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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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和他的亲佛教的内阁完结以后，更传统的儒家政治家们在朝政中变得重要
了起来。常衮（729—783年）在777年被任命为宰相；此人是进士出身，他
在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经历了一系列重要职务——即为皇帝知制诰——
而从官僚中脱颖出来。他享有为官清正的声誉，并且着手纠正了元载的某些
最严重的弊病，特别是官员俸禄混乱的现象。但他也书生气十足，而且好与
人争论；他经常在朝廷中当众与他的同僚崔祐甫（721—780年）争论。崔祐
甫出身于世家大族。他之被人怀念，主要是因为他曾经以改进吏治的名义让
他的许多亲朋故旧当官。这两位大臣常常在皇帝面前就礼貌和仪式问题争吵
① 但是可参照浦立本： 《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62 页，注21。
① 陈观胜：《中国佛教的改造》（普林斯顿，1973 年），第3 章；见《剑桥中国史》第4 卷中S。温斯坦所
写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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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休，但代宗显然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尽管在777年和779年之间朝廷颇
有些改革气象，但很清楚，没有皇帝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仅靠儒家的思想情
操是完全不足以取得政治上的根本改变的。
唐德宗的改革企图 （779—781年）
正当37岁盛年的德宗779年夏天即皇帝位，这时长安拥有明显的改革气
氛。他执掌政权的时候，坚定地想扭转他父亲在位17年中一直走下坡路的颓
①
势。他在几个月时间内就发了十几道诏旨，要求中央政务中实行节约，并且
限制高级官员的奢侈浪费。他废了酒税。他宣布不再接受地方长官于正常税
②
收之外的“进奉”和“贡献”。德宗打击了宦官的不顺从态度。他又下令停
止政府继续赞助度俗人为僧尼，不许政府参与建造寺庙，而这些都是他父亲
时代造成严重贪污的陋习。他任命他自己的亲信为宰相，其中最突出的是知
名的财政官员杨炎（727—781年）。作为他普遍改组人事制度的一部分，德
宗迫使宿将和重臣郭子仪退休；因为郭子仪这时虽已届耄耋之年，却仍然领
有北方和北方边境的许多防御使职务。这是代宗迟迟未下决心而德宗断然行
之的事：他给郭子仪颁赏了很多荣衔，但把他的实职分给了他的几个部属。
虽然郭子仪从无丝毫不忠于唐室的表示，但他功望太重，又是旧政策的过于
明显的象征，所以不能让他继续在第一线供职。郭子仪的退休是一种审慎政
策的一部分，即德宗打算去掉或安抚官僚政体和高级军界内部的一切不安之
①
源。上面这样一些改革是德宗想刷新政制的最初步骤，其目的不外乎是要恢
复唐王朝中央政府的主动性、权威和力量。
这时期最重要的改革是杨炎于780年对税收和财政会计制度开始实施的
②
行政合理化政策，这就是所谓的“两税法”。这个名词有些使人误解的地方，
因为按照农业季节一年收两次税，这只是几种简化手续方面的一种特点。首
先，两税法取代了旧的租庸调制的人头税以及唐朝前半叶所累积起来的各有
专门名目的附加税。这一改革废除了用丁作为计税的基础，而代之以一种更
有效和更公平的以财产和耕地计征的方法。各州镇在税收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在过去一定时期内已成了既成事实，现在这种作用得到了承认，即分配给它
的各个不同的税额，以代替那种笨拙的统一税率的征课办法。在这同时，中
央政府的正式财务官署也恢复了生机。宦官对宫廷金库的管理权已被暂时剥
夺，而国家收入则由政府的金库接收。两税法的改革马上取得了实际的成功。
780年仅新制度所收的税就多于前一年的一切财源。
所有这些措施都前景乐观，但它们仅仅是开了个头。要使中央政府的政
治和经济结构适应安史之乱后大异往昔的形势，这是一个长时期积压下来的
任务，所以它决非仅靠一纸命令就能奏效。德宗的大臣—策士们——特别是
杨炎——的政治冲击力在有些方面又过于强大。杨炎无疑地具有理财方面的
天才，但这个人的脾性不适宜做宰相。他没有和解的气质，而是好吵架，爱
① 《旧唐书》，卷12 第319—324 页；《资治通鉴》，卷225 第7528、7261—7265 页。
② 《新唐书》，卷52 第1359 页；曾我部静雄：《唐代的贡献制度》，载《文化》，36。1—2 （1972 年），
第 1—32 页。
① 可参照《册府元龟》，卷89 第1 — 3页。
②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制度》，第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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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报复，甚至对不同意他的人胸怀恶意。他对自己的缺点毫无自知之明。
