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1-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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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百零八《选举志》：“盖自磨勘例行，足以纠正文体，抉剔弊窦，裨益科目，非浅鲜也。”但严密的磨勘制度的负面影响就是使主考官只选四平八稳的答卷，士人答卷也是以符合要求为最高追求，使士人的创造力受到了压制。乾隆帝曾经试图消除这一弊端，他说：“嗣后乡会典试诸臣，务择清真雅正、文义兼优之作，为多士准绳，不得为磨勘周详，反以庸才塞责。”〔5〕但这种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
四、严苛的贡院搜检
贡院即贡士院，又称“棘闱”、“棘院”，是举行科举考试的专门建筑。唐代科举考试时并没有专用的考场，省试一般在吏部南院举行。宋代以后，不仅省试时建立了专门的贡院，而且各州郡也建立了各自的贡院，结束了以往州郡解试临时借用官舍或学校等建筑的局面。为保证公平取士和贡院的考试秩序，最大限度地消除舞弊的发生，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贡院规制的建设和执行，其中对士人进入贡院前的搜检近似严苛，其目的在于将各种舞弊行为限制在考场之外，力争贡院竞争的公平性。
考生进入贡院之前必须经过点名识认和搜检，这两道手续是科举考试条规的重要组成部分。点名是保证科举取士不发生代考的关键。由于古代没有诸如照相、指纹识别等现代技术，即使考生在报考时，投递“识认官印结”，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身份证或准考证，但还是需要识认官临场识认，以防冒名顶替入场。这些识认官的姓名都汇总到乡会试的点名册上。在乡、会试点名入场之前，各识认官都要到场，如果不到，除了要将该考生的试卷纸扣压以外，识认官员还将受到严厉处分。明清乡、会试时，识认与点名同时进行。如果查出请人代考，则将请人者与代考者一同问罪。在点名同时，考生还要领取考试用纸。每场考试都是在前一天点名，从黎明前开始，到傍晚结束。点名识认之后，考生就要接受两道极为严格的搜检。
如前所述，唐代科举还包含有荐举的成分，贡院搜检还相当宽松。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宋代开始重视贡院的搜检，防止考生夹带舞弊。少数民族政权金朝的搜检要比赵宋王朝严厉得多，考生入闱之前要进行严格的搜检，甚至一度采用“解发、袒衣、索及耳鼻”的手段，这种相当苛刻的纪律遭到大臣和应试者的反对，认为这是对读书人的不尊重，不少应试者拒绝参加考试。为此，朝廷对搜检的手段作出了改革，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让举子在入场前沐浴，更换上由官方统一提供的衣服。这样在防止夹带的同时，也尊重了士人的人格，达到了“既可防滥，且不亏礼”的良好效果，这种防止作弊的办法在中国科举史上也是十分独特的。
明初会试的搜检较为宽松，据说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说过：对于这些读书人没有必要像对待盗贼一样来对待他们。搜检在会试中没有得到实行，会试也未设立搜检官。至嘉靖末年，由于“时文冗滥，千篇一律，记诵稍多，即掇第如寄”。这为举人夹带舞弊提供了条件，于是不少举人就将以前的八股文抄在小本之上，挟带入考场。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规定：举人入贡院时，必须严格搜检；如有怀挟或委托他人夹带文字进入贡院，一经查出，要在贡院前示众一个月，取消举人功名。这成为明代会试搜检的定制。他们也必须被解衣脱帽，且一搜再搜，明初统治者对士人的优厚待遇也从此消失了。《万历获野编》记载了一个叫邵喻义的举人在搜检过程中的遭遇：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丁未科，浙江人邵喻义是一个有才华的读书人，他参加第三场考试时，试图将自己所编纂的书带入考场时，与搜检的军士发生了争执，军士认为他是携带舞弊，引起邵氏的愤怒，双方发生扭打，邵氏被搜检军士捆绑起来，内监试御史李时华命令军士脱去其上衣，痛打二十棍之后，绑在贡院前示众。尽管依据当时的科场条例，邵氏的行为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夹带，但无人敢为之申辩。
而乡试、童试的搜检自明初就十分严厉。明末制艺文大家艾南英久困科场，他说：“为诸生者二十年，试于乡闱者七年……备尝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他描述参加学政主持的院试点名、搜检时士人的丑态和痛苦：考试那天，考生站立在“冰霜冻结”的门外，而学政则穿着华丽的衣服坐在考棚大堂之上，还是“灯烛围炉，轻煖自如”。搜检开始之后，考生则在露天之下解开衣服，左手拿着笔砚，右手提着考篮，等候郡、县官员的点名。点名之后，慌忙跑至学政前面。每一名考生由二名军士进行搜检，“上穷发际，下至膝踵，倮腹赤踝”，这样搜检数遍之后，即使身体再强壮的考生都是冻得“齿震悚栗，大都寒冱不知为体肤所在”。艾南英还说乡试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入乡闱，所为搜检、防禁、囚首垢面、夜露昼曝、暑暍风沙之苦，无异于小试。”〔6〕可见明代严苛的搜检虽然是保证贡院纪律的有效措施，但也对考生的身心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随着科举制度地位的提高、科场竞争日趋激烈，清代科场的舞弊行为也层出不穷。自清初开始，朝廷就制定了严格的搜检制度，《钦定礼部则例》规定：“令搜检人役两行排立，士子从中鱼贯而入，以两人搜检一人，务令各士子开襟解袜。如有怀挟，即将本人照例枷革。
”
