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中期文化教育史-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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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乾隆时期有胡中藻案、彭家屏段昌绪案、徐述夔案等。
清统治者的文字狱是随意猜测，无限上纲的。一句诗或一句注解，只要
被认为有讽刺或诽谤隐意的都将被处死。有人诗中因有“清风不识字，何故
乱翻书”被认为诬蔑贬低朝廷，遭受极刑。又如雍正四年江西考官查嗣庭出
试题为“维民所止”，被指控为“维止”两字系杀雍正头的意思，犯大不敬
罪，死后被戮尸，殃及亲属。湖南学政胡中藻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
句，被认为是有意“加浊字于国号之上”，被凌迟处死。
康、雍、乾三朝共有文字狱案115案，而实际远远超过统计数字。许多
有思想才力的学者，为避免文字狱祸，宁愿守旧地治经，而不敢治史，尤其
近代史，即使治史的人也采用汉学治经之法，务必与政治理论相隔绝，出现
①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菽谋”的状况，一时“万马齐暗”，文教学
术界死气沉沉。
清统治者对已故学者，特别是明末遗老们的著作，只要带有一点爱国精
神或反对封建统治或批评封建伦常的书籍，大肆搜罗，毁版焚书，严禁发行。
据有史可查的记载，从乾隆三十八年到四十七年间，先后焚书24次，共538
种，计13862部，实际远非此数。焚毁图书之多，前所未有。查抄遗书目的，
是彻底消灭异说，强化文化教育思想的统治。
搜书烧书，是统治者箝制思想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却纷纷成立编书馆，
编纂书籍。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开始，先后编纂了《明史》、《康熙字
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乾隆时编有《通鉴辑览》、
《续通典》、《续文献通考》等大型书。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四库全书》，
编纂历时10年，共收入书3503种，计79337卷，装订成3600多册，分经、
史、子、集4部，这是中国古籍集结的一件大事，保存了大量的重要历史文
献。
这种大规模的书籍编纂工作，客观上对我国古代学术文化整理作出了一
定的贡献。但由于统治者的目的仍在于统一思想、控制文化以巩固政权。因
此编书时，对他们不利的资料屡屡遭到篡改、歪曲和销毁。
（4）制定严厉学规
在各级学校中制定严厉的学规，是历代统治者压制知识分子的一种手
① 龚自珍：《已亥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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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明太祖朱元璋曾对学官颁布《卧碑文》，清袭明此制，并进一步加以强
化。清代于顺治九年颁行了新卧碑，成为生员的“戒律”。序曰：“朝廷建
立学校……全要养成贤才，供朝廷之用，诸生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为
达到此目的，规定了七条，如“生员当立志学为忠臣清官”，“凡有司官衙，
不可轻入……不许干与他人词讼”，“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
①
“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等。并规定
了惩罚违犯者的办法，如“以违制论，黜革治罪”，“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等。这些禁条比明朝对学生思想的控制更甚，完全剥夺了文人们思想言论、
出版和结社的自由，明令其不许干预政治。
康熙三十九年 （1700年），“颁圣谕十六条于直省学宫”。内容为：①
敦孝弟以重人伦；②笃宗族以昭雍睦；③和乡党以息争讼；④重农桑以足衣
食；⑤尚书俭以惜财用；⑥隆学校以端士习；⑦黜异端以崇正学；⑧讲法律
以定民志；⑨明礼仪以厚风俗；⑩务本业以定民志；（11）训子弟以禁非为；
（12）息诬告以全良善；（13）戒窝逃以免株连；（14）完钱粮以省催科；（15）联
保甲以弭盗贼；（16）解仇忿以重身命。圣谕在学校中地位至高无上，所以还
规定：“每月朔望令儒学教官传集该学生员宣读，务令遵守。违者责令教官
②
并地方官详革制罪。”实际上，圣谕对象为全体人民，内容涉及道德、伦理、
风俗、教育、法律等各方面，但对学校和生员作出了特殊的规定，成为清代
学校训练的标准。
雍正二年 （1724年），又颁发《圣谕广训》，说“谨将上谕十六条，寻
③
绎其义，推衍其文，共得万言，名曰《圣谕广训》”。由此可见，它由《圣
谕十六条》演进而来，内容和精神实质一样，只不过后者更加详细、具体而
已。两道圣谕都力图通过对生员思想行为的强行约束，通过对生员的社会关
系（宗族、父子等）扩大约束。清朝统治者为加强君主专制，除武力镇压外，
着力于思想教育上的禁锢和欺骗。
（5）“世治宜用文”的报导思想
以上种种，都是清代文教政策上的具体措施和主要表现，其指导思想表
现为“世治宜用文”的特点。“用武以安天下，讲文以治天下”的明朝国策，
