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0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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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敏感。780年两税法改革过早地用现钱计税，而货币的供应又一直不足，　
结果用现钱计算的税只能用实物支付，但折换率却由地方规定。通过使用这　
种擅自作出的折换率，那些不受中央控制的官员乘机大发其财。这是809年　
措施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之一。京师规定的折换率从此在全国实行，各地严禁　
擅自增加折换率。此外，为了解决现钱短缺的问题，以实物纳税的百分比提　
高了。新措施的这一部分主要致力于解决经济问题，但是，其中也有重要的　
政治含义，因为此举剥夺了藩镇官员非法收入的重要财源。　
　　　　　它在政治上更明显的意义在于，有一部分立法要求重新分配地方的税　
收。前面已谈过直到此时已实行的岁入分配办法。县一级单位征税并上解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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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以后，税收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留给所在州使用，另一部分上解给藩镇当　
　　局，第三部分则给中央政府。虽然这一制度是作为供应各级行政机关的需求　
　　的办法而制定的，但如上所述，它造成了严重的财政不平衡，并造成了州依　
　　附于藩镇的倾向。809年的措施设法全面改变这种情况。第一，各镇从此在　
　　其治所所在州取得一切必要的收入。只有在收入不足的情况下它们才能向所　
　　辖的州另外提取收入。为了弥补收入的减少，镇所在的州免除对中央政府上　
　　缴任何税收。第二，除了本地必要的开支或藩镇获准开征的特殊征收外，所　
　　有的州必须将一切岁入解缴中央国库。这个措施的目的是一清二楚的：旨在　
　　削弱藩镇与其所属州之间的联系和在财政上把藩镇降低到不过是一个有特权　
　　的州的地位。实际上，这个措施又把三层制（镇—州—县）转成二层制（镇/　
　　州—县）。从它改组全国各镇财政关系和削弱地方割据的财政基础的企图看，　
　　809年的改革在政治意图方面可能比755年以后整个唐代历史中颁发的其他　
　　任何财政立法都走得更远。　
　　　　　　　可是，如果夸大地认为这一措施已得到直接和广泛的应用，那也是毫无　
　　根据的，特别是从下面谈到的以后的军事对抗中可以看出。显然，在许多情　
　　况下各州继续直接向藩镇贡献；但以后的朝廷的诏令也表明中央政府决心贯　
　　彻和保持新政策。另外，对这一措施的确切的影响也意见纷纭：有的人认为　
　　其结果是直接的，它使中央的岁入相对说来迅速增加；另一些人则认为它之　
　　迅速推行，恰恰是因为在一开始它没有严重地减少藩镇的岁入，只是从长期　
　　看，由于藩镇的财政独立性受到新的遏制才受到影响。总之，分歧取决于把　
　　着重点放在对中央政府的积极影响方面，还是放在对藩镇的消极的影响方　
　　　　　　　①　
　　面。无论如何，可以预料，任何立法如果对大批执行它的官员有潜在的不利　
　　影响，那么中央政府只有继续坚持贯彻和继续表明它有支持其法令的办法，　
　　这些法令才能有效地变成法律。自安禄山之乱以后，只有宪宗之治才开始做　
　　到这一点，在他统治时期的发展有力地说明，改革是有成效的。　
　　　　　　　同时，宪宗一点也没有放松他对个别藩镇重建直接控制权的努力，这个　
　　过程不可避免地造成与东北强大的藩镇的冲突。809年初期成德节度使死　
　　去，他的年轻和能干的儿子王承宗要求接任。皇帝发现这正是在这个区域重　
　　树皇权的大好时机，于是拒不批准权力的转移，这对河北根深蒂固的惯例来　
　　说显然是一个有敌意的反应。此举又在朝廷触发了一场持久的争论，它之所　
　　以特别引起兴趣，是因为它显示了京师是如何看待这些藩镇的。不论在这时　
　　还是在以后，宪宗表现了极大的决心，坚决要成为全中国名副其实的皇帝。　
　　随着他初期的成功，他当然充满了信心，但在他行使权力的决心后面还不止　
　　是专制君主的好大喜功，他在这方面的立场得到了朝臣们很大的支持。在他　
　　的眼中，帝国，至少作为一个健全的政体，不能无限期地让这些自治割据势　
　　力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它们威胁着既存体制和成为抵制中央政府的榜样。同　
　　样重要的是，他相信通过适当的军事和外交措施，很可能恢复对这些藩镇的　
　　控制。因此，进一步的妥协只能妨碍最终目的。　
　　　　　　　但也有人对这条拟定的路线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其中当时的翰林学士　
　　李绛的意见似乎最为言之有理。李绛警告说，强有力的历史因素和地缘政治　
　　学因素阻碍了中央想收复成德的任何企图（言外之意，对东北诸藩镇也是如　

