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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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变化而不是性质的变化。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到781年，虽然皇室权
力历经沧桑被弄得十分衰竭，但成为帝国特点的一种松散结构却使它能够经
受得住战争和暴乱的猛烈冲击而不致产生根本的变化。这种松散结构的基本
特征是，诸镇的大部分主要受益者无意于争夺皇位，而是满足于控制各自的
地盘。这样的选择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一次次叛乱进一步削弱了中央的
控制和巩固了地方的权力，其后果是严重的，但不是不可挽回的 （虽然当时
许多人有充分理由认为已经不可逆转了）。事实上，它们的主要意义在于使
中央企图重新控制诸藩镇的努力倒退了约30年。
德宗之治的晚年
德宗又统治了20年，但一直没有从最初的失败中真正恢复过来。他对藩
镇的苟安政策的名声在传统历史学家的心目中是很不好的，他们假定他应有
其他的选择，因而谴责他的政策为“姑息之政”。不管他是否过于谨慎，从
这时起藩镇和军队造成的一次次动乱的确突出地显示了中央政府处于持续不
断的虚弱之中。他在位的25年中，朝廷在恢复对高级地方官职的任命的控制
和让更多的官僚代替职业军人担任这些职务等方面，仍取得了稳步的进展。
①
到804年，有一半节度使是官僚而不是军人。此外，即使说785年德宗对藩
镇的政策显得软弱，他也不是一个软弱的胆怯的君主；因为从786年起，德
宗采用了另一种行使君权的观念，即把注意力集中在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国家
权力和资源的部分。这样，他的主要目的是加强与君权有最直接关系的基础
——它的心腹要地、保卫要地的军队和朝廷财政——以及加强他的个人控
制。由于首都的安全直接取决于西北边境的安危，所以他花费了大量经费和
力量去扩大和维持那里的军队，这是帝国中由中央供养的唯一的对外军队。
西北防线的这种改进与神策军的强化有关，德宗把这支军队视为防止他再遭
783年所受创伤的最可靠的手段。当这些军队扩大时，其中有几支被派驻在
边境 （这意味着朝廷的权力达到了直接负责对外防务的程度）。还难以确定
驻扎在京师周围的神策军的规模。到德宗朝末年，在边境和在京师附近的神
①
策军总数似乎已达到20万人。 部分地由于这些措施，这一关键的边境地区
一直安全无事，到他统治之末，皇帝已能立刻调遣一支强大的和训练有素的
军队。
德宗在寻求财政收入方面似乎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就。有些对他有点苛
求的史料把他描绘成一个爱财贪婪的统治者。他显然决心永远再不让自己陷
① 见本书第502 页注①所列的参考材料。
①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证》（北京，1957 年），第94—95 页；关于全面的论述，见小畑龙雄：《神策
军的发展》，载《田村博士颂寿东洋史论丛》（京都，1968 年），第105—2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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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经费拮据的困境。所以决不计较取得经费的方式。但他这方面的成就却有
损于财政机构长期和正常的运转。前面已经提到，他鼓励向他进“贡”，这
本质上是地方节度使们向皇帝纳贿的一种手段。他对正在实行的两税法的缺
点和弊病也没有表现出什么纠正的意向，而陆贽对这些问题在794年的六点
②
奏议中已作了有力的揭露。其中最严重的弊病是在通货严重紧缺的情况下继
续以旧税率缴纳现金——这一情况使中央或地方征税当局大受其益，而纳税
者则深受其害。
德宗还全神贯注于日常的朝政，不愿放权，对官僚集团也不信任。他使
自己囿于小天地中，决心要当一个无可争辩的君主。他日益转而使用宦官去
执行重要的任务，因为他们除了向皇帝请示外没有地位。在他在位时期，宦
官取得了京师神策军的指挥权，并越来越得力地被派往地方政府中充当皇帝
的代表——监军使。从783年以后，宦官对京师军队的控制几乎成了定制，
而且是他们在中央政府作为支配势力崛起的主要因素，关于这个问题在本书
其他章节另有论述。相反，这里主要关心的是监军使的制度。①
使用宦官在军队指挥机构作为观察者的措施在安禄山之乱以前就开始
了，但这类任命在当时纯粹是为了某一特定目的，而且是专门针对边防军的。
随着以后事态的发展，这一官职成了叛乱的产物，因为宦官可以为皇帝提供
（或似乎可以提供）与军方联系的最可靠的联络员，不但在叛乱时期，而且
在随之而来的动乱时期都是如此。在代宗时期，宦官监军使按常例依附于地
方的和边防的军事机构。按照代宗对藩镇采取的相对消极的政策，他们似乎
不积极地干预地方事务，但主要是给皇帝提供情报，其途径既独立又不同于
正式的官僚渠道。即使这样行使职权，他们的存在一定对地方官员的行为也
有所约束，因为他们呈上的情报肯定会影响朝廷对各个藩镇的政策，从而影
响以后对它们官员的任命。此外，身处君侧的地位本身就是权力的源泉，监
军使作用的扩大和他们与供职所在地的节度使的冲突的潜在可能显然都是存
在的。
德宗在即位时非常相信这一措施的效用；虽然官僚们不断警告他把如此
