兴的老百姓往往托了一碗饭站着吃，饭碗上放着一长条乌黑的干菜——整棵的白菜晒干，吃饭时和米一起‘邬’熟，一叶叶撕下来，就那么咬着吃，如是茄子茭白之类，还浇上麻油酱油，吃起来味道特别好，与用刀切的迥然不同，此外的吃食就是腌菜，霉苋菜梗，红霉豆腐之类。”〔2〕他对这种平民化的生活方式心驰神往，在文章中频频提及：“咬得菜根，吾乡的平民足以当之……咬了菜根是否百事可做，我不能确说，但是我觉得这是颇有意义的，第一可以食贫，第二可以习苦，而实在却也有清淡的滋味。”〔3〕可见，这种自然简单的“咬菜根”生活使得周作人一直留恋不已。
对东京的回忆则是成年以后的，关于那里的饭食，他写道：“寻常茶饭，萝卜竹笋而外，无长物也”，大多“清淡、枯槁、没有油水”〔4〕。许多中国留学生对此都很头痛，而周作人却是十分适应并喜欢，“这些日本食物之有意思也就在清淡质素，它没有富家厨房的多油多团粉，其用盐与清汤处却与吾乡寻常民家相近，在我个人是很以为好的。”〔5〕谷崎润一郎所竭力批判的“寒乞像”更被他奉为“俳味”，再三把玩，又对日本食物的又一特色——“冷”——加以详细解说：“人家大抵只煮早饭，家人之为官吏教员公司职员工匠学生者，皆裹饭而出，名曰‘便当’，匣中盛饭，别一格盛菜，上者有鱼，否则霉干一二而已……冬夜苦寒，乃以热苦茶淘之。”〔6〕这番描述之后，结论是冷饭自有清淡甘香的滋味，觉得“这也很好，不但故乡有吃‘冷饭头’的习惯，说得迂腐一点，也是人生的一点小训练……目前似乎刻苦的训练也很必要”〔7〕。篇尾居然有几分励志的意思了，这种笔调在周作人一向不动声色的散文中真是殊为难得，可见，他对“咬菜根”生活的倾心。
旧日回忆为周作人的“菜根情结”提供了现实来源，于古人理论的基础上加入了新的内容。这里的菜根不仅仅具有字面的意义，更成为一个涵蕴丰富的意象，代表了周作人对民间原始自由生活方式的向往，以及“于极尽质朴中寻真味”的生活观。这与他五四时期提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概念也有莫大的关联，只是，就像他的文学理想并没有真正实现一样，他也没有将这种平民化的生活观贯彻到底，反而背道而驰，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始终追逐着另外一种物质上安逸享乐的生活，甚至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
觥筹交错与乞食为生
纵观周作人的生平，他对优裕物质生活的主动追求主要体现在三个阶段，一是二十年代中期由于生活态度的深层分歧而与鲁迅失和，二是三十年代末由于坚持不了困窘生活而附逆，三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不断向政府与友人“哭穷”与“乞食”。
众所周知，周氏兄弟的失和是由周作人的夫人信子与鲁迅之间的矛盾引起的，而深究起来却与家庭经济开支过大有关。鲁老太太曾对人说：“大先生对二太太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8〕而鲁迅也曾告诉许广平：“在八道弯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9〕那时大学教授的工资是很可观的，而两个教授的钱加在一起都不敷家用，还得去借，可以想见，周作人一家在八道弯的生活是过于奢侈了。虽然许多研究者将之归因于当家的信子，对周作人则以“心底糊涂”一笔带过，但事实上，如果没有作为全家经济来源的周作人的支持与默许，出身日本平民且毫无收入的信子不可能专横到将两人共有的生活安排得奢华如斯。而从周作人对信子的纵容可以想见他对鲁迅过节俭生活的意见是反对的，或许，对人生道路的不同选择才是兄弟失和的根本原因所在，只是这个时期集中体现在了对物质生活的不同态度上，而信子所谓非礼云云更只是充当了一个导火索而已，所有偶然的都是必然的。
到了三十年代末，周作人附逆前后的一系列举动更能说明他对于美食享乐的无法割舍，甚至不惜为之放弃宝贵的民族气节，让自己沦为千夫所指的汉奸。钱理群先生就曾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对吃食之美（当然，更重要的是对美食所代表的享乐生活）的无止境追求贻害了他一生。”〔10〕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北平陷落前后，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而周作人却以家累为名，坚持“苦住”，于国难声中仍想保住以往“安闲而丰腴的生活”，而单靠他闭门译作已不足以应付一家人的开支，当然是较为铺张的生活所需的开支（他的日记中不断出现全家设宴之类的记载），经济原因成了他最终“下水”的直接诱因。
1939年1月，周作人彻底放弃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底线，他收下了伪北大的聘书，这种行为用“为稻粱谋”已不能解释，应是“为富贵谋”了。事实上，他对“出仕”后的富贵生活也的确如鱼得水，大兴土木改建扩充住宅，日常衣食愈加奢华，日记中大量出现诸如制新衣、添家具、摆宴席的纪录，可谓觥筹交错、日日笙歌。而他仿佛对这种奴仆成群、宴席不断的生活方式适应至极，也越来越离不开带来这一切的高官厚禄，于是官越做越大，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咬菜根”的理想在现世更加不知所在了。
甚至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牢狱磨炼的周作人仍不改旧态，不断向政府“上书”，向朋友寄信，中心内容只有一个——“哭穷”。据考证，当时他的稿费并不少，政府也较为照顾，足以维持普通的生活开销，但他却总给人一种“缺钱用”的印象，“像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从来没有满足的时候”〔11〕，除了日常生活过于铺张外，实在没有别的原因可以解释。
在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社会物资过于匮乏，他的丰裕生活自然得不到保证，于是声称“预备托钵于世，乞食为生”。我们且来看看他当时乞的都是什么“食”：先是以他们夫妻只吃大米为由向文联要求补助米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