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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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结束叛乱起了直接的作用。叛乱的结束是突然来临的。可以确定战争最后阶
段的日期从762年的初期或中期开始，但不论在那一年的初期力量对比可能
发生了何种变化，政府的大捷和大量失地的收复都只是秋季攻势的结果。阴
历九月，派往回纥可汗的使者发现，史朝义已在试图说服回纥人进行反唐的
干预。唐帝就派曾以女儿嫁给可汗为妻的仆固怀恩前往回纥朝廷；仆固在那
里说服可汗参加对史朝义的协同进攻。对朝廷来说，再次向回纥寻求军事援
助的行动肯定是它经过六年连续的战争和内乱后在虚弱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采取的一个措施。①
决战以阴历十一月叛乱者在洛阳城外的惨败告终。洛阳又被收复，然后
同样遭到勤王军和回纥人的蹂躏和掠夺。史朝义在这次战斗中人马大量丧失
使他处于严重的劣势。这次战败对他主要的战地将领的影响同样是重要的，
因为尽管叛乱者在河北仍拥有重兵，但这时将领们相信他们的事业已经失
败。他们一一背叛史朝义而向皇帝投顺。史朝义接连败北，最后被赶往河北
的北面。当763年初期他抵达安禄山原来在范阳的根据地时，守将把他摒于
城门之外。他被迫逃入契丹和奚族之间的边境，根据一个记载，他终于自尽
而死。随着他的死亡，叛乱结束。
叛乱是在没有任何最后的和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结束的，这种方式反映
① 见戴何都：《安禄山史》，第335—345 页，以及他的参考材料。
② 《册府元龟》，卷88 第1 页；《唐大诏令集》，卷8 第9 页。
① 关于回纥插手叛乱的情况，见C。麦克勒斯：《唐史记载中的回纥帝国》（堪培拉，1972 年），第17—25、
55—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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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63年河北建立的新权力结构方面。肃宗和代宗几年来都积极地鼓励叛军
首领们自动投降。在叛乱后的处理中，叛乱的全部责任由安、史家族及其直
接支持者承担。所有其他的叛乱者都准许为唐王朝效力，许多叛乱头目被批
②
准在原辖地任官。朝廷不但愿意赦罪和保证安全，而且还确保叛乱将领的权
力和官阶，其原因有二：它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地急于结束敌对行动；它预料
一旦和平和现状得以确立，就能够控制以前的叛乱将领。这一政策在唐王朝
第一个十年进行得很顺利。但在这时这种政策的实施结果就不像预料的那
样。当然，主要叛乱将领的倒戈最后促使叛乱迅速瓦解。但河北——中国人
口最多和最富饶的道之一——这时一分为四，并且落到了被代宗朝廷任命为
节度使的前叛乱将领手中。政府与其说是镇压叛乱，倒不如说通过妥协的解
决办法来结束叛乱。在河北，妥协的代价证明是昂贵的。
在全帝国，占主导的心情是松了一口气，而不是欢欣鼓舞。以前人们很
多次对胜利抱有希望，结果反而失望。现在“胜利”已经来临，但“胜利”
是暗淡的，是通过代价十分昂贵的回纥盟军的干预和对叛乱者的全面宽大取
得的。
全帝国处于混乱、多事和分裂的状态。实际敌对行动的结束使政府面临
大量紧急的问题。第一种倾向是想重建755年的状况，因为很少人——虽然
他们看到了局势的严重性——能认清几年叛乱的事态已把国家和社会改变到
什么程度。这些变化已使简单地恢复旧制度成为不可能之事。以下几方面可
以说是最重要的变化。
一、军事化已经大规模实行。武将们行使大权，支配着地方行政和占有
所有主要的战略要地。大批的人——可能超过75万——都武装起来。在以后
半个世纪，甚至程度较轻地在王朝以后的其余时期，军方一直是帝国生活中
的主要力量。
二、地方行政的结构已被改组。到763年，节度使和观察使控制的政体
已在整个帝国成为处于中央政府和旧州县之间的常设权力纽带。这些地方政
体发展成为本章下文讨论重点的自治和半自治形式。
三、新的社会成分被引进政治领导之中。通过作为军人取得的战功或在
准军事政府中效劳，许多人在官僚体制中升至高位；或者取得了以前没有机
会取得的财富和社会威望。
四、国家的财政结构已经崩溃，需要新的方法来筹措收入。地方的税收
记录已被销毁、散失和过时。到763年，政府完全缺乏重新推行旧的高度集
权制所必需的严密的行政控制，适合新形势的新方法已开始在叛乱期间逐步
形成。
五、叛乱造成的动乱给了土地分配制最后的打击；原土地分配制再也不
能限制地产的拥有或控制财产的转移，甚至再也不能起土地登记制的作用。
随着社会总的失调，它的最后消失使地产大量转到新主人手中。
六、人口大规模地迁移。河北和河南许多遭受战祸的地区的人口部分地
减少，许多人迁往江淮及江淮以南。
七、政府丧失了对河北和大部分河南地区的有效控制，它们这时在前叛
乱地方长官手中成了帝国内部的一批半自治的道。这样就使帝国丧失了对它
