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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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一座巨大的堡垒，这时他联合起来的军队已有四五万人，由34支民团队
伍组成。
这种地方民团力量当然是在8世纪以来的特定基础上（例如在安禄山侵
③
略河北以后）建立起来的。9世纪下半期，对地方民团的需要迅速增长，因
为地方的社区在盗匪和散兵游勇的不断增长的威胁下被迫采取保护自己的措
①
施。 在僖宗当政时，政府终于认可这种大规模民团的组成。
这样一种地区防御体系的核心通常是由一个地方精英人物领导的个人军
队，他通常是一个著名的地主。强有力的地主在地方社会中有巨大的影响，
特别是在8世纪雇佣众多佃农和依附者的庄园大规模增长以后更是如此。他
们常常有力量反抗地方政府的代表。在秩序日趋崩溃的时期，如果发生盗匪
袭击，这样的地主损失最大，在乡村组织地区防御时他们也就成为当然的领
导者。
较大的地方防御体系在某些集市上出现，甚至把一个殷实地区的自卫武
装联合起来的更大的防御体系，也围绕着某些驻兵的镇或镇市逐渐形成。驻
守在这样的镇市中的地方民团称为义军，这个名称表示它是一种相对于官方
组织而言的民间武装，与地方官军并无关系。
许多这样的高级民众武装逐步并入地方节度使的指挥机构，其领导人称
为义军镇将、防御使或团练使。这类头衔不但使地方民团首领们具有军事权
力，而且也有一定程度的司法和财政权力。镇成为一种低于县一级的行政管
① 《资治通鉴》，卷255 第8275 页。
② 关于韦君靖及其民团组织的重要研究，有栗原益男：《关于唐末土豪在地方上的势力——四川韦君靖的
情况》，载 《历史学研究》，243 （1960 年），第1—14 页；日野开三郎：《关于唐韦君靖碑应管诸镇节
级之考察》，载《和田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61 年），第760—780 页。后一篇论文主要
研究一篇石刻碑文，其内容是纪念韦君靖在892 年建成一座大城堡；那篇碑文的复本可以在刘希海
（1793—1853 年）的《金石苑》（据1846 年印本，台北重印，1966 年）第189—193 页中找到。
③ 见谷川道雄：《关于安史之乱的性质》，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丛》，8 （1954 年），第86—91
页。
① 关于唐代后期建立地方民团组织的讨论，见日野开三郎：《唐代藩镇的跋扈与镇将》，载《东洋学报》，
27。3 （1940 年），第341—346 页；以及《中国中世的军阀》（东京，1942 年），第229—235 页；菊池英
夫：《所谓节度使权力与土豪层》，第50—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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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心，它的镇将与其说是地方防御组织的首脑，不如说是地方军事体系的
一名军官。②
大量民团已在860年镇压裘甫之乱时被使用过。僖宗朝为了控制875至
877年在同一地区发生的严重的王郢兵变，使用地方防御队的规模更大。③
王郢是镇海（浙西）节度使下面的一名将领。从874年初开始，节度使
由赵隐担任，他以前曾任宰相，僖宗即位后被派到那里。作为一个军队统帅，
赵隐既没有经验也没有能力，他不仅没有给忠于职守的部下以适当的酬赏，
甚至没有供给他们足够的基本物资。赵隐不重视属官的要求，于是王郢便领
着一伙人冲进仓库夺取武器和给养。他立即拥有近万名部众，袭击浙西北部
诸州。叛乱者还有船队，沿海游戈，袭击他们登陆的任何地方。
由于政府的最高级军事统帅们忙于在长江以北对付王仙芝和黄巢，一个
名叫高杰的官员在 876年阴历七月被任命为沿海水军都知兵马使去征讨王
郢；高以前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广西某一偏僻地区的州刺史。他看来取得了
某些成绩。876年末，王郢试图谈判投降，要求给他一个浙西的地方职务。
长时间的谈判以失败告终，王郢拿下了浙东的温州。政府从京师派了一名自
己的将军宋皓指挥讨伐，由他率领一支约15000人的军队进攻王郢。王郢沿
海岸而下移向浙东的明州和台州，15年前裘甫曾劫掠过这一地区。叛乱者终
于在877年初被镇压下去，这是在王郢因部众背叛而丧失了一半力量以后发
生的事。
尽管王郢叛乱与黄巢、王仙芝起义相比规模不算大，但它仍是在朝廷的
一个重要地区发生的严重骚乱。对付王郢战役中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镇压暴
动的政府军队的构成。政府军的大部分是常规部队，有些是地方部队，另外
一些部队则是从北方调来，包括来自河南的武宁、宣武和忠武军的部队。但
是政府也接受了由地方精英成员所指挥的地方民团部队的相当可观的援助。
这些指挥官中最著名的是来自杭州的董昌，此人自立为全部民团组织的首
领。①
在镇压了王郢暴动以后，这种民团组织既没有解散，也没有转入地方自
卫体系，而是合并到了道的军事编制中去。董昌被任命为杭州正南的石镜镇
的镇将。他的副手名叫钱镠，以前是杭州的青年团伙的首领。该团伙以杭州
八都而知名，他们曾对抗王仙芝和黄巢的军队，成功地保卫了杭州和它的主
①
要城市临安。879年，他们阻挡了对杭州的一次大规模袭击，自此黄巢几乎