重大的责任交给宦官会产生有害的后果，但他在统治时期仍授予他们越来越
大的权限。鉴于他在正面打击藩镇权力时遭到几乎致命的挫折，这一举动是
不足为奇的。他扩大监军使的活动范围而不仅仅让他们充当观察员，他使他
们成为皇帝和藩镇之间在一切政务方面、甚至在某些行政活动方面的关键的
联络代表。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任命新节度使时所起的作用，因为在考虑了监
军使关于地方情况的报告后，以及常常在他们与地方驻军直接协商后，皇帝
才能作出人选的决定。这就明显地为营私舞弊创造了条件，监军使受贿和受
威吓之事屡见不鲜；但这类事件可能不像史料使我们相信的那样普遍，因为
这些史料对宦官怀有强烈的偏见。某一节度使死后，监军使还被指定临时负
责这个藩镇；他们还奉命与那些不听命的节度使进行谈判，还在非常时期进
行救济工作。在例行的行政工作方面，他们对人事的安排有很大的影响，而
且他们似乎承担了特定的后勤供应的责任。通过皇帝授予或者默认，监军使
② 崔瑞德：《皇帝的顾问和朝臣陆贽》，第116—118 页；奏议全部译文见S。巴拉兹：《唐代经济文集》，
载 《柏林东方语言学通报》，36 （1933 年），第168—206 页。
① 主要见矢野主税：《唐代监军使制之确立》，载《西日本史学》，14 （1953 年），第16—32 页；《唐
末监军使制》，载 《社会科学论丛》，7 （1957 年），第17—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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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虽然拥有如此大权，却仍不厌其烦地承担其他任务，其中甚至包括指挥作
战。对于这种干预时有措词激烈的怨言。例如，在798至799年朝廷企图镇
压淮西叛乱的那次不幸的行动中，战略的决定一般由几支参战勤王军的监军
使在会议上作出，然后才传给名义上的统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此积极
地进行干预，如果战败，他们发现自己无一例外地成了替罪羊。
但是，德宗最不愿意听取关于这一制度的任何批评。他不但继续使用大
批监军使，而且还指派他们到更小的军事单位，从而增加了他们的人数。795
年，他给监军使颁发正式的官印，使这个职位具有正规的地位。尤其是当节
度使与监军使发生冲突时，他一有可能就支持后者。800年义成发生的戏剧
性对抗就是这类冲突能达到什么程度的一例。随着节度使姚南仲和监军使薛
盈珍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携带各自报告的对立双方的使者竞相争先向京师
策马奔驰，结果薛盈珍的使者被节度使之人所杀，此人随即写了一份抗议奏
疏后就自杀了。虽然朝廷敌视薛盈珍，皇帝也只是把他召回朝中给予一个职
务，拒绝再采取其他行动。
在与各藩镇和节度使个别打交道时，以及由于这一制度能使他亲自掌握
与节度使的关系，德宗无疑喜欢这一制度给他的灵活性。但监军使的效力是
与君主的威望成正比的，而如上所述，在德宗朝的整个后期，他的威望正江
河日下。此外，监军使对那些不受朝廷控制的藩镇几乎是无能为力的。
德宗以这些方式表现了他几乎是唯一的关心，这就是要加强皇帝的直接
权力。他的行为也许只反映了他有限度的雄心，或者也许他真想干一番事业，
以便打下基础，让他的继承人全面恢复中央的权威。事实上，后来由于淮西
的挑衅而迫使他在798年对一个藩镇发起的唯一的一次攻势却以失败告终，
这次军事行动对未来的皇帝权力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兆。此外，他立其残废儿
子——未来的顺宗——为太子实属愚蠢之举。可是，当恢复中央权力的奠基
人宪宗在805年登上皇位时，宪宗的的确确发现，他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所需
要的制度手段以及财政、军事资源基本上已经具备，这应归功于德宗不事声
张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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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纪之初的藩镇
到9世纪初，新的藩镇已经存在了约40年，并且已成为唐代地理上的长
①
期特征，虽然个别藩镇的地盘发生了变化。李吉甫在写于814年的《元和郡
县图志》中认为它们是活生生的事实，也是他编排材料的主要行政单位。在
这一时期它们已发展了自己的制度结构和行政方式，所以我们必须对它们作
出比较充分的阐述。这种阐述将集中在长江以北的藩镇，因为我们可以在那
里发现新制度的最发达的形式。在南方，藩镇的行政机构力量较弱，更听命
于朝廷。
②
军队依然是藩镇的核心。由于它对藩镇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所以通常
占用了当地岁入的大部分。它的存在不但是任命该地区节度使的首要理由，
而且在节度使与辖地内外的关系中给他提供了直接和具体的支持。军队的主
要集结地在镇治之州，驻防部队称牙军。牙军能够镇压境内的任何反对力量，
一般地说是藩镇唯一具有强大打击力量的军队。它的核心是亲卫军精英集
团，负责节度使的安全，同时无疑地也被用作保卫节度使驻节之地的总的安
全力量。在更好战和独立的节度使麾下，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