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1-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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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以纯正的眼光和平常的心态观察日本，理解西方，不因西碍东，更不以西抑东，于是，东西文化交流更具建设性的内涵，东方文化内部绵绵不绝的活力，一起向他敞开。它给人这样的启示：文化上的亲缘，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有其自身的价值和生命力；西方强势文化的大规模介入，虽然造成了“东方文化共同体”的震荡和解体，但其深层的交流与互动，却没有也不会因此而中断。
（《丰子恺》文集，七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林纾晚年的“遗老癖”
？ 司徒允
林纾（字琴南）作为一个文人，终生以教书鬻文为业，虽六十岁以前属大清子民，且有举人身份，但政治上与清廷并无瓜葛，直至宣统退位，他仍保持着清纯的“处士”之身。可是，民国以后的十余年里，这位林老夫子竟以遗老孤臣自居，眷怀光绪，屡谒崇陵，进而与逊帝溥仪相通问，俨然成为清皇室的“忠贞义士”。
事实上，林纾三十一岁中举以后，求仕之心颇切。他先后七次千里迢迢自闽乡赶赴京城参加会试，沉浸于此近二十年，却均遭落第。戊戌变法失败，林纾悲愤之余，益感官场贪鄙，加之《茶花女遗事》大获成功，寄情译述亦可闻达，故从此绝意仕途。此一逆转，意志甚坚。其后，尽管礼部侍郎郭曾忻、邮传部尚书陈璧因推重林的才学而先后向清廷郑重推荐，却皆被林纾极力辞却。此时林氏自谓：“生平冷癖，提起做官二字，如同恶病来侵。”正是这副傲骨，使他对执意出仕的长子林圭也期期劝以不可。不过，斩绝宦情并非等于漠然时事。庚子以后，国事日非，林纾常怀“望阙心酸，效忠无地”的情绪，对光绪深致同情，期待这位明君有朝一日重操权柄，起振国运。因此，他对于“吴越楚粤之士至有倡为革命之论，闻之心痛”，曾“痛苦与言尊王”，以挽世道人心。当然，林纾常年译述西洋小说，间接受到西方社会观念之影响，对民权之说亦有深刻体认。及至宣统元年，面对“吾国当枢，皆乃庸才”，且一味拒绝立宪请愿的现实，他也不禁慨然长叹：“清廷将失人心。”辛亥前夕，他致书好友，抒发忧怀：“今日之中国如沉瘵之夫，深讳其疾，阳欢诡笑以自镇。”显然，此时的林纾对病入膏肓的清廷已不存什么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林纾的交游中颇有些清政府的高官显宦，像早年被西太后罢斥、复出后荣任宣统帝师傅的陈宝琛，以及官至巡抚的张曾剔、沈瑜庆等人。然而林氏与之更为投契的却是一些愤世嫉俗、敢于直言进谏而郁郁不得志的言官，诸如高凤歧、江春霖之辈。林纾与他们在“时局破碎，士心日涣”的王朝末世，显然具有更多共同语言和情愫。不难想像，倘使林纾步入仕途，以其特有的狷介性情行事，必不见容于昏聩至极的晚清朝廷，难保不落得个斥逐山野的命运。就此而言，林纾中途放弃仕途欲念而折入卖文生涯，焉知不是“塞翁之福”？
