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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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以及几个同伙将领被贬往边陲的道担任次要的职务；以后不久，王毛仲
奉命自尽。①
这一行动似乎粉碎了曾在玄宗初期起重要政治作用的北军的力量。它还
助长了日益成为皇帝的心腹代理人的宦官的权势。但他们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②
高力士在将近半个世纪中一直是皇帝忠实可靠的奴仆，所以在玄宗时期，宦
官不可能像以后几朝那样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
裴耀卿：运输改革和营田
③
730年，重大经济政策的新倡议者裴耀卿 （681—743年）在朝廷中崭露
头角。他出身于西北的世家，少有奇才，在武后时中童子特科。中宗朝他在
睿宗的王府工作，后又在各地方任职，有突出的政绩。729年，经宇文融的
荐举他被任命为户部侍郎，但因宇文融也随之被贬黜，他似乎没有到任。730
年任宣州 （今安徽南部）刺史时，他上疏详细陈述应如何改造长安运粮的运
输体系，即把通往京师的路线分成若干站，以免边远的府的税粮船必须全程
④
进京。玄宗对此未采取行动；但731年朝廷又被迁往洛阳一年，供应长安的
问题显然现在非得一劳永逸地解决不可了。
730年，裴耀卿又提出解决以前宇文融的再登记措施已部分解决的“逃
亡”户问题的建议，办法是命这类户按村社在空地或未开发之地定居，并让
它们按边境普遍存在的屯田模式组织营田。这些营田在逃亡户居住地建立；
如果当地没有土地，这些流浪者就被运往待开发地区。这一计划与所建议的
①
运输改革一样没有被采用。但裴耀卿提出的这两项计划在几年后实现了。
同时，萧嵩和裴光庭在后者于733年死去前继续掌权。萧嵩 （其子娶一
公主为妻）荐举王丘代替裴光庭，王丘本人是中宗一女儿之夫，出身于关中
① 《资治通鉴》，卷213 第6792—6793 页；《旧唐书》，卷106 第3253—3255 页；卷190 下第5037 页；
《新唐书》，卷121 第4336 页。
② 关于授予高力士及其家族的荣誉，见《资治通鉴》，卷213 第 6793—6794 页。
③ 传记载 《旧唐书》，卷98 第3079—3083 页；《新唐书》，卷127 第4452—4454 页。
④ 《通典》，卷10 第56—57 页；《册府元龟》，卷498 第16—17 页；《旧唐书》，卷49 第2114—2115
页；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83—184 页有英译文。
① 《唐会要》，卷85 第1563—1564 页；《册府元龟》，卷495 第20—21 页。其他史料记载这一计划为宇
文融提出，实误，见佩内洛普·赫伯特：《八世纪初期中国的营田》，载《远东史论文集》（堪培拉）， 11
（1975 年），第37—77 页。这一问题在本书第2 章讨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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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名门。王丘虽然与萧嵩友好相处，但谢绝这一职位，提出应任命韩休 （673
—740年）来代替他。韩休与王丘一样，既是西北贵族的成员，又是及第举
子，以文才著称。在8世纪20年代后期，他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令，并已升任
为尚书省右丞。
事实几乎立刻证明，韩休在朝廷是一个有闯劲和自以为是的人。他一贯
坚持原则和道义，顶撞玄宗而毫不让步，要求撤换禁军中一个玄宗宠爱的将
领，并经常与较随和的萧嵩冲突。玄宗看重他的耿介无私，但朝廷两个宰相
的经常争吵最终迫使他结束这一很不愉快的局面。733年阴历十月，在韩休
任职只有七个月以后，两个宰相都被撤换；韩休被调任工部尚书，萧嵩调任
尚书省右丞相。③
他们的组阁未取得突出的成绩，虽然在733年阴历六月对裴光庭的选用
官员的严格规定的实施有所放松。吏部获准在客观情况许可下不考虑他规定
的根据资历和任职期选拔的原则，中央对任命地方胥吏的控制也放松了。但
由于根据资历提升的原则对官员中除精英队伍以外的所有官员都有利，他的
制度仍被广泛采用，大批人员继续从胥吏被提升为正式官员。
733年，宋璟最后从朝廷退隐，他自从不担任宰相以来，曾经继续对玄
①
宗施加有力的影响，并且支持京畿官僚集团中科第出身的精英。由于张说已
死于730年，这意味着保护在武后时期已经地位很高的士大夫的最后残余势
力已经消失。
“调和班子”：裴耀卿、张九龄和李林甫
玄宗任命裴耀卿和张九龄作为他的宰相以代替韩休和萧嵩，他们分别成
为黄门侍郎和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耀卿不久前重提运输体系改
革的建议，他之所以被任命，也许是要使建议得以付诸实施。运输体系的改
革急需进行。任命新宰相以后不过几个星期，朝廷再次被迫迁往洛阳，裴耀
卿获准落实他的计划，这在下文将予论述。裴耀卿既是贵族，又是宇文融荐
举的财政政策方面的务实的拥护者，虽然他科场的记录是无懈可击的。新宰
相张九龄是对立利益集团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出身于一个默默无闻的官宦之