他由于大发脾气而弄垮了政府几项方案，又因干预地方藩镇上的扯皮而把事
③
情弄得一团糟。跟他争吵得不可开交的是一位宿怨死敌，即原盐铁使刘晏。
他们的争吵起于777年，那时刘晏在调查杨炎的老恩主元载问题的小组中工
作，结果杨炎被流放。780年初期德宗罢了刘晏的官，杨炎这时认为时机已
到。杨炎不满足于仅仅用他的新法两税法来取代刘晏的财政政策，他还直接
攻击刘晏的要害，放逐了他，最后并迫害他致死。后来杨炎竟愚蠢到把严厉
地处死他的私敌的责任推给皇帝。这一犯大不敬罪的行为使他在781年年中
受降级处分。这一回轮到杨炎受新宰相卢杞的猛烈攻击了，他也被放逐和致
死。这场政治纷乱是企图与民更始的代价之一。德宗的强有力的个性和希望
革新的心情使他急于求成，从而给为他效忠的人们以巨大的压力。不久事实
就表明，他没有赢得足够的时间使内政改革趋于成熟，便着手去解决自治的
东北地区的问题了。
与河北诸镇的战争 （781—786年）
河北诸节度使利用安禄山之乱平定以后的喘息时间来加强他们的统治，
甚至进一步扩大他们的军队。关于他们怎样做到这一点的细节不需要我们在
①
这里赘述，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原先属于中央政府的许多特权，例如征收赋
税等等特权，后来都由自治的藩镇征收，而不问长安的反应会怎样。到 780
年已经建立的这种政权不仅河北本部有，而且在山东半岛的平卢诸重要大藩
镇也有，汉水下游的襄阳和今天河南南部、淮河上游的淮西地方也有。藩镇
之间互相也偶尔有些摩擦，特别是在交界地方有冲突，但他们大多数认识到
自己的战略利益是互相支援，结成松散的联盟，以便对抗唐王朝中央政府。
他们大家都一致赞同的要害问题就是，节度使的继承权利要由他们自己决
定；自然，这种思想是要保证他们能够世代相传；他们甚至宁愿在内部争位，
也不要朝廷的干预。藩镇让长安扮演的唯一角色就是，它们在地方上推举节
度使候选人，然后由长安照例批准。
如上面已经讲过的那样，代宗时代的中央政府还不能强行解决与河北的
争端问题。它充其量只能采取守势，例如它曾阻止魏博节度使在775至776
年肆意扩大地盘的行为。反之，德宗的内政改革则标志着朝廷将采取有所作
为的新姿态。781年年中，皇帝否决了新近病故的成德节度使的儿子想继承
父位的要求。成德、魏博和平卢三镇认为这是对它们自治的明显的挑战，所
以它们开始进行敌对行动，而且马上得到襄阳节度使的支持。
从朝廷的观点来看，后来的五年时间就是一场恶梦，因为一个接一个的
①
军事危机威胁着要推翻它。虽然朝廷军队的力量已有所增长，但不足以应付
全帝国范围内用兵的需要。中央政府仍然需要依靠效忠的地方节度使的兵力
支援，这种情况和安禄山之乱时并无二致，而且现时它所面临的协调与供应
③ 《旧唐书》，卷118 第3422—3423 页。
① 日野开三郎：《中国中世的军阀》（东京，1942 年），第110—118 页。
① 这一节叙述取自《资治通鉴》（卷226—232 ）和《旧唐书》（卷12）以及各节度使的传记；再可参照崔
瑞德：《皇帝的顾问和朝臣陆贽（754—805 年）》，载芮沃寿与崔瑞德编：《儒家人物传》（斯坦福，1962
年），第84—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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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样巨大困难，仍然必须加以克服。正像朝廷所说，平定叛乱的最初胜利
是靠幽州节度使的帮助取得的，因为后者的军队在北线对分裂分子施加了压
力。自封的成德节度使在781年被他自己的一个军官刺杀，这又是一个有希
望的迹象。但是，唐德宗决定不按这两个忠君者的意愿来酬答他们的功劳，
所以他们也终于宣告反叛朝廷。南方在782年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当时淮西
节度使李希烈受朝廷命令征服了他的襄阳邻居，但数月之后他反而投降了敌
人。李希烈袭击汴渠，切断了从长江下游运往京师的漕粮主要运输道路。这
个经济打击实在厉害，以致朝廷不得不采取激烈的措施，由宰相卢杞等人提
议在内地诸州镇筹款，特别是在长安内外筹款。由于这里主要不是农业地区，
大多数城市居民得担负意外的巨额军费。政府实行了以房屋大小计征的新
税，征收过重的买卖税，强迫向商人“借款”，并且实施各种商品税：所有
这一切便引起了城市的很大困难和人民中间的不满，使政府穷于应付。①
到了这个时候，闹分裂的节度使们纷纷自立为王，但是最严重的威胁是
783年年中朱泚 （742—784年）创建的一个新朝廷。朱泚曾经统率过西北的
唐王朝驻防军，但是因为他的弟弟朱滔已经叛唐，朱泚因此被解除兵权而羁
留在长安。783年，他的旧部被召往东部驰援战争，但是士兵们中途哗变，
因为他们在京城得知朝廷所给军粮不足以果腹。这时，朱泚从退休中出来领
导了他们。他找到了城中的老百姓来支持他的叛乱。结果德宗在长安无可守
的阵地，于是出幸西北小城奉天，因此他成了唐代中叶第三位蒙尘的皇帝。
朝廷在窘境中的一线希望是吐蕃人因783年缔订的停战协定而暂时保持了中
立。
因此，从某些方面看，这时的事态远比肃宗当年西幸灵武时更令人泄气。
只有几个官员陪着德宗逃命。他现在求教于其中的一个官员，即陆贽 （754
—805年）；他不是一位高级大臣，而只是一位年轻的翰林学士。可是，陆
贽是一位异常能干的人，而且他作为皇帝的主要顾问，很快就有效地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