② C。A。彼得森：《仆固怀恩和唐朝廷：忠诚的局限性》，载《华裔学志》（1970—1971 年），第29—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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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5％到30％的人口的控制以及大量的收入。
八、长江和淮河两流域的几个道取得了新的和关键性的重要地位。由于
中央政府在其他地区实施的控制有限，这一区域因其增长的人口和巨大的生
产力而成为王朝主要的收入来源。结果，运送收入至京师的运河体系成了朝
廷的绝对生命线，没有它，朝廷就没有物资和资金。
九、在对外方面，帝国令人悲叹地丧失了领土和威信。随着撤离军队和
文职官员以应付内部危机，四周的边境收缩了。中国丧失了对中亚的控制，
虽然孤立的中国前哨远在那里苦撑了若干年。更重要的是，近代的甘肃和宁
夏两省被吐蕃人占领。这使帝国的政治中心比以往更容易受外来的攻击。
到763年，这些变化已清楚地被人觉察。不管口头政治家们如何空喊“中
兴”，这些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并且排除了任何真正恢复政府旧政策和旧行
政程序的可能。在几年内这一事实已经变得很明显，所以政府被迫试行新制
度。这些制度往往与传统的政治模式 （它建立在能在全帝国推行统一行政措
施的强大中央集权国家的存在之基础上）南辕而北辙。初唐的旧秩序一去不
复返了。
叛乱后的权力结构
安禄山叛乱的直接的和可见的遗产是一个大为削弱的中央政权管辖下的
不稳定的总形势。在几个地区，特别在不断遭受战祸和将有长期和艰难的重
建工作的河南北部，物质的破坏是严重的。在其他曾发生过重大的、但只是
停停打打的战斗的区域，如关中、河东南部和河北，最严重的后果是征用人
力造成的，因而是短期的。这时全体民众面临的具体困苦主要只能推测；但
有充分材料证明，当时存在大规模的破坏、荒芜和人口减少。政府自身被各
种各样的困难——严重的资金短缺、混乱的官僚机器、破坏的交通、吐蕃构
成的严重的外来威胁和浙江发生的一次危急的 （显然是民众的）叛乱——所
困扰。但一些事件表明，其中最难处理的问题是曾经确保王朝生存下来的那
种手段，这就是为了行使分散的权力，动员资源和进行战争而在内地建立起
来的军事藩镇。①
前面已经谈过，这些藩镇之建立是专门为了应付军事的紧急情况。但在
叛乱的过程中扎下了根后，它们这时已形成了京师大门以外的主要权力中
心。一方面，军事力量无疑使节度使们能够对朝廷坚持自己的权利，甚至藐
视朝廷；在历史著作中，他们通常被形容为桀骜不驯和追求权势的武将。另
一方面，客观情况本身，即政府的紧密结合和高度集权的旧政制的崩溃，也
需要比过去更大程度地把权力下放到地方一级。因此，新的地方政体的发展
也可以被看成是对紧急需要的一种积极反应，这一点已被叛乱以后若干年新
的地方行政单位的建立所证实，而它们以前在这些地方是不存在的。例如，
764年和765年，从荆南和江西这两个大的旧置道分离出更统一、更紧密的
湖南和鄂岳的措施肯定是由于当时的行政能力不能胜任所致，而不是像以后
的情况那样是出于削弱军事上强大的藩镇的愿望。唐王朝只是在付出了高度
① 最完整的单独论述叛乱后地方结构的论著（虽然有的观点已经过时）是日野开三郎的《中国中世的军阀》。
王寿南的《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北，1969 年）十分有用，特别是它的表列数字，但它决不能
使吴廷燮的旧编《唐方镇年表》（载《二十五史补编》卷6）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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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的代价后才得以幸存下来。
叛乱结束时的行政安排是建立约34个新的地方藩镇 （见地图13）。以
①
后几十年新藩镇继续增加，其数在45—50个之间。 新藩镇的建立和复杂的
辖境的变动使763年以后唐朝的行政地理非常难以捉摸。但叛乱平定后最初
几年存在的30个藩镇实际上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保存下来，到785年，所有
比较重要的藩镇都已形成。大小的差别很大，有的只包括两个州，有的则有
12个或更多。地位和行政结构的不同也使事情复杂化。
最初，大部分藩镇（几乎是华北的所有的那些镇）由节度使管辖，他们
都兼有观察使的权力。后一种职务是玄宗时代的采访处置使的直接后身，但
这时它拥有广泛的行政权力。按理说，节度使应拥有常备军供他们指挥，在
理论上是为了执行他们的军事任务。这里情况又有很大差别，有的镇只有军
队数千，而有的镇则多达7。5—10万人。观察使领导的镇的各类军队都很少，
这类官员一般兼有都团练使或都防御使的头衔，从而在必要时有权在地方行
动中动员军队。在安禄山叛乱结束时兵员总数 （包括边防军）可估计为85
②
万人左右，这不包括当时已被解散的府兵。但在这种高度军事化的情况下，
朝廷却没有一支任何规模的中央军队可供调遣。从军事上说，政府几乎完全
依赖忠于王朝的节度使的军队，但这些军队不论设置在边境沿线或分布于整
个华北，都不在它的直接权力之下。
从一开始，内地几处军队大集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