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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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农业、行政和税收在远比北方故土富饶的环境中缓慢发展，给主要的
定居中心带来了财富，使有的人能过上一种豪华雅致的上层生活。
到6世纪中叶，“南方”的生活方式已经出现，这里略举它的几个特点。
有些北方纪岁的节日已经移植到南方；另一些每年奉行的习俗则以古代南方
传统为依据。这时的侨居者已发现他们爱吃的面食的代用品大米。称呼和迎
候他人的方式已与北方的方式截然不同。南方的妇女更加深居简出，纳妾现
象也比北方更普遍。南方的婚葬之事及举行的一些礼仪远比北方讲究。北人
重视几代同堂，而南人则喜欢夫妻另立门户。衣食及习惯都有它们明显的南
方风格。
中国分裂后不到一个世纪，“南人”之称不再被用作“土著”的贬词，
②
而逐渐成为“中国人”的同义词。南人，包括北方来的移民，已经依恋于他
们的作风、他们的温柔的方式和南方山清水秀的景色。他们已经感到北人粗
鲁，对北方的习俗、古典学术和文学作品流露出轻蔑之意。一位南方文人说
北方文学犹如“驴鸣犬吠”。人们从当时的民谣中，可以感到南方的某种温
柔和给人以美感的特质。以下即是一例：③
① 理查德·马瑟：《关于六朝时期洛阳和南京方言的一点意见》，载周策纵编《中国人文学科研究文集》
（麦迪逊，威斯康星，1968 年），第247—256 页。
② 宇屋美都雄：《南人与北人》，载《东亚论丛》，6 （1948 年），第36—60 页；重载于其《中国古代之
家族与国家》，第416—4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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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发桂兰渚，
昼息桑榆下。
与君同拔蒲，
竟日不成把。
公元317年以后，北方较干旱的平原出现了另一种不同文明的演变。在
一个多世纪中，北方屡次遭到异族争夺领土的激烈斗争的蹂躏。农民不断被
征去服兵役和劳役。掠夺居民聚居地和屠杀居民之事屡见不鲜。种族内部的
暴力和仇恨也成了北方独特的情况。在这种可怕的时代，有些中国的士绅门
第由于它们能以擅长的政治和文学艺术向一个所谓的征服者效劳而得以幸
存；它们往往通过与异族统治精英通婚，学习他们的语言和采用他们的某些
生活方式来维系自己的脆弱的地位。许多中国农民已处于半农奴的状态，并
承受了横征暴敛的负担。所有阶级都在朝不保夕的环境中生活。
386年开始跃居为地区性强国的北魏，逐步引进了一项稳定局势的措
施。早期魏国的鲜卑族统治者是强悍的骑士，多年来他们缓慢地采用了越来
越多的中国的文明生活方式。早在398年，魏国的统治者命令在今山西北部
的大同附近的旧居民区建立中国式的京都，其格局象征中国王朝的气派，这
体现了他们长期追求的目标。京城呈长方形，围以朝着罗盘四个方向的城墙，
有传统的宗庙和大圆丘等。这些不久前的游牧骑士以此来表示他们成为中国
①
式的统治者和使“仁风被于四海”的意图。但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并不平坦，
而且鲜卑族有返祖倾向的人也不时警惕这一趋向。魏的统治者们最初的制度
安排是在自己的部落方式和一个农业帝国的必备条件之间进行调和。他们由
此朝中国式官僚国家这一方向发展，虽然在这一结构中大部分高级职位和许
多特权仍保留在鲜卑贵族之手。此外，对武功和军职的重视远远超过了文职
和文学才能，这部分地反映了他们的传统，部分地反映了当时的需要。
全面的汉化措施在孝文帝执政时（471—499年）实行：废除鲜卑族的迷
信而代之以中国尊奉的信仰和习俗；采用中国特有的选拔制度；鼓励与中国
人通婚；进行土地改革——引进所谓的均田制；恢复儒家思想为国教；禁止
在宫廷使用鲜卑语；采用中国的姓氏；也许最重要的是，从干草原边境的故
土迁向洛阳建都，这里是充分反映中国王朝权力之地。
这一系列汉化措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北方一批愤怒和怀有报复心理的
集团联合起来发动叛乱 （“六镇之乱”）。这次叛乱由依恋故土和祖制并对
洛阳的汉化政体深为不满的贵族领导，参与者为职业军人，他们是流放在长
城一带的囚徒一戍卒和与其主人同样心怀不满的部落民组成的成分复杂的集
团。这个集团在怨恨情绪和鲜卑民族沙文主义的推动下，于523年在中原发
动叛乱。大屠杀随之而来：一个鲜卑领袖杀了洛阳宫廷中的一千多名中国显
贵，其中包括皇太后。这里不再叙述以后发生的形形色色的勾结和阴谋。534
年，鲜卑帝国分裂成两部分：一为更加汉化的东魏，它以邺城（河南）为都；
一为汉化程度较差的西魏，以陕西南部关中平原的长安为都。550年，东魏
改为北齐，556年西魏被北周替代。两国为控制整个华北而展开了生死斗争；
557年北周打败了它东边的对手并夺取了它的领土——包括从长城至淮河流
域的全部富饶和人烟稠密的平原。
在隋重新统一全国前的几十年，被阶级和财富差别激化的种族对抗在北
① 《魏书》，卷2，第33—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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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两国中特别明显。战争、地方动乱和屠杀之惨使中国人和鲜卑人都感到
