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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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封建制”在太宗以后也讨论过；但真正土地分封的实行，也就是分给
地方以实权而不是只给一个空头衔，则再也没有被认真地考虑过。
大姓
太宗在企图巩固他的王朝权力时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对贵
族集团——特别是称之为“四姓”的集团——树立皇族的绝对支配地位。“四
姓”集团大都出自中国东北部，由于它们的成员已有好几代在朝中作高官，
所以在5世纪时已经取得优越的社会地位。后来，这些氏族以它们在地方上
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以它们保持的所谓“纯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它们严
格遵守的一切儒家礼仪细节，尤其重要的是以它们内部的通婚关系，加强并
保持了它们的特权地位。它们的社会优越感发展到竟把6世纪的半异族西北
皇族轻视为社会的暴发户；而且唐皇室也被划归于暴发户之列。④
632年，太宗命他的几个大臣编纂一部全国有名氏族谱系的概要。在唐
初，“四姓”氏族中只有极少数的成员在朝作官，他们的经济地位已下跌到
被迫和“四姓”以外的人通婚的程度——当然，代价要相当。虽然他们在地
方上依然拥有巨大的特权和势力，可以和中央政府争夺权势，但太宗完全可
以期待，一旦氏族按照它们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排列，皇族及其主要支持
者应远远排在“四姓”之前。
编纂工作由太宗的一些资深的官员担任，其中没有一人出身于世家大
族；这项工作包括仔细审察支持每个家族权利的文献。
可是，概要编完后，主要的编纂官高士廉把书呈献皇帝，太宗看到高祖
时的大臣、山东（今河北、河南、山东一带）“四姓”之一的崔民干的氏族
竟高居第一位，而皇族居第三位，立刻勃然大怒。这清楚地表明，在唐初，
社会地位仍然与政治权力无关。太宗因此否定了这一工作，命令从新编纂，
新编要求排列氏族的地位要和其成员在唐朝官僚机构中的官职直接联系起
来。
这一本题为 《贞观氏族志》的修订本，于638年编成后送呈皇帝。它把
皇族和最高级官员的氏族排在第一位，高祖和太宗的母系亲戚排在第二位，
崔氏排在第三位。①
这是一个有意识的政治行动，它试图贬低东北贵族世家的社会地位和名
望，同时公开肯定李氏和李氏支持者的崇高地位。可是“四姓”的社会威望
似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太宗的最有名的三个大臣房玄龄、魏徵、李世都
②
和“四姓”氏族联姻，虽然皇帝力图贬低他们的社会地位。甚至迟至9世纪
的文宗皇帝还在哀叹，尽管李（唐）氏君临天下已经200余年，可是想和皇
③ 《帝范》，卷1 第3 — 8 页。
① 详情可参考 《剑桥中国史》第4 卷中池田温所写的一章；此外还可参考竹田龙儿： 《关于贞观氏族志编
纂的一个考察》，载《史学》，25。4 （1952 年），第23—41 页。
② 《新唐书》，卷95 第38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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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族联姻的人还是比想和旧“四姓”氏族联姻的人少。
考试制度
太宗治下的唐政府，继续用科举出仕和提倡学术的办法来鼓励文人阶
级。
太宗即位后，举行官方考试的次数大大增加。几乎每年都有来自各地的
②
应试者参加考试，并受到皇帝的亲自接见。太宗命京师和各道供给应试者的
衣食，并颁布规定考试科目的诏令。
虽然如此，应试者的人数还是不多，中试者一年只十多人。为了给应试
③
者提供学习的条件，京师建立了在国子监指导下的学校系统，负责所辖五个
学校的课程；五个学校之中的三个，即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建立于高祖时
④
期。这些学校经过扩大和增加新校舍，足以容纳2000多学生。 另外的两个
⑤
学校是在太宗时期增设的，即628年建立的书学和632年建立的律学。由于
教学内容不同，这两个学校面向下级官员和平民的子弟，他们不能指望作高
官。
此外，朝廷还设立了一所专门学院——弘文馆；它只让皇族成员和高级
⑥
官员的子弟入学。弘文馆的前身是太宗在高祖时期建立的文学馆；弘文馆与
文学馆一样，也有一个另外的职能，即充当太宗个人的咨询机构和秘书处。
它也是后来具有同样职能的几个机构的先驱，这几个机构是武后时的北门学
士、玄宗时的集贤院，尤其是翰林院；翰林院的成员自8世纪最后的几十年
以来成了重要的政治顾问。①
随着学校的扩大，几千名学者和学生自各道进入长安，京师到处举办经
史的讲习。甚至对作皇帝“飞骑”的青年精英分子也提供教员讲授经学，如
果他们证明有能力，也准许应考。②
