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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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像科举制那样的其内容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其他一些发展已经引起了很
不平静的情绪，一些人特别是因为“突然展现的前程”而很不平静，这些人
因不是出身于初唐的贵族门第，已被摒于迅速擢升为高级官员的大门之外。
简言之，太宗的“遗产”已经过时，而武后也不是创新者。最抱乐观态度的
历史学家只好承认，她没有使她继承的制度合理化；但另一方面，她采取的
重大政策——加强帝王特权和中央权力，征服“外夷”，“笼络人心”——
合在一起却暴露了制度的种种缺点。她留给玄宗的财富 （主要表现为新形势
下的一种新的和高效率的办公形式）才使真正的改革成为可能。在她统治的
开始，她没有这种有利条件；此外，她在整个掌权时期受到了自己是妇女这
一生理事实的牵制。儒家反对女性统治这一禁令的严厉性意味着她的地位永
①
远不能被人接受；她很快为自己的安全而惶惶不可终日，从而使她把自我保
护和自我炫耀置于其他一切之上。造成了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李敬业的叛
乱。
恐怖统治
叛乱者的领袖为征服高丽者和武后的早期支持者李世的孙子。李世
已死于669年，他积累的荣誉保证其后裔能取得很高的威望和得以凭特权进
入仕途，而李敬业已在官场中开始了他的事业。但最近，他已驻节位于长江
②
和大运河相交处的扬州。在这个商业中心的傲慢但又懒散的气氛中，他的大
部分亲密伙伴也一样是因各种过错被罢官的出身名门和有声望的人。他们当
然都伺机恢复自己失去的家业；到684年年中武后的雄图尚未大定，这种形
势有助于创造一次起义的理想气候。
叛乱者的目标是不明确的。虽然公开的目的是中宗复位，但他们又另立
一人并在名义上把他抬为首领，称此人为中宗的兄长，即已死的李贤（他长
得很像中宗）。因此，敬业很可能无意让中宗复位，为了掩盖自己改朝换代
的野心，就借用这个被废黜的统治者的名字以争取支持者。出于同样的原因，
①
他企图给武后抹黑，于是他的支持者骆宾王为他写了一篇出色的檄文，其文
开始如下：
① 见杨联升：《中华帝国的女统治者》，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3 （1960—1961 年），第47—61 页；
陈寅恪：《武曌与佛教》，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2 （1935 年），第137—148 页。陈寅恪文引了
许多取材于古代传统的参考材料。
② 关于唐代的扬州，见全汉升：《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情况的繁荣与衰落》，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1 （1947 年），第149—176 页。
① 《旧唐书》，卷190 上第5006—5007 页。骆宾王檄文载《全唐文》，卷199 第1 — 2页；《文苑英华》，
卷646 第11—12 页。
… Page 183…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
官，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
麀。
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姐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
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
他继续以一系列的历史隐喻详细叙述妇女左右以前历朝政体的恶果，强烈呼吁同僚们与他
一起造反。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是用气惯风云，志安社稷。
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
公等……或膺重寄于话言，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
之孤何托？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请看今日之域中，竟
是谁家之天下？
檄文的陈述当然是很不确切的，不过它很可能反映了当时的许多信念。
敌视武后的史学家们极易用它作史料，有的指控也已见于其他有声誉的史书
之中。檄文之传布既广泛又迅速；据记载，武后在叛乱初期已见到一份檄文。
她的反应既典型，又能说明问题。她说她的大臣们是多么愚蠢，竟让像檄文
作者那样有文才的人在地方上流落不偶！但尽管檄文写得很妙，却不能吸引
许多人同情叛乱事业；不到三个月，起义就被粉碎。叛乱失败的部分原因是，