完全避开了这个地区。首先，董昌是完全忠于朝廷的，曾在数次攻打浙西地
区割据独立的节度使的战役中出力，其目的是重建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牢固控
制。887年，他成为浙东观察使，他的副手钱镠接任杭州刺史。他们两人现
在为控制浙西而开始了一场剧烈的斗争，董昌在895年自称独立的罗平国皇
帝。896年董昌被杀后，钱镠取得浙西大权，并在10世纪初年被衰弱的唐王
朝册封为越王和吴王。921年他建立了独立的吴越国，这是十国中最繁荣和
最重要的一个。这样，在50年期间，它由起初的一个地方自卫组织，几经扩
② 菊池英夫： 《所谓节度使权力与土豪层》，第56—58 页。
① 关于杭州八都的讨论，见谷川道雄：《关于唐代的藩镇——浙西的场合》，载《史林》，35。3 （1952 年），
第297—298 页。在《吴越备史》中有些传记资料表明，这些都的首领是杭州地区地方精英的成员；见《吴
越备史》 （学津讨原丛书本），卷4 第6 页。关于后来的吴越国，见沙畹：《关于吴越国》，载《通报》，
17 （1916 年），第129—2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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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转变为一个大的地区性独立国家，直到978年才最后为宋朝所征服。
我们对韦君靖的民团组织和杭州八都所了解的情况远比其他这类民团组
织要多。它们肯定不是孤立的，而且它们显示了这个权力瓦解时代的基本特
征。道的政府不管怎样独立，它本质上是政府设置的，可是，这些新的民团
组织是地方武力的产物，是作为崭新的权力结构借以产生的重要机制的一
种，它扎根于地方社会，是从这个时期动荡不定的环境中产生出来的。
四川的流亡朝延
僖宗逃到成都以后实际上成了首要宦官田令孜的囚徒；田令孜指挥在四
川的帝国军队，并通过他的兄弟、节度使陈敬瑄控制这整个地区，但愈来愈
多的重要官员逐渐都来投奔这个流亡朝廷，各地向僖宗送来贡赋并作出各种
支持他的效忠表示，尽管仍只有数人相信王朝有复兴的可能。
流亡朝廷的大臣们仍然争吵不休和受派系活动的支配，就像在黄巢胜利
以前两样。宰相中如曾于880至881年、883至887年两度任职的裴澈，881
年到889年任职的韦昭度，他们的地位都因和宦官结盟方得以保持。韦昭度
①
是田令孜的坚定的支持者。奴态十足的裴澈没有实权，被同僚们蔑视。站在
对立面的是王铎，他在881年末被派往关中指挥作战；还有萧遘。
②
萧遘于881年至886年任宰相，他是田令孜最强有力的政敌。他有很高
的个人威信，直系祖先中（包括他的父亲萧寘）有三人任过宰相。他充满了
出生于世家大族的人的自信，而且喜欢将自己比之于大贵族出身的宰相李德
裕。他公开藐视懿宗朝的宠臣韦保衡，因而也是这个宠臣的许多政治受害者
之一；在懿宗朝的大部分时间中，他在外地度过，直到在僖宗时才被召回朝
廷。尽管他毫不动摇地反对田令孜，后来还试图用武力消灭宦官，但当朝廷
留在四川时，他是没有办法采取任何积极行动的。
另一位宦官的有影响的敌手是郑畋，他在将黄巢遏制在京师地区时起过
重要作用，在此以后于882年回到了朝廷。郑畋是在878年和他的老对手卢
携一起免去宰相职务的，这是他们在朝廷中就帝国军队的指挥权和对南诏的
政策发生剧烈争吵以后的事。毫无疑问，他的强硬的观点和尖刻的性格造成
了朝廷中很多的摩擦。当他到达成都时，他在一次与高骈的措词激动的往来
通信中重新揭开了旧创伤，他在信中继续主张必须由文官来领导对付黄巢的
战争。他也反对田令孜，而田令孜则与他的对手卢携有密切联系。他对僖宗
有很大的个人影响，僖宗无疑尊敬他，而他也已证明自己是一个忠诚的和有
才能的统帅。但他又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一年多以后，他于883年退休，
由柔顺而无足轻重的裴澈取代。
在这些流亡的岁月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注意。第一，宦官和朝廷官员
之间的敌视继续迅速增长，在884至885年特别厉害。其次，无论他们内部
如何倾轧，那些同一出身的旧贵族精英成员 （在懿宗朝他们被排除在最高级
官僚之外）继续垄断着最高层官职。即使在那些极端危急的日子里，每一位
宰相都是最高层政治和社会精英的成员。尽管他们是由来已久的和著名的官
僚阵营的代表，尽管当王朝在度过空前的危急关头时他们多少能赋予朝廷以
一定程度的尊严和稳定，但是宦官控制了僖宗，他们在政治上是虚弱的。
宦官控制朝廷也妨碍了帝国在各地重新树立其权威，因为和政治精英的
① 韦昭度传记见 《旧唐书》，卷179 第4653—4654 页；《新唐书》，卷185 第5410—5411 页。
② 萧遘传记见 《旧唐书》，卷179 第4645—4648 页；《新唐书》，卷101 第3960—39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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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一样，京城以外的节度使们也都坚定地反对宦官控制政府。僖宗即
位之初的短暂的政治复兴已经蜕化为一种无可救药的政治局面，从此王朝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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