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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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者借故不上战场时，高颎率西北军从关中来到华北平原。在那里，他东进
打击反对杨坚大业的最强大的敌人尉迟迥及其盟友。高颎使用传统兵法中的
许多计谋和圈套，在几次序战中告捷，很快就面临部署在邺城南城外的敌人
主力部队。他在那里使用了古代“先犯观者，因其扰而乘之”的策略以打乱
敌人的战斗计划，使尉迟的队伍惊慌失措，溃不成军。年迈的尉迟迥逃到邺
城，最后因走投无路而被迫自尽。历史学家通常把尉迟迥之败归咎于其主要
参谋的无能和他起用前北齐将领的行动。但不管情况是否如此，高颎已摧毁
了反对派的唯一重要的集结地，一些较小的反对者开始为胜利者下赌注了。
在阴历八月中高颎在邺城的胜利和快到 11月底四川王谦力量垮台的这段时
期内，主要的反对派力量土崩瓦解。一个月后，残敌已被打垮。①杨坚得力
于高颎，而他的敌人又缺乏想象力和个人魅力，所以他继续走运。
581年初期，杨坚在阴历二月中称“王”，他接受了帝王的徽号，身穿
皇袍，开始上早朝，颁布大赦，宣布以隋为国号——此名来自北周给其父的
封地。通过这些行动以及其他远古传下的礼仪，他宣布自己此时已正式受命
于天。到这一年夏末，北周总共59王中的最后一人已被谋杀，这样北周勤王
者反击的可能性大为减小。杨坚的夺权行动在极不利的形势下成功了。但如
果隋不准备成为另一个短命的政体，如果它要发展成一个稳定有效率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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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还有艰巨的任务有待完成，而杨坚也为之献出了他的余生。下面将论述
杨坚及其最亲密的辅弼大臣的品质。
杨坚的性格是多方面的。有几方面可与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联
系起来，有几方面可用他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环境来解释，有几方面涉及他追
求最高权势的变态心理 （这是相当普遍的），最后几个方面则是他品质中特
有的。前面已经谈到，他是非常严厉和令人生畏的人，既无吸引力，又不热
诚，更谈不上宽厚。布德伯格注意到，他的青云直上使他一生被自危感和自
大狂所折磨，因而促使他去寻求一切他感到放心的形式和一切能得到上天眷
顾的象征。当时他的家族和接近他的圈子中迷信佛教和盛行佛教这一特有现
象促使他把注意力集中于向佛教寻求正统地位和个人安全的方面：宫内每晚
都做佛事，杨坚、皇后和举朝上下都参加。他的自危感使他对除几个亲信以
外的所有人都产生怀疑，他似乎认为几乎所有的儿子都是潜在的敌人——这
种态度在突厥可汗中是很普遍的。他为人过于俭啬，这一与他妻子共同的性
格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本加厉。传说他把化妆品按定量分配给宫女，宫内未
备有他需要的某种药，也没有他妻子需要的作为普通礼物的毛领——凡此种
种都是儒家的历史学家所津津乐道的。①
杨坚易于发怒，有时在狂怒以后又深自懊悔。这显然与他个人的自危感
有关，到了晚年，与上面谈到的追求最高权势的变态心理有关。一次他在殿
上鞭打一个人，然后又肯定此事与天子的身份不符，并主张废除笞刑。但不
久，他在暴怒时又用马鞭把一人鞭打致死。他常常似乎对帝王应仁慈宽厚的
呼吁充耳不闻，不加限制地施行当时普遍的酷刑。
除了上述的个人性格，还有形成他行政作风的其他一些特点。杨坚在探
讨问题，采纳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及他的所厌所恨等方面都接近于儒家中主张
君治的荀子一派，实际上接近于法家本身。据说他不重视《诗经》或《书经》；
在他执政的后期，他关闭了全国的学校，原因是学生太多，太懒散，质量太
差。他对标准的儒家道德说教很不耐烦，当他的一个主要儒家大臣劝他不要
②
再处决剩下的北周诸王时，他大声怒斥道：“君书生，不足与议此！”他与
中国所有的君主一样，也受历史和先例的约束。在一次重要场合，他说他远
③
不如伟大的周公，只有在量刑公正这一点上可与之相比。又一次，有人劝他
不要朝令夕改以致引起黎民不安时，他认为这是隐隐地把他与汉朝的篡位者
④
相提并论而大发雷霆。他大骂并怒问其大臣：“尔欲以我为王莽邪？”最后
他承认——即使是躲躲闪闪地——历史学家将对他盖棺论定；当他的三子秦
王杨俊死亡（死因很可疑）时，他的随从要求立一石碑纪念死者，杨坚答道：
“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⑤
虽然有这些局限性，又处于这种精神状态，杨坚仍是一位坚强和有成就
的统治者。他酷爱工作，并把大量文牍从议政殿带回住处审批。他似乎经常
干预各级政府的事务：插手（有时粗暴地）司法机构的工作；重新审理所有
重罪判决，以之作为自己的职责；接见朝集使，并告诫他们要勤奋工作和成
为有德之人；考察补缺者和官员的表现；赞誉有成绩的官员，谴责疲沓和贪
① 《资治通鉴》，卷175 第5447 页。
② 《资治通鉴》，卷175 第5436 页。