故而，武昌起义硝烟散去，大局明朗之后，林纾从迷离的思想状态中挣脱出来，也顿觉畅快和轻松：“仆生平弗仕，不算为满洲遗民，将来自食其力，扶杖为共和之老民足矣。”宣统退位诏书颁布，京内庆贺“光复”，林氏更从中悟识到“人心之向背”，于是向老友表示“新正当易洋装”，全然一派“咸与维新”的气象。民国成立后，一向蛰居书室著文作画的林纾居然也作起书生议政的时评文章，对南北议和、政治统一等焦点问题大发议论，甚而出任倾向袁氏政府的《平报》编撰，亦不辞“为机关报做说客以取媚于政府”之讥，因为他自恃：“仆既不仕于前清，于新政府之民一也。”此时的林老夫子，尚无任何以前清遗老自命的迹象。此时他天真地以为，弊政已除，新制伊始，国人戮力同心，“兴实业，振军旅，广教育”，则中华有望矣。当然，在这“万物更始”的亢奋和希冀中，他没有忘记当年奋力变革的光绪帝，因而提示国人：“奉劝共和五族贤，回头须悯奈何帝。”民国二年（1913年）春，他独自赶往河北易县凭吊崇陵，借以发抒恋念故主之情。这种眷怀光绪帝的情绪，随着他对民国政治的极度失望而大大延展，终致成为其自甘遗老且颇显乖张的基因。
其实，清末以来对光绪帝寄予同情的大有人在，林纾并非政治中人，不存在利害关系，他的崇尚光绪帝，纯属一般士人的价值判断所致，这与他立意做共和国民似乎也并无扞格。然而，民国以后种种伤心惨目的现实促使林纾的社会政治倾向急剧折返。他为《平报》所撰百余篇《讽谕新乐府》集中表现了其对共和制下一幕幕政治丑剧的厌恶，其中相当部分反映了当时的客观实态。依他所见：共和之后，天下纷争，全不以国家民族为念，政客们只知党派，只顾个人势利，陷国家于“浑天黑地无是非”之境，社会的实际情形甚至还不如前清。这样，他便愈加感怀光绪帝，思慕那已成前尘往事的清季风光。其实际举动，便是愈加虔诚地频繁哭谒崇陵。林纾晚年先后十一次谒崇陵，并撰文作诗绘画，志念谒拜感受。到第五次谒陵归来，他便吟出“老来早备遗民传，分定宁为感遇诗”了。
林纾暮年自甘遗老，除不满现实的原因之外，还与他以古文自负、刻意追求传统伦理价值的文化特性有关。林氏以译书得著名声，说来也是大器晚成：林纾之名风行南北之际，这位“冷红生”已届知天命之年。既然“不审西文”，却能以古文功力转译西书，那么受世人欢迎的与其说是异国风情，莫如说是自家那冠绝一时的桐城古文（虽多少已有变异）。无怪乎，林老夫子越是名声远播，他便越加嗜古如命而自甘酸腐。非但如此，由于对现实政治的某种幻灭心理，使得他不自觉地将道统、政统合二为一，从而在内心聚集起一个日渐牢固的“遗老情结”。
林纾以古稀之年不辞远途屡谒崇陵，迭发悲声，虽不曾感动上苍，起到挽回世道沉沦的功效，却使蜗居紫禁皇城的逊帝溥仪从中看到些微希望，亦颇为感动。林纾二次谒陵不久，溥仪便书写“四季平安”春条一幅相赠，从而使林纾与清皇室有了直接关涉。这其中的牵线人显系陈宝琛。陈备受逊帝崇信，言听计从自不必说，林与陈则为同乡，彼此交往颇契。陈师傅教读溥仪，林氏著、译亦在推荐读物之列。溥仪自述十三四岁时所读书中，即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而内中林译小说占相当比重。至于古书，这位少年废帝则“读的不少，时间也不短”。林纾编撰《左传撷华》一书甫竣，陈宝琛便将之进呈溥仪，溥仪读罢全书颇满意。陈转述于林，林又呈送自绘扇面，溥仪览之不禁深深叹服林的才华，遂手书“烟云供养”春条相赠，并允许陈宝琛将内府名画带出任林纾鉴赏。对此，林纾视为“三公不与易”的恩典，特将京寓春觉斋改名为“烟云楼”。正是由于与小朝廷的这番关联，当1918年春一些议员愤于“丁巳复辟”提出削减优待清室条件时，林纾即以“六十七岁老民”名义投书参、众两院，曲意为“少帝”开脱，力争仍如其旧，一切从优。这一“忠义之举”，博得溥仪第三次向其颁赐春条，曰“有秩斯祜”。