为解决怀挟这一弊端，乾隆下令有关官员制定更加严格的搜检措施，特别是对考生的穿戴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不论是帽子，还是衫、袍、褂，都必须是单层的。皮衣和毡衣要去掉里子，裤子不论绸、布、皮、毡都只许是单层，袜子用单层的，鞋用薄底，坐垫用单层毡片；其次，对考生考试所用的工具也作出了规定：考生用来装考试工具的袋子也不能有里子，砚台不能太厚，毛笔的笔管必须空心，装水的容器用陶瓷，木炭只准两寸长，烛台要求是用锡做的并且只能是单盘的，烛台的柱子必须空心通底，糕点都要切开。“字圈、风炉、茶铫等物，在所必需，无可疑者，俱准带入”。考生装用品的篮子要编成玲珑格眼，底面如一，以便搜检。对搜检时的姿势也进行规定：“至裈裤既用单层，务令各士子开襟解袜，以杜亵衣怀挟之弊。”这里说的亵衣和裈裤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内衣和内裤，入场时都要解开。
与此同时，不仅严格搜检考生，而且还对所有进入考场的人员和物品都实行严格的控制。在乡会试进行之前，考场的巡查官对进入贡院的用具以及与考试有关的人员都要进行严格搜检，并严格限制进入考场的人数。例如根据康熙十八年（1679年）的规定：“主考各带三人，同考各带二人，御史各带二人，笔帖式各带一人。”对执行搜检任务的差役也要经过御史和提调官的查核和搜检，防止他们顶替入场或用其它方式来作弊。实际上凡是与考试相关的人员都在识认和搜检之列，目的是将舞弊的行为杜绝在考场之外。
我们在探讨科举制度时，经常会面临到这样的两难问题：一方面，科举关防制度的建立是希望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取士的公正性；另一方面，这些制度又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士人的发展，甚至影响所选拔人才的质量。从后者而言，应该让科举选士的制度有更多的灵活性，但在中国这种重人情、实行人治的社会氛围中，灵活性往往会成为滋生舞弊的温床，从而使科举选材制度形同虚设。因此，权衡关防制度所带来的利弊得失，我们认为关防制度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因为追求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不但是科举取士制度的客观要求，也是整个社会所追求的目标。
注释：
〔1〕（宋）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三十九。
〔2〕（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五。
〔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四，“大中祥符八年”条。
〔4〕魏秀梅：《清代科场回避制度，1645—1906》，台北中央研究院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期，第4页。
〔5〕《钦定礼部则例》卷九十六《乡会试磨勘条例》。
〔6〕（清）李调元：《制义科琐记》之《艾千子自叙》。
从考“官”到考“学”
——废科举后考试文化的变革与传承
？ 张亚群
在当今学校教育和社会生活中，考试的影响无所不在。从学校招生、学业评价到国家录用公务员，从行业性执业资格或专业技术资格的认定、职业技能鉴定到外语水平或计算机等级的区分，考试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考试在测量、评价人的知识与才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现代考试类型虽然繁多，但追本溯源，其原生态则为古代中国的选官考试。
一
古代中国的考试，无论是学校考试还是国家考试，均以选拔官员为首要目的。先秦时期，西周的大学就承担着选士功能。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创立，使中国进入了考试选拔官员的时代。科举逐渐成为古代教育的重心，考试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因子。科举考试寓古代文官考试和古代各级教育考试于一体，对我国文化、教育的历史演进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明末清初特别是近代以降，在西方学者的印象中，科举考试成为中国文化与教育奇特性的一个典型表现。1922年，英国大哲学家、思想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论述“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时曾指出：
中国文化有几个普遍的特征。在这里我只选择最重要的几个：（1）文字由表意符号构成，而不是用字母；（2）在受教育的阶层中孔子的伦理学说取代了宗教；（3）政府掌握在由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文人学士而非世袭贵族手中。
如果没有这项制度（引者按：指科举制度），那么文学性的、非迷信的制度比如孔教恐怕就无法维持这么久。〔1〕
罗素的见解是深刻的。他不仅透过文化层面看到中西传统文化的一大差异——考试选拔官员，而且对于科举考试的演变、地位和影响作了理性分析和颇为公允的评价。罗素认为：
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别的国家迥然不同，占有其特殊的地位。中国的世袭贵族已消灭了两千多年了，执掌政权的都是考试中的获胜者。这样，受教育的人就掌握了别的国家贵族所掌握的势力。
科举制无论是好是坏，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相当深远。它的好处有：造成一种尊重学问的风尚；取消了士大夫阶层；选拔出来的人都是勤学者；虽有异族用武力征服中原，但中国传统文化却得以保留。
虽说科举制度比起任人惟亲、行贿、以叛乱胁迫等要优越得多，但仍然有它的缺点。科举制完全以经书和纯粹文字为基础，没有创造性。中国的科举从明太祖朱洪武（1368—1398年）到1905年被废止，其间一直没变。废除科举是近代中国改良家的一个重要目标。
不管怎么说，如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东西一样，科举制必须淘汰，以适应新的形势。〔2〕
是什么因素导致利弊并存的科举制“必须淘汰”？如果说是科举考试制度自身存在的缺陷使其不能适应选拔人才的要求，那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