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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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地区性政治”
中国历史家传统地把太宗的统治时期描绘为一个理想的治世，其特色是
君臣间的鱼水关系和官僚机构中良好的团结精神。只在一次事件，即643年
的继位之争中确实表现出强烈的宗派现象。可是如所有的行政系统一样，太
宗的官僚机构也是容易出现紧张关系和内讧的。
关系紧张的根源之一，是被近代中国和日本学者所特别强调的统治阶级
①
内部的地方集团的对立。陈寅恪和谷霁光都过于重视唐代皇室疏远东北人特
别是疏远河北人一事。他们把这种疏远追溯到北魏分裂为北齐、北周的时候，
但是对此他们显然是夸大其词。河北确曾有好几年抗拒唐王朝的征服，几乎
可以肯定，唐王朝对中国人口最稠密的这一地区的地方领导是不放心的，因
②
为它阻止了太宗在那里多设折冲府。太宗自己对这个地区也了解得很清楚，
因为他曾负责平服河北，也不信任这里有叛乱可能的民众。此外，他的被杀
的兄弟建成和元吉的很多党羽都出身于东北地区。
但另一方面，太宗曾劝告高祖对这一地区莫为已甚。而且不管他们的怀
疑和表面上的态度如何，高祖和太宗都起用过很多东北家族的人作高官。即
使高祖在太原起义时的武臣幕僚中，也有四分之一的人出身于东部的河北和
③
河南两道。排他的东北贵族精英集团（山东四姓）的成员之一崔民干，作过
高祖的门下侍郎；看来这是特意在其他地区（其中包括东部平原）出身的人
与西北地区（关陇）出身的人之间搞平衡。还有，他为女儿择婿一事也可以
说明高祖对东北地区的人并无过甚的偏见。在他称帝之前，他的年长的女儿
们都嫁给了西北贵族成员，在这之后，他的两个幼女却嫁给了河东地区 （高
祖开始掌权的地区）一个最大家族的成员。④
在唐初的年代太宗在中国东部作战，并长期以洛阳为中心，他引用了很
多东北平原出身的人作幕僚。在626年玄武门之变以前，当高祖命他回洛阳
以便把他和他的弟兄们分开时，太子建成反对，理由是世民的党羽都是山东
①
人，一旦他被遣返洛阳就不会再回朝廷了。627年，魏徵被派往东北地区作
协调当地领导人和唐朝关系的工作。太宗即位后，继续从全国各地招用他的
高级官员，以防止任何一个地区集团控制主要的行政部门。②
太宗对社会地位优越的山东贵族门阀 （四姓）有众所周知的反感，但这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这种反感不是针对它们的籍贯——不管怎么说，这
样家族中的大多数已经逐渐形成一批京畿的社会精英——而是针对它们的自
高自大，排斥别人和自以为他们的氏族高于皇族等表现。没有确凿的事实说
明太宗对这个小小的——虽然是极有势力和影响的——集团的反感竟然发展
① 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伦敦，1955 年），第75—78 页；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重
庆，1944 年），第19 页以下；谷霁光：《安史乱前之河北道》，载《燕京学报》，19 （1936 年），第197—209
页。
② 见下文；杜洽：《唐代府兵考》，载《史学年报》，31 （1939 年），第142—158 页；菊池英夫：《关
于唐折冲府分布问题的一个解释》，载《东洋史研究》，27。2 （1968 年）。
③ 见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第114—115 页之表。
① 《资治通鉴》，卷191 第6004 页。
② H。J。韦克斯勒：《初唐政府中的宗派主义》，收于芮沃寿和崔瑞德合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 1973
年），第87—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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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针对以此地区为其传统势力基地的所有人们的程度。
最后，事实不仅清楚地表明，以前的西北贵族在太宗时代已经失去了他
们在朝廷的绝对优势，高级官僚来自全国各地；而且它还清楚地表明，高官
的籍贯和地区性集团在制定政策时都没有起重要作用。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的
尖锐对立都不是由于有关高官们的籍贯不同；的确，在某些与东部诸道有关
的问题上，东北部出身的大官的主张反而不利于他们的故乡。但也很显然，
太宗非常了解这种地区性集团的严重性。他委任高官的方式表现了对这个问
题的警觉；他似乎有意避免实行针对任何特定地区的政策。
但是，这种地区利益看来并没有给任何长久的政治分化提供基础，也没
③
有产生地区性派系。在太宗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任何政治问题曾把朝
廷分裂成长期的派系集团；相反，这时期的政治界线并不泾渭分明，政治上
的效忠很不固定，而且基本上是因人而异的。只是在643年随着继位问题产
