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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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打垮，并被北周的那些傀儡国家所代替。这是对正统的“汉朝继承者”，
① 《隋书》，卷48 第1288 页。
① 《周书》，卷2 第36 页；卷24 第404—407 页；昌西·古德里奇（富善）：《苏绰传》（伯克利，195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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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对东魏的一个严重打击，因为后者是孝文帝向汉代以后诸国借鉴制度
的继承人。544年，苏绰制订了他的“六条诏书”，并以诏书形式颁布，这
是一种治国和行政的手册，它是奉宇文泰之命写成，以便“革易时政，务弘
②
强国富民之道。”它是一本如何按实际情况施政的问答或手册，宇文泰曾命
令其官员熟诵此书，否则就削夺他们的官职。“六条诏书”的思想是搀杂了
实际经验和法家行政学知识的儒家伦理学说。
杨坚及其全部主要顾问都在北周当过官，他们都受到苏绰的改革和“六
条诏书”的影响。高颎说他本人正继续履践这一传统，并且特别敬重苏威，
因为他是苏绰之子。苏威在担任许多重要官职时做了大量工作，并对隋早期
的改革出过力。但他多次得宠和失宠。当杨坚决心把冒犯自己的人问斩时，
苏威设法劝阻，杨坚在恢复平静后就对他表示谢意。他为人清廉，但在讨论
国策时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即使他为一些小事受挫，也总是坚决斗争。他还
为炀帝效劳，以后又在隋灭亡以后的几个叛军政体中任过职。他活到八十多
岁。《隋书》记载，他是许多法律典章的作者，但这些都被认为粗糙琐碎，
缺乏长期性法律必须具备的那种精确性。《隋书》又说“时人以为＇苏威＇无
①
大臣之体”。他立身于隋廷，但能使人追想苏绰的流风余韵，这种作用可能
比他作为顾问和大臣产生的影响更加重要。
隋文帝朝的其他官员的权势均远逊于上述三人。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是杨
坚的亲属，而且如下所述，绝大部分人的阶级、籍贯和教育背景与杨坚的相
同。他的最高级顾问中只有一个完全掌握儒家的思想遗产和来自东部平原，
并曾在那里为北齐效劳。此人即为李德林（530—590年）。李德林出身于书
香门第，据说在很早就表现出通晓古代典籍的才能。他在科场取得秀才的功
名，北齐在实行古老和腐败的荐举制的同时另立了科举制度。他于是在王朝
担任不同的职务，其中以起草诏令和编修王朝史的责任最重。556—557年当
北周征服并吞并北齐时，李德林被送往西边的北周首府长安，在那里被委以
起草诏令和法规之责，因为这些东西需要一个东部的人加以润色；有人推测
这些文件旨在巩固北周对被征服的北齐土地上的人民的权力。
他被争取去支援杨坚开创新王朝的大业；在伪造以幼帝名义颁发的要求
杨坚摄政执掌文武大权的诏书的过程中，他起了主要的作用。在580年紧张
的夏季，他给杨坚出了好主意，然后以他深厚的古文造诣，用古雅和令人信
服的文字，丝丝入扣地宣布周的灭亡和隋朝的建立。以后不久，他单独反对
全部杀害前统治王室之王的建议，为此，杨坚骂他为书生，不足与议此事。
①
据《隋书》记载，从此他的升迁较慢，其品位继续低于核心集团的顾问。
但他被授权起草隋的新法规。589年，他因一项控制地方的计划而与高颎和
苏威对立，他认为此计划将重新引起已为废除乡官的措施所纠正的一些弊病
（在下节将予论述）。他再次失败，这一计划付诸实施，但一年后因不可行
而被放弃。
他怀疑有些隋的官员出于叛逆的用心和个人打算而阻挠立刻对陈的征
讨。对此，他写了《天命论》一文，他在文中运用关于古代典籍、口头传说
和历史先例的渊博知识，论证了隋帝此时已合法地取得天命；反对隋帝就是
② 《周书》，卷23 第382 页。
① 《隋书》，卷41 第1190 页。
① 《隋书》，卷42 第1199—12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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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古代圣贤的智慧，反对历史先例，而且实际上就是反对苍天本身，因为
苍天明确地显示了天意的各种征兆。这篇论文与其他夸大其词地叙述权力转
移和建立隋朝的文章一样，显示了他在使用儒家材料和其他传统以使权力地
位合理化和正当化方面的精湛技术。他的文学才能在文帝的顾问中是独一无
二的，所以他能独树一帜。
自隋建国以来，李德林力促其主公南征，其传记盛赞他在这次胜利的远
征计划中的功绩，但传记并未提供计划的详细内容。据说文帝兴高采烈地许
下诺言，说一旦征服了陈，他将以荣誉和财富厚赐李德林，“使自山东无及
②
之者”。应该注意的是，文帝没有许诺按照赏赐其西北追随者的规格来赏赐
他；事实上当陈被征服时，李德林得到的是“授柱国、郡公，实封八百户，
赏物三千段”——真是够吝啬的！以后他又与文帝意见相左，于是在591年
到州任职，直到599年亡故。
李德林显然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在制订关键的行政程序和法律文献方
面，杨坚最大限度地利用他的专才。但他又很固执和拘泥成规，作为一个原
