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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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年，杜牧给宰相李德裕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活动于长江流域的
水陆盗贼的情况，指出他们给居民和在那里经商的商人所带来的恐怖，以及
他们的活动给国家收入造成的严重损失。这种股匪通常由百人组成，其中包
括许多来自北方的人，来自宣武和武宁（在河南）的盗匪袭击长江下游地区，
而来自忠武和淮西的盗贼则活跃于长江中游流域。在掳掠到赃物以后，由于
长途运输有危险，他们便等到茶叶收成时假扮商人用抢来的货物换取茶叶；
然后他们将茶叶运回故乡，在那里很容易卖掉而不会引起猜疑。这样的盗匪
集团的特征在当代的许多传奇和诗歌中有生动的描写，但在正式的官方资料
中却很少能看到。
政府制订了严厉的措施，试图抑制盗匪活动和非法贸易。对黑市买卖的
惩罚是严厉的，包括处以死刑。走私商人因此相应地将自己武装起来，到 9
世纪30年代中期已能以武力与政府相对抗。840年，负责征集长江流域赋税
的盐铁使在一份奏疏中指出，尽管法令是严格的，但很难实行，部分地是因
②
为走私者和商人以及官办市场（场铺）的官员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勾结。
武装起来并有经济基础维持其活动的“盗匪”，有不断增多的农民加入他们
的队伍。但是，赋税“摊派”的政策继续实行，使所有村庄败落，村民或则
投靠已有的盗匪集团，或则另立新的山头。
南方戍军起义的爆发
尽管长江下游的骚乱和盗匪活动日趋增加，政府仍然尽力在该地区搜刮
尽可能多的赋税。858年阴历七月，皇帝的私人随从张潜坚决反对政府以大
量国库收入的“羡余”作为估价每年政绩（课绩）以及将来任命长江下游各
地节度使的依据。这种“羡余”是上交给皇帝内藏库的，等于在8世纪后期
已成为一项正式收入来源的“进贡”的另一种形式。在唐代后期内藏库渐渐
变得如此富裕，以至经常要从它那里将资金转移到正式的国库中去。张潜警
告说，公开坚持取得这些额外收入必将在两方面引起巨大的动荡不安：一是
会引起被削减了饷金的地方戍军的动乱，一是普通百姓会惶惶不可终日，因
为他们将被迫承担更重的赋税。
事实立即证明张潜是正确的。856年，中国南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暴动，
② 《册府元龟》，卷510 第10 页。 （译者按，“使人”被译作Population，误。原意指政府派往各地推行
此计划的使者。）
③ 《全唐文》，卷78 第4 页。
① 《全唐文》，卷78 第17—18 页
② 《全唐文》，卷967 第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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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一夜之间便从这个国家的最安定地区之一转变成为最富有爆炸性的地
区。那一年的阴历四月至七月间长江流域有三次戍军暴动。其他地区也是不
安定的。858年安南发生了一次动乱，下一年屯驻在重要的运河沿线的彭城
的武宁戍军暴动，彭城多年来是一个孕育不满情绪的中心，这次暴动是那里
10年当中的第二次。
戍军暴动并不是最危险的因素；以前也发生过，政府有种种行之有效的
办法对付它们。但更不祥的凶兆却是普遍的社会和经济的动荡不安，因为这
些迹象威胁着整个社会结构。政府充分注意到水上和陆上的盗匪问题，但是
基本的战略问题使它很难得到长期的解决办法。
唐朝长期奉行的一项政策是在南方只保持小量的军队，因为它不无道理
地害怕大量军队可能导致独立并接管该地区的生死攸关的财源。唐朝的基本
战略仍是将它的绝大多数军队集中在京师周围和大运河沿线的重要据点。长
江下游地区有几次派驻大量军队均与特殊的危机有关：756至757年，玄宗
之子永王李璘之乱；8世纪80年代的几次地方暴动；807年的李璘之乱。但
一旦状况改善，军队立即撤走。在其他情况下，南方的观察使只保留小量
的军队用以控制规模不大的骚乱。可是，当858年宣州发生以康全泰为首的
最严重的叛乱时，军事化的进程再次开始，在此期间政府被迫在邻近的浙西
重建镇海军。这是将近50年中在该地区建立的第一个节度使职位。
康全泰的叛乱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意义特别重大的，因为它揭示了唐代
①
后期地方一级权力结构发展的重要方面。康全泰本人是地方上的一个微不足
道的罪犯，最后在宣歙观察使的幕府中得到一个职位。他的名字与叛乱发生
关系仅仅是因为他领导起义是被迫的。真正的煽动者是地方精英人物，即通
常所称的形势户，他们和地方当局之间已发展了密切的联系。一个名叫李惟
真的富有而又上了年纪的商人买了幕府的一个军职，为的是能免除赋税和法
律起诉（影蔽）。为了这样的原因购买地方官职在唐代后期是很普通的事情。
李惟真压制地方的贸易，甚至组织平民，可能是让他们充当一种私人武装。
另一个煽动者是个地主，他被任命为地方的讨击使。他利用那个职位无耻地
大捞好处，当他关闭了水闸门使水流向自己的土地时，130家因此得不到灌
溉。他的儿子公然杀人，虽被监禁但竟免一死。试图释放他这个被囚禁儿子
