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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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赴任之时是在到处出现的武装反隋叛乱被杨素血腥镇压以后，所以反
隋的情绪高涨。南朝的陈和贵族长期以来一直是佛教慷慨的施主，此时僧人
（许多人已参加反隋的武装起义）发现已无赞助人，只能设法在建康和其他
地方已毁灭的和半空虚的寺庙中谋生。杨广立刻着手另建一都以代替将近三
个世纪中一直是南方的文化和政治中心的建康。他从新都江都下了几道命
令，要求收集和重抄在战争和以后的内乱中分散在各地的佛经。他在江都建
造佛寺和藏经之馆堂。他还召集南方著名的高僧至江都的寺院从事宗教和学
术工作。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天台宗创建人智，他在以前长期受南陈皇室
的赞助。
591年后期，杨广在江都给1000名南方僧人广设斋席。在斋席后，年轻
的杨广跪受智为居士作的“佛戒”，并接受佛号：总持菩萨。智回天台
山寺院后，杨广继续赞助那里的寺院，并定期与这位大住持通信。智给杨
广寄去南方僧侣的几个请求：一是要求杨广停止拆毁原陈都中的寺庙，对此
杨广只作了含糊的答复；一是请求地方上两座保存高僧圣骸的寺庙不受嘈杂
的驿站交通的打扰，这一请求被批准；一是智本人的关于驱散1000名僧人
前来听他讲经的集会的报告——据推测，这一行动是出于“安全”的原因。
当智送杨广一顶天冠时，晋王写了一封感谢信：“爰逮今制思出神衿，图
比目莲（菩萨之徒，以法力著称）……冠尊于身，端严称首。跪承顶戴，览
镜徘徊，有饰陋容，增华改观。”①
在杨广与智的多次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性格中的某些方面：
对佛经的知识面很广，其宗教的感情似乎是真诚的；有强烈的政治直觉 （为
了争取南方的高僧而把奉承、引诱和赞助等手段巧妙地结合起来），这样做
还可能会取得双亲的欢心。
杨广在南方的文化策略绝不限于佛教。虽然佛教是他求助的最有影响的
传统，但他在江都仍建造两座道观，并请南方学识渊博的道长主持。他还召
请曾为陈朝效劳的著名的儒家学者来江都在他主持下讲课和写作，其中一人
在杨广的赞助下汇编了120卷关于礼仪方面的巨著。除了儒道佛三教的“代
表人物”外，他还聚集了一百多名南方的著名文人，显然这不仅是进一步缓
和南方精英反隋情绪的巧妙行动，而且也是很合他心意的事。他喜欢结交文
人，其中得宠的也许是柳■，此人一度是后梁的官员。柳■润色年轻的晋王
的文章，并劝他学文不要以庾信（513—581年）为模范。柳■是深受恩宠的
酒伴，据说他的谈话具有诋毁性和鼓动性。这种关系在以后一直保持下去，
这也可以认为是杨广转向南方文化的表现之一。
虽然隋在南方的行政情况并无大量记载，但南方以后没有发生叛乱和他
在江都任期很长的事实，说明隋的治理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文化再统一的许
多措施也应归功于他。
600年，在他去朝廷后即将返回江都时，杨广向母后告别。他发现她正
为她的长子，即皇太子杨勇的行为大发雷霆；杨勇的正妻在591年突然神秘
地死去，他继续迷恋其他宠妃，并与她生了四子。皇后曾派人监视他，所获
的报告更给她那清教徒式的一夫一妻制情绪火上添油。据《隋书》记载，杨
① 《国清百录》卷2，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6 第8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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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看到他们日益疏远的情况是一个良机，于是他回到江都就与其心腹策划促
使他的兄长垮台的阴谋。这种策划意味着密谋和玩弄花招；对主谋及其同伙
来说，它既有巨大的风险，也有机会获得丰厚的报酬。参加杨广集团的一个
比较直言不讳的人说：“若所谋事果，自可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
海，复梁、陈之旧。”①
人们不可能知道关于以后事件的记载的可信性如何，但狡诈无情的杨素
显然是主谋。足够的“证据”终于被编造出来，以欺骗生性多疑的文帝，以
致他最后向集合在宫内某殿的朝廷大臣和皇亲国戚颁布废黜皇太子杨勇的诏
书。据说杨广则小心翼翼地给年迈的双亲以一个勤奋、虔诚、忠诚和实行一
夫一妻制的年轻人的“假象”，这在远离国都的地方是很容易做到的；因此
他取得了渴望已久的东西。600年阴历十一月，他被宣布为皇太子，此后不
久他一家迁回京师。
正在此时，文帝度过了他的59岁生日，这是中国最隆重的生日，因为那
里经常以六十为周期纪年；他准备以孔雀王朝伟大的阿育王为榜样，在全国
供奉舍利，舍利在他生日——601年阴历六月——被同时送到30个州治。新
太子表现了他应有的虔诚，并在京城的东南部建造了一个宏伟的佛寺，同时
邀请有学问的僧人来此佛寺，其中1/3来自江都他的寺庙，除了三人全来自
②
江淮流域。这样，他在向北方介绍南方的佛教传统这一方面作出了贡献。602
年他的母亲死去，在葬礼中露面的主要是他的寺庙中的著名僧人。
