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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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最后的60年，情况又恶化了。武宗以后的几代都未编修实录，941
年《旧唐书》编修者掌握的从847年至唐末这段时期的主要材料是日历。日
历可能不如早期几代的起居注，因为后期唐代诸帝不再每日按时上朝，大量
公务都在幕后进行，而不再进行起居注需要记录的公开议事。更糟糕的是，
这一时期另外的许多文献材料和档案在黄巢叛乱和以后的战争中被毁，因为
这些战乱实际上把长安摧毁了。修史者不得不依靠极少量的私人记载来填补
空白。结果最后几代皇帝的记录质量很差，也很不完整，在修实录阶段才插
入的许多传记干脆空缺。
上述叙事内容详简不一的情况在《旧唐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此书直
接而且几乎全部取材于早期的官方记录。《新唐书》的编修者和司马光（他
与他的合作者在撰写《资治通鉴》及《考异》时系统地搜集了当时留存的一
切历史材料）发现自己不能摆脱《旧唐书》采用的基本材料。近代的历史学
家当然更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11世纪仍存在并为司马光及其同时代人所掌
握的许多补充史料现在已经散失。我们描述唐代各时期的详略程度依然取决
于上述的历史编纂学因素。
不幸的是，除了收入主要唐史中的历史记载缺乏均匀性外，可以作为补
充材料的现存私人著作也有时代分布不均的现象。隋代和初唐残留下来的私
人文集比较少，在高宗和武后时期活动的学者和政治家的现存著作明显地缺
乏。我们知道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有大量著作，但从7世纪后半期残留下来的
数量是如此之少，以致人们不禁推测可能有过有意压制他们著作的企图。相
对地说，700年以后留传下来的数量较多。在760至850年期间，有大量范
围广泛的私人文集。《全唐文》中远远超过一半的文章是在760至840年的
80年中写成的，对历史学家有价值的重要政论文章甚至有更大部分写于同一
时期。这些论著使我们能够填补这一短暂时期的官修历史记录的空缺，而对
任何更早的中国历史，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如上所述，唐代最后几年的
官修记录十分缺乏，而传下的这一时期的私人著作相对地说也很少，不过鉴
于历史记录的质量甚差，现在存在的私人著作就特别重要了。
隋唐不同时期的材料如此严重不均，这对我们了解这关键的三个半世纪
的发展总情况来说，很可能造成一种假象。学者们对经济、人口、社会、政
治和思想等几乎各个方面的变化进行的详细研究表明，8世纪后期和9世纪
初期是激烈变化的关键时期。情况可能是，这一时期的原始材料比较丰富，
此前和此后的材料则较少，这就使我们把注意力过于集中在这若干年。我们
掌握的材料的残缺不全性，使我们非常难以对整个唐代作出任何形式的统计
分析，除非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时还对原始材料的性质进行过细的审查。
唐代还有其他两种重要的材料流传下来，我们可以以此补充官方记录的
不足。第一种是碑文。大量的石碑铭文从唐代传至今日。许多重要的铭文收
于作者的文集中；另一些从宋代起在碑文集中发表；许多未出版的碑文则以
拓片形式藏于中国和日本等地。近年来，中国的考古发掘发现了许多碑文。
对这些物证的系统研究尚未开始。但它的内容并不新颖，其中大部分为悼词，
与唐代著作中著名的悼词相似。它们提供了许多舍此就不能知道的人物的详
细生平，但所祭悼的对象大都是精英集团中的重要人物，撰写这些碑文的思
想和信仰背景又与唐代历史学家的相同。不过它们有时确实提供了可与历史
记载相印证的材料，提供了独立于历史进程之外的证据。当两者能互相印证
时，它们就几乎一致证明了这些历史的叙事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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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独立的补充材料是本世纪在敦煌、西北其他地方和中亚发现的大
批当时的文书。其中最重要的是约公元1000年藏在敦煌一佛窟墙内并在1902
年 （可能更早）被重新发现的“佛窟藏书”。这些日期为406至995年的抄
本，以及在干旱的西北 （特别是在吐鲁番）发掘不同遗址时所找到的同时期
的有关文书，包含了许多官方文件以及涉及面很广的寺院和世俗的文献材
料。这些材料对历史学家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因为它们是无意地完整保存
下来的原始文书，完全未受修史者和官方编修史书过程的影响。对我们了解
唐代地方社会和完全在中央政府管辖范围以外的各方面的活动来说，敦煌文
书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对地方社会的职能和性质、寺院的社会职能、地方政
府的运转、家庭结构、土地的使用和租佃的性质等方面的大部分知识都来自
这类材料。读者将发现我们在本书的下一卷经常参考这些文书。这类物证虽
然是非常宝贵和独一无二的，但在使用它们时我们必须谨慎，因为西北边远
区根本不能作为全中国的典型；根据那里的情况来概括全帝国，研究者往往
会担风险。
本卷使用敦煌材料的情况比较少，虽然这是我们了解唐代贵族结构和取
得防务方面详细知识的基础。敦煌文书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从敦
煌和中亚发现的材料中有数量相当惊人的一部分可与正史和其他官方文献汇