在清代同样得到了沿袭。顺治的《卧碑文》序言很好地说明了学校教育的目
的和任务。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在《御制学校论》中说：“治天
下者莫亟于正人心厚风俗，其道尚在教化。以先之学校者，教化所从出，将
以纳民于轨物者也……教化者为治之本，学校者教化之原……务其本，而不
①
求其末；尚其实，而不务其华。” 雍正曾在文字狱后晓谕读书人：“读书所
以明理，知有君父之尊，然后见诸行事，足以厚俗维风，以备国家之用，非
②
仅欲求其工于文字也。” 这些所表达的中心意思是：第一，治天下之要务，
在于用德行以“正人心”；第二，明确教育中本末关系，以“德”为本，“工
文”在其次，方能养成贤才；第三，“德”之本必须身体力行，才取得“供
① 《大清会典·学校典》。
② 《清朝文献通考·学校考七》。
③ 《大清会典》卷七十七，《乡约》。
①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三○，《礼部·贡举》。
②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三二，《礼部·贡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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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之用”或“备国家之用”的资格。
清代以科举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学校则“储才”以应科举。教育、
科举的内容，都以 《四书》、《五经》为主，旨在要求君臣作忠臣孝子，弘
扬儒家的伦理之本。“世治宜用文”成为清代文教政策的指导思想，主要在
于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本位，为统治者培养忠臣良民，以达到巩固其封建君主
专制统治的目的。
3．教育制度
清代基本承袭了明代的学校制度。在中央主要设置国子监，还有算学馆
及贵族学校；在地方设府州县学；此外还在城镇和边远地区设义学等三级三
类。但学校与科举相联系，形同虚设。
（1）中央官学
①国子监。国子监又称太学，早在汉代就有，发展到清代，制度更加完
备。在清代，它既是教育的管理机关，又是培养封建官僚的最高学府。
顺治元年 （1644年）设国子监。《皇（清）朝文献通考》载：“顺治元
年始置国子监官，详定规制。”（《学校考三》）《清史稿·选举志一》载：
“世祖定鼎燕京，修葺明北监为太学。”分设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
志、广业六堂讲习之所。设有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
典簿等官，分别负责监务、纪律、教学、图书资料等事务。主要官员由皇帝
特派大臣兼管，满、汉人都有。
统治者重视国子监，是因为要利用它来培养一批中用的中高级官僚，国
子监成为储才之所或智囊团。在清代，通过科举选拔官员仍然是统治者任用
官僚的重要途径，而“科举必由学校”，作为最高学府的国子监就负有重要
责任，当时朝野内外许多重要官吏就是来自国子监的。顺治九年颁布的《卧
碑文》说：“朝廷建立学校，……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这便是国
子监的教育目的，即培养“立志”“学为忠臣清官”，能“事君”而“致治”
的“贤才”。清代强调以科举选拔人才的政策对国子监教育造成了严重的影
响，国子监像明代的一样成为储才以应科目之所。这大大削弱了国子监的教
育功能，其教育成为读书人入仕的一条途径。国子监也成为科举的附庸，有
名无实，形同虚设。
国子监的教育内容存在一个根本的指导思想，即“以德为本，文在其次。”
把德行教育与工文的关系看作是本末关系，认为“教化者为治之本，学校者
教化之原”，教育内容上要“务其本，而不求其末”。
国子监教学内容有《五经》、《四书》、《性理》、《诸监诸书》等科，
这些基本教材之外，还学习清朝诏、诰、表和策论等。关于具体教育内容和
程序，史载：“祭酒、司业月望轮课四书文一、诗一、曰大课。祭酒季考，
司业月课，皆用四书、五经文，并诏、诰、表、策论、判。月朔，博士厅课
经文、经解及策论。月三日，助教课，十八日，学正、学录课，各试四书文
①
一、诗一、经文或策一。”乾隆二年 （1737年）曾命“仿宋儒胡瑗经义斋、
治事斋法，严课诸生。凡明经者，一经或兼数经”，“其治事者，如历代典
① 《清史稿·选举志·学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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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赋役、律令、边防、水利、天宫、河渠，算法之类，或专制一事，或兼
②
治数事。”可见教学内容又可分为“明经”和“治事”两大类。后来又将乾
隆命方苞选编的明清科举时文《钦定四书文》分给国子监学生，作为“举业
指南”之用。从这里可以看到国子监课程与科举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教学制度与训练方法是与教育目的和内容相配套的教学措施，它同样是
为培养官僚忠臣方向服务的。从活动方式上讲，教学制度主要分为坐监与历
事两种。坐监在监内，教官教书，学生读书。历事即监外的“历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