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7-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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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思想核心，就是主张人性自然，对于人的本能欲望，应当揄扬而不当抑制，但个人又恒生人类群体之中，个人人性之揄扬，须以不损害他者为前提，故人之天然能欲需有节制。所以他又倡导“中和之德”，认为“希腊民族，以中和之德著称。对于自然恒久之性能，有仞知而无讳饰，能节制而无遏逆，使之发泄得间，乃不至横决”。这显然也是一种对希腊文化的主观化的理解，而没有注意到希腊文化中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冲突。他所推崇的中和之德更近于强调理智与情感和谐的新人文主义。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把欧洲文学的千年进程概括为希腊精神之丧失与回归的循环发展过程，显然有将文学史简单化的、独系文学进化论倾向。但周作人并无意做那种学究式的学问，而是要“六经注我”，输入希腊的人间主义文化，来进行中国的“人的启蒙”，所以其价值、意义也只能在中国启蒙主义文学的框架中予以评定。
周作人翻译的古希腊、罗马文学著作主要有这么几种：（一）《红星佚史》（由后人根据荷马史诗编写），1906年译，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二）《希腊拟曲》，1932年译，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三）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1937年～1938年译。（四）《希腊的神与英雄》，1947年在狱中第一次翻译，因稿子焚毁，1949年重译，1950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是巴金亲自校勘的。（五）《希腊女诗人萨波》，1951年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六）《伊索寓言》，195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七）《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译，周译占大半），1957年出版。（八）《卢奇安对话集》，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还有些“散译”，如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希罗多德《历史》的部分、阿里斯托芬的《财神》，以及近人哈理孙的研究著作《希腊神话》的部分、佛来若（佛雷则）的《希腊神话比较研究》等。
周作人的译著往往要加上详细的注释，有些讲解评述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往往被出版社压缩，这使他感到“十分惆怅”，竟觉得连译作本身都“没多大意思”、“没有什么可喜的”。他的第一部古希腊主题的译著《红星佚史》出版时，他与鲁迅做的注释被删掉了，他就发誓下次不再做“这样出力不讨好的事情”，然而虽有此教训，却还是忍不住要做。可见他之译书，就像金圣叹评《水浒》等一样，是要讲清来龙去脉，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把这些删去，也就直接地损害了译书的目的。周作人1908年在日本学希腊语，原意是要译出像佛经译文一样古雅的《圣经》译文来，可后来思想的变迁，使他对译《圣经》不感兴趣了，但又觉得白学了希腊语，“时感惆怅，觉得应译点什么以免使那几年功课白费，最终译出此书（《希腊拟曲》）”，虽然“起因于庄重的《福音书》，经过了二十年以上的光阴，末了出来的乃是一卷很不庄重的异教的杂剧，这可以算是一个很奇怪的因缘了”。这本《希腊拟曲》1931年～1932年译成，售给胡适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内里有些秽亵文字，他跟胡适说要用“角先生”这类的词来翻译《希腊拟曲》，胡适很通达，“笑着答应了”。全书四万字，以千字十元的高价得了四百元。这段因缘的确有点传奇性，其中隐含着周作人的一个重要转变，即由“头巾气”转向“名士气”，由对宗教的兴趣转向了对世俗的兴趣。希腊文化于此战胜了希伯来文化，成为周作人思想的主色调。在中西相遇之初，康有为认为西方之所以强盛，在于其有强大的宗教，而中国则无，所以要把儒学宗教化才能抗衡西方。到周作人这里已完全放弃了这种似乎是“开历史倒车”的想法，开始搭上顺行的列车，走向与自己更为情投意合的希腊文化。但他仍不是以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文学阅读者的心态去读古希腊文学的，这使他将希腊文学视为了一种抗衡宗教的“美的宗教”，其中不无某种心态错位的因素。