皇后死后，文帝逐渐把管理国务的工作移交给太子。当他在京师西北约
100英里的仁寿宫避暑时，他把一切事情都交给杨广处理。603年，文帝听信
了妖术的所谓证据，贬黜了四子，证据还引起了他对五子汉王杨谅的忠诚的
怀疑。604年夏，文帝患病。根据文字记载，太子及其心腹杨素加速了文帝
的死亡，而且还扣下了文帝的再立杨勇为皇太子的临终遗书。人们有理由怀
疑其中的某些记载，不过虽然大部分证据有倾向性，杨广或其心腹之一似乎
仍有可能加速了他父亲的死亡。八天后杨广登位，成为隋朝第二代皇帝。他
的幼弟汉王杨谅在东部叛乱，杨谅的谋士力劝谅在富饶的华北平原——原北
齐的领土——割据称霸。但谅优柔寡断，事实证明他不是杨素的对手，后者
击溃了他的军队并将他俘获。新帝施恩免杨谅死罪，但他不久“死于狱中”。
对这个历史上称为隋炀帝的人的性格刻划是非常困难的，除了一些模糊
的感觉外，人们不能期望在集中把他说成是古典的“末代昏君”的大量被窜
改的历史和传奇后面，对此人的实际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历史文献把文帝的
谨慎节俭与炀帝的放荡挥霍进行对比，但从下面建设东都和完成运河体系这
一节可以看出，这种鲜明的对比过分夸大了。民间文学把炀帝描绘成荒淫无
度的人——以各种异想天开的方式沉迷于女色。但人们会发现，即使怀有敌
意的修史者也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即他的正妻，一个聪慧和有教养的妇女，
从未遭到他的冷落而被宫内其他宠妃代替，她始终被尊重，而且显然受到宠
爱。隋炀帝毕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鉴赏家、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
散文家，他可能有点像政治美学家，这种人的特点可用以下的语言来表达：
“的确，自欺欺人也许是一个规律，因为带有强烈的艺术成分的政治个性具
有一种炫耀性的想象力，它能使其个人的历史具有戏剧性，并使一切现实服
① 《隋书》，卷61 第1470 页。
② 山崎宏：《炀帝之四道场》，载《东洋学报》，34 （1952 年），第22—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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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野心勃勃的计划。”的确，他从他的勤奋的父亲手中继承了一个统一和繁
荣的帝国。他计划武力扩大帝国的领土和影响，并付诸行动。但他的这些梦
想和远征既不是狂想，也不是没有前例的。它们倒不如说充实了他父亲已经
仿效而他本人设法去完成的汉帝国的模式。只是由于他最后一次冒险行动的
灾难性的失败，他的过去给人以恐怖的形象，他执政的全部历史才遭到了歪
曲。当我们考察了他的政治作风以及他的高级官员和亲密顾问，我们也许就
能更多地看到他的复杂的性格。我们首先应注意萧后，虽然她显然是他的知
心人，但却不像他的母后那样起着积极的政治作用。
我们如果看到山崎宏所列的隋朝上层文武官员的表，就会发现炀帝任命
官员的作风与其父非常相似。两者似乎都具有同样的倾向，即任命亲属和同
乡，总的来说，任命有混合血统的西北贵族。有几个人在父子执政期间都担
任要职。例如宇文恺，此人为善搞工程的人才。他计划和建设过隋的新都，
并继续从事建设项目：运河、皇宫、几段长城以及炀帝向突厥人炫耀的行殿
和大帐。他在辽河设计了一座桥梁以用于对高丽的首次远征；在612年死亡
时，他任工部尚书。另一个为杨坚父子效忠的大臣为牛弘——一位长髯和语
言迟钝的沉着的西北人。他具有非凡的事迹。在隋初，他说服文帝开始系统
地收集中国的文化遗产 （如同汉代很久以前所做的那样），即搜集在大分裂
的动乱时期分散在各地的书籍。他建议通过收买或没收，以取得私人的藏书；
而秘书省的藏书又成了《隋书》中经籍志的基础，这也是我们了解南北朝时
期文献的基本指南。牛弘是发展隋律的主要人物，并任礼部尚书至少有三年
①
之久。白乐日认为他在编纂隋的法典时起了主要作用。从599年到他在601
年死去前，他是威望很高的吏部的尚书，因为吏部拥有隋帝授予的选拔、任
命和提升官员的大权。在牛弘负责选拔制时，《通典》说他优先考虑的是个
②
人的品质而不是文才。下文将要谈到吏部的权力在炀帝时期稍有缩小。这位
随和并显然是清廉的大臣与炀帝是莫逆之交。当炀帝为太子时，他们互赠诗
文，据说牛弘曾被召进内宫参加有皇后在场的酒筵——这是一种特殊的恩
宠。当他死于江都时，炀帝深为悲痛，并将其遗体运到极西的故土。
我们还可以继续描述那些效忠于炀帝的高级的和有威望的官员，但约从
609年起，行使权力的地点及关键的决策地点已从以前的行政官署和其中的
官员那里转移出来。炀帝的特点是一贯好动。他有三个都城：西部的国都大
兴城，华北平原南部的洛阳和他所喜爱的、并在那里任了九年总管的江都。
他经常乘船沿运河往返于三个京都之间，并携带许多随从。此外，他常往北
去长城视察防务或与突厥可汗谈判；608年，他带随从浩浩荡荡去亲祠五岳
之一，河北的恒山。609年，他从河西走廊出发亲征吐谷浑。炀帝是个不肯
安定的人；他对日常行政显然不屑一顾而喜欢巡行各地。更重要的是，他好
向其臣民炫耀王朝的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