的行动激起了叛乱。这是一种明目张胆的腐化渎职行为，即通过秘密的私下
成交能够买到地方军职和广泛的豁免权。当这种豁免权受到威胁时，地方社
会上有影响的成员和地方军事势力之间的联系能够很容易地发动一场叛乱，
就像此时在宣州发生的把观察使赶走之事那样。该地区惨遭抢劫，军队纷纷
①
从淮南和浙东调进以后，宣州的秩序才在858年末恢复。成为宣州骚动基础
的这个一般模式很难说是唯一的，它清楚地证明了唐代后期地方官员们被迫
在腐败的和微妙的环境中活动的情况。当时的政治家确实有充分的理由主张
缩减地方军官的数量。
裘甫叛乱
康全泰暴动对于随后在859年发生于浙东一带更为严重复杂的叛乱来说
① 关于这次叛乱见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江淮——以江贼及“康全泰、裘甫”的叛乱为中心》，载《史
学杂志》，66。2 （1957 年），第23—24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9 第8072、8074 页；《旧唐书》，卷18 下第6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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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序曲。裘甫是一个出身微贱的盗匪头目，他所领导的叛乱在唐代后期
首次短暂地将大量的农村盗匪团伙融合为一支统一的军事政治力量，将被压
迫的农民组成一个战斗集体。②虽然裘甫叛乱在爆发之后一年之内便被镇压
下去，但它却为15年后发生的黄巢叛乱打下了基础。
裘甫的名字首次出现于859年后期，他是作为活动于浙东中部的一个盗
匪团伙的头目而被提到的。几个月内，盗匪——他们还不能称为叛乱者——
袭击了浙东的大部分地区，从北部的明州直至南部台州的天台山脉。下一年
正月，他们向北转移，攻占杭州湾正南的剡县，以此作为他们的指挥部。剡
县是浙东观察使治所越州的一部分。当地的地方戍军在四年前曾发生兵变，
现在不到300人，装备很坏，不可能与数达千人以上的裘甫队伍对抗。政府
把该地区全部可用的军队集结在一起，其中包括那些驻守在海边城塞防备日
本或新罗经由海上来袭的军队。但是裘甫的将士证明是优秀的队伍，政府的
军队一经接触就被打垮。裘甫胜利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于是山海之盗及
他道无赖亡命之徒，四面云集”，参加他的队伍。这支组织松散的队伍仍是
在裘甫全面领导下的各独立团伙的集合体，此时数量已过三万。他的动向成
为其他地区团伙注意的焦点。860年阴历五月，一名谏官向登上皇位不过数
月的懿宗解释起义为何发展如此迅速时说：“兵兴以来，赋敛无度；所在群
盗，半是逃户。”
裘甫的成功使他有信心开始采取步骤控制这一地区。他将三万名支持者
组成三十二队，并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为了创造一种正统的气氛，他宣布
一个新的统治时期开始，行用铸有“天平”字样的印信。他贮存物资，雇用
工匠制造武器，在地方上甚至在中国北方都引起了强烈的恐慌。
政府的最初反应是采用它前一年在康全泰起义时期曾经成功地采取过的
措施。它从北部浙西和西边的宣歙派遣支援部队，但是各地军队低落的士气
和松弛的纪律使得他们不能成为一个整体，同时他们对于金钱和晋级保证的
要求增加了普遍的苦恼。该当得到懦夫之称的该地观察使被召回京师，授以
太子宾客的闲职。
860年的最初几个月是战局前途不明的时期，因为每一方都在筹划自己
的战略。唐朝的官员清楚地理解他们在镇压起义的战事中面临的困难。浙江
的复杂地形提出了特殊的问题：它的海岸线有无穷尽的海湾和入海口，巡逻
困难，而舟山群岛的海上岛屿又能在盗匪需要时为他们提供庇护。攻取这样
困难的地区需要一个有经验的军事战略家的全部才能。由于在京师的武将中
似乎没有这样的人选，所以决定派遣安南都护王式前去。
①
王式无疑是当时唐朝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他已在两个方面建立了不容轻
视的声誉：在北方，他在晋州 （山西中部）的严密防御措施曾保卫京师，使
之不受来自内蒙的侵犯；在遥远的南方，他被派去平定852年在安南发生的
起义。王式现在奉命前往长安讨论如何处理浙东的局势。当皇帝询问他的应
付方略时，王式答道：“但得兵，贼必可破。”此语表明，一场大战役将是
代价高昂的。王式的回答是简单的，也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不能迅速重建对
该地区的控制，那么，长期的费用将远远超过任何出征的开支，而且丢失该
地区对于整个政府来说将是一个难以估计的挫折，并将使京师官员和士兵的
① 他的传记见 《新唐书》卷167 第5119—5121 页；《旧唐书》卷164 第4282 页中有简略叙述，附于他父
亲王播的传记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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俸禄和军饷都难以为继。皇帝相信这一前景，便指派忠武、义成和淮南各地
的军队作为王式的基本队伍。由于知道起义者有骑兵，王式也把数百名吐蕃
和回鹘的骑手调到了他的指挥之下，这是这些外族军队首次被用于如此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