家，其故里在边远南方闭塞的岭南道；他参加过科举考试，其升迁主要是由
于张说的友情和庇护。张说在726年失势后，他在州任职，但在731年玄宗
命他在秘书省工作，同时为了利用他杰出的文才，又任命他为集贤院学士。
此时他撰写外交文书和起草诏书。733年阴历五月，即在裴光庭死后，他一
度任中书侍郎。
734年阴历五月张九龄和裴耀卿分别升为中书令和门下侍中，因而成了
不折不扣的宰相。同时，宰相班子中又加进了李林甫。李林甫为皇室的远亲，
是皇帝心腹姜皎的外甥，靠荫庇进入官场。他与一批精英文士的关系不好。
例如，源乾曜就对他这个年轻人评价不高，历史学家又指出了他作为一个学
者的许多缺点。但他曾担任过一般应由文士担任的几个“清望”官职、国子
司业、御史中丞，后来又历任刑部和吏部的侍郎，以富有效率的行政官见称
② 传记载 《旧唐书》，卷98 第3077—3079 页；《新唐书》，卷126 第4432—4433 页。
③ 《资治通鉴》，卷123 第6803 页。
① 《旧唐书》，卷8 第2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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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世。
李林甫曾在裴光庭手下任吏部侍郎，当时后者正在推行有争议的铨选方
法；裴光庭死后，这些措施停止执行，李林甫立刻被调至中书省。所以他曾
与宇文融和裴光庭密切合作过，他们被公认是文士名流的敌人。
有人认为李林甫升为宰相前与张九龄不和，或认为张九龄极力反对李的
擢升，但都没有确凿证据。后来的有些历史学家声称确有其事，并把李林甫
升任宰相之事归因于玄宗所宠的武惠妃；又说李林甫与裴光庭之妻私通，后
者是武惠妃的隔代表姐妹。但这些说法很可能是虚构的；因为当时的所有历
史学家都非常仇视李林甫，竞相尽量给他抹黑。①
不管张九龄和李林甫是否在734年前就已成为敌人，他们这一领导班子
不久就发展成个人间的激烈斗争。他们的同僚裴耀卿时而支持这一方，时而
支持另一方，但总的说他一心致力于粮运体系的改革。李、张二人都深受玄
宗尊重：李林甫是一个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张九龄则继张说起道德
的劝导人及正统礼仪和政治才智倡导者的作用。李林甫是一个善于搞政治权
术的人，擅长耍阴谋和驾御人。张九龄是一个有名的难以相处的人，拘泥，
固执，碍事，并且对一些小的原则问题斤斤计较；他心胸狭窄，偏见很深。
尤其突出的是，他热烈地信奉一种思想，即文学造诣和学术成就是担任高级
官职的必备条件，并且公开蔑视那些没有自己那种书香门第背景的人。他最
瞧不起的是军人。
宰相之间既然有这种分歧，麻烦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的对立日趋激烈，
因为它集中反映了自8世纪20年代以来越来越厉害的持久斗争，斗争的一方
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吏的文士精英，一方是旧贵族成员和官僚集团中精于
专业的官员。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他们的分歧有多大。但更令人惊奇的是，
许多重大和有价值的改革竟是在他们双方共同的任期内进行的。
裴耀卿和粮运改革
在733年后期裴耀卿和张九龄出任宰相时，长安周围的地区被毁损庄稼
的连续降雨造成的饥馑所困扰。8世纪30年代初期似乎是一个连续发生严重
自然灾害的时期，730、731和732年发生了大范围的洪水。733年初期，只
得派高级官员往各地进行救灾。几乎在裴、张二人掌权后不久，即在734年
初，朝廷被迫迁往洛阳，大臣们奉命前往河北道南部诸受灾的州，去分配救
济品和供来年使用的种子粮。
裴耀卿现在放手实施730年提出的改善京师粮食供应的措施。他被任命
为江淮河南转运都使，拥有从黄河转运粮食的全权，其权在所有地方官之上。
他负责一个有副使二人和大批属员的常设使署，他们直接控制着一个管理转
运粮食的仓库、船队和陆运大车的复杂组织。因此，他如同以前的宇文融那
样，成了一个正规官僚机器以外的组织的负责人，所不同的是，他负责的是
一个有许多属员的长期的庞大组织。
通过他的改革，从运河与黄河会合地运粮至京师粮仓的工作不再由收税
粮的州地方当局负责。这就节省了地方运税粮船运输的时间，同时减少了付
① 关于这几年复杂的宫廷政治，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54—55 页；赫伯特：《张九龄》，
第165—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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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地方当局运粮的费用。粮食此时卸入河阴庞大的新粮仓群；河阴是汴渠和
黄河的会合地，由此粮食沿黄河和渭水通过水路逐站运至长安。在每站的终
点，粮食储藏在转运仓内，以便在适当时机运至下一站。河阴、北部平原的
贝州和洛阳都有大量的储粮。但对长安的供应路线不再在陆路从洛阳运至三
门峡下流的黄河边的陕州。运输路线直接溯河而上，在三门峡附近需要陆上
短途拉纤，但路程只有五英里，而旧路线上的这一路程则长达八十英里 （见
地图2）。
新体系很收效，它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