生命和财产危在旦夕。东魏的创业人在537年谈到了种族和阶级对抗给他造
成的困境。他指出他的许多督将的家属都在西魏 （那里在549年恢复了鲜卑
族的姓氏），西魏的统治者决心诱使这些官员为之效劳。另外，他又嘲笑地
说：“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梁武帝，502—549年在位）者，专事衣冠
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他接着说若非萧衍谨慎行事，他的
督将就会跑到西魏，他的汉族士绅就会拥立南方的武帝。他问道，“人物流
散，何以为国？”①
尽管局势如此紧张和混乱，北方的文明，特别是西北的文明，仍以鲜明
的特点向前发展。它具有与众不同的尚武精神色彩，不论是汉人或是“夷狄”，
都崇尚武功，喜爱狩猎，喜欢良马和猎犬猎鹰。北方对中亚和西亚的影响一
直远比南方开放，而且以后继续如此，这种表现可以从雕刻、建筑、舞蹈、
音乐和服饰中看出。可能是在草原传统的影响下，北方的妇女要干活和担负
各种责任。一位南方的旁观者描述说她们忙忙碌碌，操持各种家务，并为家
庭利益对政治进程施加影响。他们的家庭一般保持一夫一妻制，大家庭是标
准形式。中国的士绅门第非常认真地捍卫古典传统，这不但是为了自己的利
益，而且也确保它们不致像农民那样沦落到无人保护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
对古典经籍注释的进一步发挥当然是不可能的，能保持传统就足够了。据说
北人比其南方的远亲更加开朗和坦率，他们的风俗和礼仪比较淳朴，衣着和
称呼也是如此。生活较南人艰苦。这可以从以下一首当时的北方民歌看出：
快马常苦瘦，剿儿常苦贫。
黄禾起羸马，有钱始作人。
（《幽州马客吟歌辞》）
有一条划分南北两个区域的生态线有助于说明不久前才出现的南北历史
和文化的差别：线的北方是粟麦文化区，那里有成群的牲畜；线的南方是水
稻种植区，那里有丰富的海鱼和江、湖鱼的资源。这两个地带的人口也大不
相同。帝国在重新统一后，南方只有总人口的16％左右，并且几乎完全集中
在沿长江的主要中心；其内地基本上是未开发的荒野，那里有敌视外人的土
著、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疟疾和其他疾病，使得以后几个世纪中国的移民
工作进展得既缓慢，又艰苦。
南北两大地带并不限于文化的差别。如上所述，南方包括一些汉人的居
民中心和居民地带，在它们之外是土著居住的内地，史料称这里的形形色色
的集团为“蛮”，他们是居住在今云南和贵州两省大部分地区的操藏缅语的
部落和居住在延伸至今越南的中国南方海岸的傣语民族。在西面较远的四
川，成都周围的肥沃平原为汉人的主要定居中心。土著部落居住在周围高地，
沿西面多山的边境则是西藏的部落民族。汉人与所有这些民族进行长期斗
争，时而杀戮他们，时而奴役他们，并慢慢地汉化他们的生活方式。少数派
往土著区的中国行政官“被同化”，但其中大部分人不屈不挠地坚持工作，
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殖民技术。但在6世纪，中国文化的中心很少远离土著定
居地，通婚是普遍现象；虽然记载当时种族历史情况的材料尚未被充分利用，
但我们可以设想土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这一时期北方的特点是复杂的混合种族和混合文化：自 3世纪后期以
① 《北齐书》，卷24 第347—348 页；白乐日：《〈隋书〉中的食货志》（莱登，1953 年），第2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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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不同血统的民族一批批来到。它们与中国人和其他入侵民族通婚，尽管
孝文帝采取汉化政策，但如上所述，设法重新树立草原文化鲜明特征的反作
用力依然存在。沿陆地边境，北方的混合文化逐渐消失而让位于草原民族的
文化。在西部和北部的戍军市镇及著名的马市，人们确实能看到控制这些市
镇的北朝力量的具体迹象，但人民——士兵、马贩子、商人和当地农民——
可能普遍都是混血儿。
上面已提到北魏分成西魏和东魏。它们之间的边境不仅是政治分界线，
而且是一条已存在近两千年的文化分水岭。西魏的京都位于高原中心，三面
环山，中国人称之为关中。从东面看，它是一座天然堡垒，对中国其他地方
的几次征战都由此开始。往西，西魏沿其北侧为干草原和南侧为山区的河西
走廊向外延伸。北方西部这一地区的文化与草原文化较为接近，那里的人民
是优秀的骑士和武士，人们在他们身上很难看到传统的中国文化。
东魏在许多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位于淮河迤北到长城的大平原
上。这一黄河、淮河及其支流灌溉的地区在6世纪是中国生产力最高、人口
众多的定居区；当时它几乎拥有中国人口的2/3。虽然几个世纪的外患和外
来统治给这一地区留下了深刻的创伤，它仍比西魏保存稍多的中国古文化。
由于远为富饶和稳定，社会上层的生活往往是奢侈的，城市比中国西部和南
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