①　特别见日野开三郎：《潘镇时代的州三分税》，载《史学杂志》，65。7　（1956　年），第650—652、660—662　

页；松井秀一：《裴垍的税制改制》，载《史学杂志》，76。7　（1967　年），第1030—10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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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首先，自安禄山之乱以后，成德已享受了几十年的自治，这已把当地　
　　民众与成德的领导集团结合在一起，并使后者取得了实际上的合法性。任何　
　　改变这种事态现状的企图势必激起该地的有广泛基础的反抗。其次，成德不　
　　像刘辟统治下的剑南西川和李锜统治下的浙西，周围实际上是性质相似的藩　
　　镇，它们之间尽管偶尔有对抗，但利害关系总的说是一致的。这使它们成了　
　　朝廷的不可靠的同盟，即使在它们表面上参与对成德的武力行动时也是如　
　　此。总之，成德不可能被孤立和击败。最后，李绛指出，国家的财政状况不　
　　佳，难以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为当时淮河和长江诸地洪水为灾。①　
　　　　　　　皇帝最后的确接受了一项妥协的解决办法，承认王承宗为成德的领导，　
　　但要王承宗同意对朝廷履行正常的行政义务，并放弃它前不久取得的德州和　
　　棣州。显然王承宗是装模作样地接受这些条件的，因为他不久立刻用武力保　
　　留了这两个州。这就给皇帝以军事干涉的机会——他确实也没有其他的真正　
　　选择了。809年秋末，包括除魏博以外的许多地方的大军以及神策军奉命开　
　　赴战场，对成德全面进攻。按理说，成德应该被摧毁。但从一开始就出现了　
　　协调各路兵马的严重问题，各个将领证明都不愿意争先动用自己的军队。另　
　　一方面，成德则不存在指挥的问题，它的精锐部队在为守卫自己的家乡而战。　
　　最后，中央财政的枯竭成了决定性的因素；在810年年中，宪宗看清了他的　
　　军队的半心半意的行动，在不到一年后取消了讨伐。王承宗仍保留他的两个　
　　州，但同意遵守原来协议中的其他条件，以报答朝廷对他的正式任命。但对　
　　宪宗来说，这只是一个保全面子的解决办法。并没有导致当时存在的关系的　
　　真正改变。　
　　　　　　　这样，随着在东北重新树立中央权力的又一个企图的失败，宪宗遭受了　
　　第一次挫折。这次挫折有进一步的影响。在冲突中，朝廷不得不直截了当地　
　　同意淮西和幽州的领导的更替，幽州在河北之役中或多或少地是一个积极的　
　　同盟。一些最强大的自治的藩镇除了被迫对成德采取行动外，依然没有受到　
　　任何严重的影响。但以后事态的发展表明，政府没有蒙受不可弥补的损失，　
　　它的威信仍很高。例如，张茂昭在19年前已世袭了地方虽小但地处战略要冲　
　　的义武的节度使之职，但他自动放弃了对那里的指挥权，这即是明证。虽然　
　　那里在后来偶尔发生动乱，但自治藩镇就这样永久地少了一个。　
　　　　　　　809至810年的冲突在另一方面，即对国家的财政，也有重大的影响，　
　　大规模的动员似乎已迅速地耗尽了中央的储备，因此，特别是鉴于战地军队　
　　战绩不佳，继续征战已经行不通了。这类军事行动代价高昂的原因已经变得　
　　很清楚：中央政府不能对参战的各镇军队进行直接的控制；不同的利害关系　
　　支配着各镇领导的行为。在这些情况下，中央政府不得不对为进攻目的动员　
　　起来的军队采用一种很无效的供应体制，这就使得中央的资源非常紧张。很　
　　简单，这种直接的津贴称“出界粮”，它按人头以固定的数额付给这类军队。　
　　各镇军队一般从它们的领地内取得给养　（西北的军队除外），但它们的军队　
　　一旦开拔出境，就有资格取得中央的津贴。从安禄山之乱后，这一制度从一　
　　开始就遭到批评，因为它本身实际上是浪费，而且没有道理。据说，地方将　
　　领毫不犹豫地派遣其军队至自己所辖的境外，然后以种种借口按兵不动。由　
　　于他们已取得财政支持的资格，就感到认真战斗不一定符合他们的利益。但　

①　《全唐文》，卷646　第4　—　6　页；尤金·菲费尔：《作为御史的白居易》（海牙，1961　年），第117—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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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取代这种资助方式的好办法。809至810年在与成德的冲突中，宪宗　
　　为一场国内的大讨伐付出了高得难以忍受的代价，而在战场上的所得甚至远　
　　远抵不上支出。他不但被迫中断了讨伐，而且实施809年财政改革的企图也　
　　受到了不利的影响。此外，朝廷要经过几年才能把枯竭的国库恢复到再想进　
　　行重大军事行动的程度。的确，810到814年这四年是他整个统治的最长的　
　　安定时期。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个关键的藩镇内部的不和，使宪宗开始取得分裂　
　　河北集团的机会。812年年中魏博节度使的死亡留下的接任者只是一个儿　
　　童，他的助手和随从立刻与大部分守军离心离德。当时朝廷只要故意拖延对　
　　接任者的承认，给他造成一种前途未卜的形势，就能引起一场废黜他的兵变。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藩镇虽然在内部施政方面享有充分的自治，它们仍迫切　
　　需要得到承认并与朝廷建立正式关系。领导集团未能得到承认的情况被认为　
　　是不正常的，因此常常产生严重的后果。魏博的哗变者立刻拥立一个得众望　
　　的将领田兴（田弘正）为节度使；田兴非常清楚局势的不稳定，于是与朝廷　
　　进行谈判。驻军同意他与朝廷的关系正常化，于是田兴提出让魏博真正听命　
　　于中央政府，条件是取得正式的承认。对田兴的提议的诚意，朝廷相当怀疑，　
　　但由于宪宗已经拒绝了进行武装干预的建议，他最后决定接受田兴的建议。　
　　魏博的局势很快恢复正常，对朝廷来说特别重要的一个联盟从而开始出现　
　　了。　
　　　　　　　魏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纳入帝国正式的财政体系之中，仍然值得怀　
　　疑。在以后的十年中，它的确一直紧跟中央的政策，但它是出于盟友的关系　
　　而不是出于臣属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其说是被思想感情或正式的控制手段所　
　　支持，倒不如说是被田兴的个人忠诚和朝廷给军队的大量赏赐所维系。但魏　
　　博作为一个盟友，使宪宗进一步的计划得益匪浅：他使其他东北诸镇不敢轻　
　　举妄动；魏博的军队直接参加了以后的征战；这进一步提高了朝廷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