北齐的臣下和儒生，他在文帝周围的骠悍善骑、讲究实际的西北人中找不到
天然的盟友。因此，当他屡次触怒文帝时，他在余年被贬到地方工作。
以上是第一代隋帝的主要顾问：皇后，一个虔诚、有妒忌心的爱管闲事
的知己；高颎，能力很强，多才多艺，能制订文武两方面的政策，并努力在
京师的官署或在战场上贯彻；杨素，凡是贵族都用得着的打手，随时准备执
行其主公的命令而不管死人多少；苏威，一个有名人物之子，尽管有种种过
错，是一名忠诚和有效率的朝廷官员；李德林，一个儒家文人，只有当他在
礼仪、古代典籍和历史方面的学识能为篡位的隋朝提供合法的依据时，他才
被使用。在这核心圈子以外也有形形色色的有用人才，文帝长期或短期地在
正式官署或在特殊使命中加以任用。他所能物色和使用的所有有干劲的和有
能力的人，都被用来对付新王朝面临的一大批难以处理的问题。
② 《隋书》，卷42 第1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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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面临的大问题
混合的意识形态的形成
首先论述意识形态这一题目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比本节以后谈到的其他
实际问题更加重要，而是因为它比隋初的其他问题更全面，对各方面更具渗
透性和更抽象。国家的意识形态给予其他一切措施以特色和微妙的影响，但
在已知的任何结果中却很少表现为决定性的因素。它既是决策者的设想和心
理倾向的组成部分，也是他们操纵的舆论的组成部分。如同隋朝的其他成就，
我们在这里必须考虑它的历史背景。
隋朝的混合意识形态中的儒家因素原为汉儒的思想、价值观、习俗和礼
仪，在汉朝灭亡以后政治动乱和分裂的三个世纪中，它们持续未衰。这些内
容又分成若干亚传统。最明显的是使帝权正统化的非常细致的礼仪和象征的
程序。在前面概述的李德林的事迹中，这一正统被用来灭周立隋，同时以最
大可能避免天下大乱。礼部在屡次颁布的律令中进一步发展了它，并使之长
期化。表面的和明显的形式是天子遵守的礼仪，其中南郊春祭和在典籍规定
的太庙中祭祖是明显的例子。在这亚传统中，隋取红色和五行中之火；隋帝
因此在南郊祀奉炎帝。这是与大汉的另一个象征性的联系，因为汉也以火之
“德”进行统治。这些联系以及一切天子应该小心翼翼地履行的礼仪活动，
对树立隋帝的统治权，特别对扩大隋帝对包括陈朝在内的统治 （那里仍热诚
地保存汉朝的传统）是非常重要的。
儒家思想的第二个亚传统是在道德和伦理制度方面。大部分苏绰遗留的
传统关系到政体和社会全体的道德完善。杨坚很快放弃了北周设置的古代官
职称号，但强烈地支持儒家主张的伦理原则和社会的等级秩序。在隋代初期，
王朝就对其行为成为儒家德行榜样的人加以褒奖：恪尽孝道的子孙和不再娶
嫁的鳏夫寡妇被豁免课税和劳役。孝道——等级秩序的基础——对杨坚尤其
有吸引力。苏威弓佣其父苏绰之言，大意是人们若读一卷《孝经》，就足以
①
树立本性并足以治国。 不久，据说杨坚命令他过去的一个支持者阅读《孝
经》，因为此人误入魔道，并有不孝行为。杨坚在与李德林最后决裂前的一
次争论中，与往常一样大发雷霆，他喊叫道：“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废
阙，故立五教（据古典籍，“五教”为父义，母爱，兄友，弟恭，子孝）以
①
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须设教。然则孔子不当说 《孝经》也。”
第三个亚传统为古典学识。如上所述，杨坚有反智力的倾向，不大利用
不能直接用于促进帝国社会和道德的完善、不能用于天子履行的礼仪职责或
不能用于培养有能力行政官员的那种儒家思想。他迫切需要有文才和献身精
神的官员来为他的新集权官僚机器服务，而儒家的经书课程是培养文才的标
准途径。儒家的经书又是政治思想的基础；它们包含了论述政策的立场和论
证的基本内容。6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杨坚一再降诏以吸收才德兼优之
士进入他的官僚集团；他奖励具有古典学识之人，命令诸州各选拔三人（工
匠和商人除外）来京师深造、应考和任职，要求各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
① 《资治通鉴》，卷175 第5439—5440 页。
① 《隋书》，卷42 第12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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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知今古，通识治乱”之人。但他似乎对结果深为失望。601年阴历六月，他
下令关闭大部分讲授儒学的学堂。诏令的部分内容流露出他对儒家思想的态
度，它写道：“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
朕抚临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学徒，崇建库序，开进仕之路，伫贤隽之人。
而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
③
德为代范，才任国用。” 据《隋书》，同日，颁舍利于诸州。
本章的前几部分已经叙述了佛教渗透于社会各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