③ 《资治通鉴》，卷178 第5558 页。
④ 《资治通鉴》，卷177 第55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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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主持早朝，与大臣们讨论国内外政策；巡视全国。从他的工作作风和从
他对法律、对儒生和官员的总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受了法家传统和当时常见
的个人对佛教的信仰两者兼而有之的强烈影响。
典型的法家思想表现在他推动政府集权化和合理化方面。关于这方面的
情况将在下一节中详细论述，但这里我们应注意，杨坚不满足于因袭前人或
用陈旧的办法去解决他面临的大问题。也许我过于以自己的想法去理解颁布
581年法律的诏书前言，诏书写道：“帝王作法，沿革不同，取适于时，故
．．．．
①
有损益。”加重点的一句体现了典型的法家立场。20年以后，601年的一道
诏书又明显地表现了另一个法家原则：“先王立教，以义断恩，割亲爱之情，
②
尽事君之道。”在中间的若干年中，他肯定遵循了重赏重罚这一法家基本政
策，但他一般还坚持另一个重要的法家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最清
楚地表现在他对官员们请求宽恕其子秦王的反应中，当时 （597年）已是垂
死的秦王因贪污大量公款而获罪，杨坚的答复很干脆：“法不可违。”当有
人再次请求时，他答复道：“我是五儿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
③他拒绝了这一请求。
杨坚还有许多实行严厉的专制和法家原则的材料，以上所举仅为数例。
但同时他也能对原来的忠诚随从特别宽容，现举一例如下。他最早的追随者
之一为北周的同僚，后者后来被封为刺史；在歉年，此人进行粮食投机，罪
当除名为民（或皇帝认为适当的一切处分）。杨坚谈到了他们之间的旧谊，
并说：“言念畴昔之恩，复当牧伯之位，何乃不思报效，以至于此！吾不忍
杀卿，是屈法申私耳。”于是此人官复原职。①
后来做了文献皇后的杨坚之妻生于一强大和早已汉化的匈奴氏族，这氏
族与北魏的豪门通婚已有几个世纪。她的父亲独孤信曾随宇文泰西行并协助
他建立西魏，即后来的北周。独孤信于557年自尽，但其家族不久又东山再
起。杨坚未来的妻子生于544年，取名伽罗（梵语为Kālā，可能是Kālāguru
的简写），在566年结婚时，她得到杨坚郑重的誓言，即他不与其他妇女生
育子女。这与她作为具有强烈的一夫一妻制意识和爱好驾驭他人的鲜明性格
的北方妇女所受的教养是一致的。她不是后宫的佳丽，但有文化和修养，还
具有强烈的政治直觉。杨坚夫妇亲密无间，宫内的侍从称他们为“二圣”。
在上朝时，皇后与文帝同乘御辇。她在议政大殿的门厅等候，并派一名宦官
去观察，以便向她报告。当她认为文帝决策不当时，她就提出忠告；当听政
完毕，两人就一起回宫。
独孤一家早已信佛，而文献皇后尤其虔诚，并且是一位热心的施主。可
以肯定，安排宫内晚间读经的是她，督促王子受佛门训练的也是她；有一情
绪低落的王子非常虔诚，想要削发为僧，但未获其父同意。她把清心寡欲的
品质与宗教虔诚合二为一，这一点她颇肖其夫。但从史籍中可以看出，她具
有稳健的判断力，这至少在王朝最初 10年左右使她能向文帝提出忠告。例
如，有几个官员曾引用权威性的《周礼》的内容，大意是官员之妻应听命于
皇后，并劝她遵循这一所谓的古制。她答道：“以妇人与政，或从此渐，不
① 《隋书》，卷25 第711 页。着重点为作者所加。
② 《隋书》，卷50 第1324 页；汤承业：《隋文帝政治事功之研究》（台北，1967 年），第60 页。
③ 《隋书》，卷45 第1240 页；《资治通鉴》，卷178 第5558 页。
① 《隋书》，卷38 第11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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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可开其源也。”她与杨坚都坚决不让她的家族掌握大权，不让经常出现的所
谓“外戚问题”搞垮杨家天下（读者不难看到，杨坚家族正是通过这一途径
发迹的）。当她的一个母系亲戚获死罪时，杨坚想替她宽恕此人，但皇后答
道：“国家之事，焉能顾私！”于是此人被论罪处死。但史籍又说她颇仁爱，
②
“每逢大理决囚，未尝不流涕”。
可惜的是，能够证明她到晚年才受变态的妒忌和复仇心理支配的这一假
设的材料太少。我相信这种假设，但我论述的根据是一个近期的西方观念（这
对中国和西方的编史者都很陌生），即个性不是一个人生来就有的性格的合
成，而是基本上随着环境及人的成熟和年龄增长而形成的。有一个材料证实
我的假设。第一个表现她真正的变态妒忌心理的有日期可查的事件发生在
③
593年，当时她快到50岁了。此事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它预示从此时
起直到602年她死亡时她对宫廷施加了有害的影响。隋文帝被当时身为宫女
又是其旧敌尉迟迥的孙女所吸引，屡幸其地。皇后选择文帝下朝的时机秘密
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