生的尖锐分歧才使宗派主义表面化了。但即使如此，直到太宗晚年它依然是
一个比较小的问题，没有严重干扰政治的进程。
③ 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情况，见上引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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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策和改革
626年阴历八月九日太宗即位时，中国已经统一，新王朝的基本制度和
政策也已经确立和付诸实施。这位年轻皇帝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他父亲的成
就。在太宗在位的23年中，他对所继承的行政和立法结构进行了检验、改进
和使之合理化，同时制定了一些新政策以应付疆土日益扩大的帝国的急需。
行政的改革
到太宗即位时，国家的行政组织已失去平衡。高祖曾经大封皇室的大多
数成员和许多外戚以及那些曾支持他获得政权的人们。他还新设许多州县，
让那些曾帮助创建唐王朝的人们治理，作为犒赏。到626年他逊位时为止，
贵族数目激增，州县数已是隋朝的两倍多。
太宗有条不紊地力图限制这个官僚机器急速膨胀的形势。627年，他命
①
房玄龄裁减京师的文、武官员，因为“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在地方上，
太宗在位的头几年，以大规模合并州县的方法大力裁减行政分支机构。
通过高级的都督府 （设立于624年以取代总管府）管理地方行政，至少
理论上仍在继续。在639年，都督府的总数是43个，它们管理边疆地区和国
内的战略要地。总的说来，这些都督府管理全国358个州中的大约272个州；
这一体制的主要职能是协调军事任务，它所辖范围不包括京畿地区、黄河和
淮河之间的区域、河北中部、河东西南部 （今山西）、长江三角洲及四川东
部。但都督府对所辖诸州的全面管理基本上是有名无实的。经过几十年的和
平之后，它们的权力变成了具文，仅相当于州一级而稍为重要而已。①
太宗重新把全国划分为十个称为“道”的行政区域，即西北的关内和陇
右；北部的河东和东北的河北；华中的河南、淮南、山南和剑南；南方的地
广人稀的江南和岭南。没有常设行政机构和常任官员管理这些区域。它们不
是新的行政单位，只是便于皇帝派出的观察使不定期地视察道内各州地方行
政工作的巡行区。②
地方官僚机构的改革
唐以前的一个长时期，对于同一级官职来说，京畿的远比地方的受尊重，
到唐高祖时期还是如此。武官常被任命为刺史或县令；地方的属吏当资历已
够“入流”时常被任命在地方任职，而京畿的官如犯了错误，常被贬谪到外
地以示惩罚。地方官即使位高任重，也常被看作流放，因此志大心高的人总
把当地方官看作自己仕途上的挫折。
太宗试图改变这种情况，提高地方官的地位和改善地方行政管理。他亲
① 《资治通鉴》卷192 第6043 页所说官员数目为643 人；《新唐书》卷46 第1181 页所列为730 人，包括
中央和地方；参考戴何都：《百官志、兵志译注》（莱登， 1947 年），第2 页注1。
① 严耕望： 《唐史研究丛稿》（香港，1969 年），第237—284 页；此书也列了一幅639 年都督府的分布
图。
② 戴何都：《中国唐代诸道的长官》，载《通报》，25 （1927 年），第2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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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考察每个地方官的经历，把他们的姓名贴在自己寝室的屏风上，名下注明
功过事迹，据此进行黜陟。637年，太宗接到一份关于地方行政积弊的奏疏，
①
开始亲自选择刺史的候选人，并命中央官员都可推荐新人担任县令。634年
②和646年，他两次派遣专使到全国巡视考察地方行政，并责成对地方官提出
黜陟意见。在646年的考察中，几千名地方官因政绩不好而受处分，其中有
七人因犯罪而被处死。③
贪污行为不仅限于地方政府。在高祖时期，朝廷大臣受贿已成为众所周
知的弊病。太宗对此很为懊恼，曾用暗中派人行贿的办法考验他的廷臣是否
廉洁。这种办法当然引起轩然大波。太宗于是当众赏赐那些受贿的人，使贪
官们蒙垢含羞。在太宗在位期间，通过这种办法，受贿——甚至接受习惯上
的酬谢——有所收敛。
修订法典
太宗一直关心刑法的执行，当他即位的头几年尤其如此。据说，他即位
不久就觉得他父亲制定的法律中有很多条文过苛，因此下令减轻对某些罪行
所定的严刑。朝廷经常就法和伦理问题、刑罚的哲学问题、严法和宽法孰优
孰劣等问题开展讨论。看起来，太宗大体上赞同宽厚政策，废除了一些苛酷
④
刑罚。630年，对肉刑作了严格规定，拷问已被限制；632年，自古以来的
⑤
刖刑被废除而代之以流刑。次年，为了停止匆促处死和错判，太宗命令，死
囚需经三次复奏才能执行。⑥
法典的修订也继续进行。早在627年，裴弘献就建议太宗修改 624年高
①
祖的律令中的大部分条文。 太宗命房玄龄、裴弘献和各类司法官员修订法
典。过了十年，以房玄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