编联系起来。凡是能联系之处，敦煌材料完全能独立地证明，唐朝记录的汇
编和保存是准确可靠的。时间、头衔、个人关系和政府活动，哪怕是最小的
细节，能够准确地互相印证；有时我们确能见到有几份文书已转载在其他史
料中，并能从中发现转载的文字相当准确和忠实于原文。敦煌的档案实际上
告诉我们，官文的记录一般地说是可靠的和准确的，考虑到保存在唐代史书
中的文字已经经历了许多编辑阶段，这确是很了不起的。修史者由于选择所
收的材料，更由于删汰某些材料，因而使记录偏颇。但尽管他们在撰写时受
到了政府压力，尽管他们不得不服从正统思想的约束，他们在选择记述的事
物时仍谨慎地力求准确。
但我们也不应对修史者在记载这一时期历史中的某些事件时显然有偏向
和偏见的事实视而不见。不但《旧唐书》，而且其他重要的史书和官方类书
说到底也都取材于同样的一些资料，这些资料都是政府专司记录的史官所
写，这便意味着我们极难摆脱这些修史者的主见。最后，尽管我们掌握的材
料，例如与我们了解的同时代的欧洲相比，单从数量上说很多，但我们不能
忘记，历史中一定有许多被史官隐瞒的事件；另外，还有许多人类活动的领
域对近代受过西方训练的历史学家来说极为重要，但当时的史官或因视为理
所当然，或因认为与公认的历史标准内容无关，所以就干脆轻易地放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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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隋朝 （581—617年）
在6世纪的最后25年，中国在政治上已经分裂了将近300年，这是中国
历史中最漫长的分裂期。隋朝结束了这一分裂期，扫清了分裂期遗留下来的
大部分制度上的瓦砾，并为一个新的统一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基础。以后的许
多朝代都从隋的成就中得益，但最直接的受惠者则是伟大的唐王朝（618—907
年），它建立在隋的基础之上，并在近300年的时期内，左右了整个东亚的
文化和政治。
这一章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评价隋朝的成就，和如何对这一时期在中国
历史中的重要性作出估计。如同许多历史学家所说，隋在结束旧秩序、清除
几个世纪积累的渣滓和建立一个新型的帝国等方面与秦朝 （公元前221至前
207年）一样，但这样说是不够的。就事论事这无疑是对的，但我们只有在
考虑了6世纪中国远为广袤的版图和复杂性并初步衡量各种新力量——例如
草原入侵者、佛教和道教传下的影响——以后，才能了解隋朝各项成就的特
点。
因此，我想将本章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6世纪中国的报道，
它将展示出分裂时期遗留下来的某些外貌、文化差别和各具鲜明特征的生活
类型。第二部分概述重新统一者和新秩序的创建者隋文帝的性格、生活作风、
政治哲学和统治方式，另外还有关于他的主要顾问的简要叙述。第三部分讨
论隋在建立新的统一的制度化秩序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采取的措施。第四部
分是对第二代皇帝——炀帝——的概述，内容与有关他的父亲的叙述相似。
第五部分报道炀帝在位时巩固其政权的步骤、他创造的新事物和最后他的戏
剧性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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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纪的中国
6世纪中国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的文化的多样化及地区的和种族的差
异和不相容性。在317年当中国人的北方丧失给匈奴民族后，长江流域及以
南在几个世纪中已发展了一种独特的文明。在“夷狄”控制了中国文化的发
源地和中心地后不久，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上层阶级的中国人——纷纷南
逃。在地处亚热带、地形完全与北方不同和尚待殖民的南方，北人感到很不
自在。在最初，他们被南方有基业的家族称为侨人，而北人则反唇相讥，称
南人为土著，尽管这些土著继承了以前的楚国或吴国的大部分独特的文化。
许多北人的举止如同异乡之客，满怀恋乡之情和厌世思想，梦想有朝一日重
返故土。但收复故土的一次次企图都归于失败，经过了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
移来的北人逐渐适应了环境，并参加了发展独特的南方文明的活动。
文化保守主义有时逐渐演变成沙文主义，它是这一时期南方的特征（在
本章，“南方”指的是沿长江中下游及其支流再加上东至杭州湾沿海的整个
开化区）。它的表现有许多形式：公开宣称自己继承和保持了大汉（公元前
206年至公元220年）的遗产，即汉代的古典传统、制度、文学风格、礼仪、
音乐和风俗。事实上，许多这些传统在南方的环境中已起了微妙而深刻的变
化。建康（今南京）诸帝不顾他们政治上的虚弱，也要照搬汉天子的一套礼
仪；学者为他们的古典学术的正统性，文人为他们作品文字的典雅而自鸣得
意。整个上层阶级为了表示他们合乎规范和通晓文学，试图保存洛阳方言，
①
这是他们的祖先一度在一个统一帝国的京师听说的语言。在南方的主要文明
中心——扬州和建康周围的长江下游——以外，移民的工作继续进行：土著
被消灭、同化或驱赶；中国的农业得以普及；村镇寺院在荒芜之地涌现出来。
这就是正史中描述的景象的未被人注意的背景。在这几个世纪中，这块地区
的中国农业、行政和税收在远比北方故土富饶的环境中缓慢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