武后推行了奖赏抵制叛乱的人和宽恕胁从的叛乱者的政策。更重要的原因是
李敬业作为一个指挥将领有着种种缺点。一名副将有几次敦促他在山东—河
北地区寻求支持，并说，在那里可以发现最优秀的战士和反对武后“独裁”
①
的最强烈的不满情绪。近来的研究倾向于认可这一策略，指出在整个唐代，
这一地区历来厌恶来自长安的统治，特别在经济困难和夷狄入侵时期，这种
情绪几乎达到分离主义的程度。但李敬业却决定滞留在江苏的根据地，这里
除了最初随他叛乱的十万之众外，他的兵力再也不可能增强。当三倍于他的
帝国军队来讨伐他时，胜败不久便见分晓；如果说这次叛乱的规模如此，它
引起的后果却远不如叛乱本身严重。但在武后看来，真正的危险来自叛乱者
与朝中人士的关系。在那一年阴历九月当起义处于高潮时，裴炎被捕，并被
控犯了叛逆罪。
当时的这一指控是指与叛乱者合谋和在武后预定前往龙门万佛洞的途中
策划把她劫持；在缺乏可靠证明的情况下，他有罪或无辜的问题成了大量历
②
史论战的题目。几乎可以肯定，武后是相信他有罪的；从她的反应判断，影
响是深远的。裴炎的朋友们愿代他死，武后在不耐烦地驳回这种传统的辩护
时，行动迅速果断，她说：“朕知炎反，知卿等不反！”裴炎在市场上被屈
辱地处决了，而胆敢为他辩护的人中最有名的“突厥之所惮”的程务挺将军
也在他军中未发抗议的情况下被斩首。这时，李敬业已战败并被部将所杀，
武后用亵渎他祖父的坟墓和剥夺他家族一切荣誉的方式来泄愤。据一份史料
记载，在这以后她召集满朝文武官员申斥说，她为国不遗余力地操劳，每个
① 《资治通鉴》，卷203 第6426—6427 页。这一策略是魏恩温提出的，此人其他情况不详。
② 《资治通鉴》，卷203 第6425—6426 页；这一段的《考异》考察了相对立的证据。在其《武则天》（北
京，1962 年）中把裴炎写成坏人的郭沫若在剧本的附录 （第144—145 页）中讨论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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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能取得如今的地位应该感谢她。她以三个被杀的敌人为例下结论说：“此
三人者，不利朕，朕能戮之。卿等有能过此三者，当即为之；不然，须革心
①
事朕，无为天下笑！”大臣们均伏地叩头。
但她既被背叛过一次，就决定要更加确保它不再发生。为此，她实行了
一种令人胆战心惊的恐怖统治，这只有她的马克思主义辩护士中最可鄙的人
为她辩护。它的根源难以追溯，大部分史籍认为它始于中宗被废黜之时；当
时一名“飞骑”得到厚赏，因为他揭发了那些为爱好游戏的皇帝下台后丧失
额外收入而抱怨的同事。虽然在此以前已有迹象表明，武后通过经常的贬职
和调职，企图把忠于她的人调到周围，但这是断然处决宫廷以外的反对派的
最早文字记载。通过对李敬业叛乱的镇压，御史台和刑部的一些官员上台掌
了权，他们的传记在正史中被列在“酷吏”一类。以周兴和来俊臣为首，他
们张开了由耳目和告密者组成的网络，并在特设的狱中，通过伪造、酷刑和
②
来俊臣在其令人厌恶的《罗织经》中描述的其他方法逼取“供词”。在686
年初期，又设官掌管铜匦，从而使这些酷吏的活动变本加厉。这一制度实行
①
到唐朝结束。铜匦是为这一官署建造的，它有四个口，任何有所企求的人都
可将文字投入其中一口。第一个口用于自荐和促进农业或人民福利的计划，
第二个口用于对政府的批评，第三个口用于对不公正的诉苦，第四个口则用
于报告预兆、预言和密谋。原意可能是对恐怖的严酷性的后果进行补救和宣
扬武后对黎民的关怀。但不久，铜匦不过成了匿名的、但往往是虚假揭发的
一个容器。
不能对这种恐怖说什么支持的话，但在另一方面，千百年来传统史学家
②
对它不断的谴责可能过分了。如果全面地看，似乎可以说，恐怖行为产生于
有充分根据的恐惧。甚至在了解恐怖的种种弊病以后，武后仍继续让它存在
下去，因为她看到了它的用处：用它可以对为反对女性统治这一僵硬传统而
斗争的人进行恫吓；还因为她知道她有能力控制恐怖统治的最厉害的暴行。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恐怖具有种种含义，而修史者的愤怒情绪使他们忽视了
这些含义。
一个结果当然是政治空气的改变。没有一个大臣能够阻拦武后而不担心
自己会被送交秘密警察，因此就没有一个大臣能像魏微等大臣争取太宗那样
把她争取过来。众所周知，太宗不止一次撤回诏令以尊重大臣的异议。688
年刘祎之拒绝了一份未经自己的中书省认可的诏令，武后被“我所引之人”
①
的忘恩负义行为激怒，立刻命令他自杀，否则他就被处死。这种统治“作风”
① 《资治通鉴》，卷203 第6432 页。引自早期的《唐统记》（收于《考异》）。司马光否定这一情节。
② 《资治通鉴》，卷203 第6439—6440 页；《旧唐书》，卷186 上第4838 页。关于来俊臣和周兴，见《旧
唐书》，卷186 上第4840—4842 页。
① 《唐会要》，卷53 第956—959 页；《资治通鉴》，卷203 第6437—6438 页。
② 最近期的一个例子是林语堂的历史小说《武夫人——一个真实的故事》（伦敦，1957 年），作者在书中
的一个署名的脚注中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