教育领域的这种活跃气氛必然导致经学解释上的各种矛盾，结果，太宗
不得不下令编纂正统的经籍注疏。太宗命大学者颜师古校订经书本文，638
年，命孔颖达和其他学者作详细的疏义。642年初稿完成，但还需要进一步
加工，续订工作一直继续到7世纪50年代。这些经文和疏义就是众所周知的
《五经正义》，它依然保留着权威性，并为唐代的儒家经典教育奠定了基础。
③
史学
① 《新唐书》，卷172 第5205—5206 页。
② 《文献通考》，卷29 第276 页；《太平御览》，卷629 第1 页。
③ 《唐会要》，卷66 第1157 页。
④ 《唐会要》，卷35 第633 页；《资治通鉴》，卷195 第6135 页。
⑤ 《旧唐书》，卷3 第42 页；《新唐书》，卷48 第1267—1268 页；刘伯骥：《唐代政教史》（台北，1958
年），第93 页。
⑥ 《唐会要》，卷64 第1114—1115 页。
① 关于翰林院，可参考A。 比绍夫：《翰林》（巴黎，1964 年）。
② 《资治通鉴》，卷195 第6153 页。
③ 关于经学的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 卷中麦克马伦所写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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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书的标准文本和疏义的产生只是官方主持的学术活动形式之一。另一
④
个可与它媲美的学术成就是编纂唐以前各朝的正史与建立官方修史的制度。
唐以前的官修史不幸已有好几个世纪被忽视，不论在北朝和南朝都是如此。
作为使新王朝合法化的根据，被看成是奉行天命的唐以前各朝的纪录就是重
要的证明材料。此外，高祖，尤其是太宗，都非常清楚历史典型和前例的力
量。举史事为例和作比喻是当时讨论政治的普遍形式。
编纂北魏、梁、陈、北齐、北周和隋各朝史书的工作始于622年，但由
于朝廷致力于其他事务和指导不力，修史工作中断，一直没有完成。629年，
太宗建立了一个新的修史组织，以房玄龄负总责，魏徵任主编；它于636年
完成了梁、陈、北齐、周和隋朝各史。编修北魏历史的工作因已有6世纪中
叶的初稿，所以放弃了。但这项工作在636年以后继续进行。新的晋代的历
史成于644至646年。 636年修的那些史书中没有大分裂时期诸王朝的志，
但到656年太宗的继承者高宗时期，这些志终于完成并送呈皇帝。
修史工作出现很多困难。如修新的晋史时，史官必须考虑现存的十八家
晋史。在写此后的历史时，梁、陈、北齐的纪录虽然完备，但更重要的北周
和隋的纪录则一片混乱。隋代的很多档案被王世充在洛阳毁掉，而更多的档
案是从洛阳往长安运送隋代图书和纪录的船只在黄河沉没时损失的。太宗的
史官尽力用私家的藏书和前朝皇族保存的纪录弥补这一缺陷。他们亲自访问
①
这些家族的成员，并搜集其他人的回忆录，其中一人是以记忆力强而驰名的
医生。②
修史工作在一个钦定机构中进行，它与成立于629年的一个全新的政府
组织——史馆——合作。史馆不仅负责编纂前代的历史，还要随时编纂本朝
的历史纪录。
国家建立史馆成为中国持续到本世纪的一个长期特征，而且编纂本朝纪
③
录的基本步骤也确立于唐初。人们常忽视这一非常了不起的创新。前此的王
朝史虽然也是由史官在皇帝主持下编写并利用了国家档案，但它仍是学者的
私家著作。在太宗治下，修史——或者不如说是官方修史——成了一个官方
任务。同时，历史也成了集体学术项目，它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在大臣的指
导下由文学侍从之臣来编写。另一创新之举是建立编纂本朝历史纪录的新制
度。唐朝是编纂本朝诸帝“实录”的头一个王朝，这主要又是受到太宗的鼓
励，因为他一心想给后世留下他的历史形象。
这种新的官修史工作很快就发展出了一个不受皇帝干预的真正而独立的
理想意识；而且就在太宗在位时期就发生了皇帝和史臣之间关于实录内容不
同意见的摩擦。但官方控制也给国家以歪曲纪录的权力。例如，我们看到官
方纪录怎样歪曲了太宗在创业中的作用和隐瞒导致玄武门政变的事实。
图书的搜集和图书馆
④ 关于唐初史学的详情，可参考注③所引之书。
① 《魏郑公谏录》，卷4 第42—46 页。
② 《旧唐书》，卷191 第5096 页。
③ 详情可参考 《剑桥中国史》第4 卷中崔瑞德所写的有关政府制度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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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年，隋朝皇室藏书的十之八九在用船从洛阳运往长安的途中沉没于
黄河。劫余所存不过14000部，总计约90000卷。高祖和太宗时期都致力于
弥补这个灾难性的损失。622年，高祖下令搜求死去学者们的藏书以充实皇
室的收藏。到太宗即位时弘文馆的藏书已有20多万卷，学士们用了几年时间
把这些书分为传统的经史子集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