不过，林纾对清皇室的忠诚并未仅仅表现于“外争”，还进而发展到“内劝’。1919年冬，他写信给陈宝琛，请陈和另几位“帝傅”奏请溥仪节省宫中用度，遣散太监，以免皇室“坠人窘乡”。此番“忧上”之心，颇有犯颜进谏之概，溥仪做何反应不得而知，但在正统遗臣们看来，林氏此举不免越俎代庖，违礼太过，不知身份。此前，林纾以布衣之身频谒崇陵，业已招致“沽名作伪”的讥讽，而今竟然对内府事务指手画脚，遂使一些皇亲近臣大感不快。郑孝胥甚而致函林纾，对这位乡试同年的若干言行不无微词。然而，林纾却我行我素，不为所动，明确自认：“谓为中落之家奴，念念不忘故主，则吾心也。”摆出一副愚忠不畏笑骂的姿态。1922年底，溥仪大婚，七十一岁的林纾不顾病后体乏，特绘四镜屏呈进。溥仪感其诚，亲书“贞不绝俗”匾额赐赠。林大为感激，撰成《御书记》，内云：“呜呼！布衣之荣，至此云极。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死必表于道曰：‘清处士林纾墓’，示臣之死生，固与吾清相终始也。”至此，林纾的遗老情结已达极致。林纾病逝后不足一个月，冯玉祥的国民军便将溥仪逐出禁宫，结束了北京小朝廷的历史。看来林老夫子死得其时，不然或会以命相拼亦未可知……
社会大变动之际，思想文化的总体变更往往滞后。变动所带来的诸多混杂现象，也易于使人不如意。当人们尚难清晰瞩望未来前景之时，有些人往往不自觉地将已逝岁月中的温馨记忆主观扩大为一片梦幻般的盛景，去摩挲，去展玩，追恋那往日的“好时光”。这种社会心理现象通常属于非理性的，但也相当真实地折射出社会步履求新不明、求旧不能的矛盾境况。这正像阴霾躁闷的空气有待阳光的出现或暴雨的洗涤一样需予厘清。林纾的“遗老癖”，虽然今人看来多少带些喜剧的滑稽色彩，却从一个特别的侧面显现出清末民初之际某种迷离乖张的人情世态，而其中所包容的社会内涵，却是值得探究，不应轻忽的。
（《林琴南文钞》二卷，胡君复选，上海商务印务馆1926年版；《春觉斋论画》，林纾著，北京中华印书馆1937年版。）
沈从文的小说情结
——读《从文家书》
？ 李廷华
一
中国有小说，比律诗的诞生还要早，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将其列入“稗官”之类，直到罗贯中、吴敬梓、曹雪芹、蒲松龄出现，小说家在文坛并无地位。雍正朝有位礼部侍郎以《三国演义》为例对皇帝进策，被认为“荒悖”，挨了四十大板，并“枷示”〔1〕。小说创作的随意性、通俗性，在崇尚峨冠博带的中国文化里一直难登大雅之堂。到二十世纪初期，情况发生翻覆之变。梁启超对小说的倡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此，一切社会政治人心道德风俗之改良，必有赖于新小说〔2〕。在此之后，鲁迅最杰出的成就是以《狂人日记》、《阿Q正传》、《故事新编》为代表的小说；叶圣陶、郁达夫、茅盾、巴金的立名文坛，无一不因为其小说；钱钟书的最终超越于大批学者，也因为其小说；“学衡”派代表吴宓没有出版过小说，但这恰是他在几十年时间里最大的心病，看《吴宓日记》，可知他对写作长篇小说的计划与不能实现的焦虑表现达数十次之多。吴宓对鲁迅、巴金、沈从文等人因为小说成就而获得的社会影响乃至经济收获都表现出不加掩饰的羡慕甚至嫉妒，面对自己学生钱钟书在《围城》里表现的小说技巧，他自觉技不如人而生悲。
沈从文进入文坛，靠的是他的“乡土”小说。他既没有留洋的学术背景，也没有旧文化的家学渊源，他对自己独特生活的体验，对湘西风土人情中蕴蓄的生命意味的把握，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细微感觉，使得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