希腊文化是西方文明三大源头之一（另两个来源是古罗马法和希伯来宗教），西方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形式的胚芽差不多都能在古希腊时期找到，因此了解希腊文化对了解西方文化具有特别的重要性。那么希腊文化的精神是什么呢？首先，应该说是它的理性追求，正如莫里斯·克莱因所说：“对于希腊人来说，维护理性的纯粹性，比什么都重要。这种精神，从来不曾在其他文化中出现。”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说：“我宁愿（在几何学上）发现一项证明，而不要波斯的王座。”在希腊的科学、哲学等著作中，都洋溢着这样一种清明、独立的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的深入就是彻底地反思和怀疑，一种纯粹的求真意志的发扬，正是在此精神推动下孕育出了西方的科学。周作人有鉴于此，所以特别推崇古希腊人为求知而求知的理性精神。他引日本学者部丘教授的话说：“自从有史以来，知这件事在希腊人看来似乎它本身就是一件好物事，不问它的所有的结果。他们有一种眼光锐利的、超越利益的好奇心，要知道大自然的事实、人的行为与工作、希腊人与外邦人的事情、别国的法律与制度。他们有那旅人的心，永远注意着观察记录一切人类的发明与发现。”周作人认为“这样为知识而求知识的态度甚可尊重，为纯粹的学问之根源，差不多为古希腊所特有，而在中国又正是缺少，我们读了更特别觉得是有意义的事”（《希腊文学的余光》）。
另外，周作人还重视古希腊人的“爱美”，颇有以审美代宗教的人间主义倾向。他引哈理孙女士的话说：“希腊民族不是受祭司支配而是受诗人支配的，照诗人这字的原意，这确是所谓造作者，即艺术家的民族。他们不能容忍宗教中之恐怖与恶分子，把他渐益净化，造成特殊的美的神话，这是他们民族的一种成就，也是给予后世的一个恩惠。”周作人之成为一个审美救世主义者，与他对宗教的厌恶、对道学的反感、对精神自由的崇尚以及对纯粹理性的推崇有关。
古希腊给现代人最深刻的印象还在于它强烈的自由意识。希腊人最先于其他民族争取到了自由民的身份，并特别重视个体的精神自由。最著名的犬儒学派人士安提西尼的弟子狄奥根尼，据传说住在一个木桶里，所拥有的全部财产包括木桶、斗篷、一支棍子和一个面包袋。有一次亚历山大大帝访问他，问他需要什么，并保证会兑现他的愿望。狄奥根尼回答道：“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亚历山大大帝后来说道，“我若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是狄奥根尼”。自由观念的深入人心，使得尊重个体、发展个体成为神圣不可动摇的信念。这种希腊文化所代表的个人意识、世俗精神与希伯来文化所代表的宗教精神的融合，共同构成了西方文化，使得西方文化既表现出一致性，又具有内在的冲突性、矛盾性。而周作人独重个人主义、世俗主义、审美主义的希腊文化，显然对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缺乏深入地了解。特别是他对希伯来宗教的全盘否定态度，使他对西方文化的介绍会失之片面，马克思·韦伯的《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重点论述的就是源于希伯来文化的宗教精神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所发挥的作用。
希腊文化的流弊主要表现在，作为一种世俗化导向的人间主义文化，它似乎欠缺一种足够有效的精神防御机制，来抵御个人享乐主义对其文明的冲击与侵蚀，所以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文化会将其取而代之。但物极必反，希腊文化在经历了中世纪禁欲主义宗教的压抑之后开始复兴，文化的“现代性”即表现为人的欲望的造反，对禁欲主义宗教的反叛。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也不例外，也是对于以天理规范人欲的“道学气”的反动。周作人便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代表。周作人从不讳言他写作的道德教训的意味，但这是一种“反道学”的解放主义的道德说教。1948年他在狱中和胡逸民唱和，诗云：“我非隐居士，岩阿事幽讨。私意重事功，空言非所宝。最喜禹与稷，尊崇过孔老。荼苦固当然，花开亦复好。所重在秋实，此意长在抱。于人茍有益，荣辱焉足道。廿年事笔墨，闻道苦不早……”〔3〕显然他的翻译活动，也是这种反道学的解放主义文化努力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甚至把自己对希腊文学的翻译看得比他的创作更为重要。
除了译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财神》和《伊索寓言》是他“为公家译书”，自己并不喜欢之外，周作人喜欢的译作还有《希腊女诗人萨波》。把希腊女诗人萨波介绍到中国来，是周氏近三十年的心愿，到1949年终于编译出来，可算是他刚出狱后的愉快事。萨波是古希腊一位著名的女诗人，中世纪时她的诗被认为有伤风化而遭焚毁，因此她的诗没有一篇完整流传下来，现只存有零散片断。周作人的译本几乎囊括了所有能找到的萨波诗作，是了解这位女诗人的很好的参考书。这与翻译《希腊拟曲》一样，是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一生的同情对象主要就是妇人和小儿，特别是像萨波这样的为宗教和道学所厌恶的女诗人。
二
周作人最为看重的译作是他晚年翻译的《路吉阿诺斯对话集》，该书于1965年译竣，当时未能出版。译完此书，周作人觉得他此生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他在遗嘱中特别提及该书：“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大概也是自觉该书虽然译出，但在当时的氛围下出版无望，所以要着重提示后人注意。此书总共二十篇，五十余万言。每篇起首，译者均撰有引言，阐述题旨；书末附《关于路吉阿诺斯》，报告著者生平。它是周作人的精心之作，也是他晚年的唯一寄托。他对于古希腊文化有一种“宗教性”的感情，所以对此书也有特别的强调。而在不具备这种“希腊情结”的人看来，此书似乎并无特别之处。
周作人在《愉快的工作》一文中这样介绍路吉阿诺斯：“他是二世纪古罗马的叙里亚人而用希腊文写作者，用了学习得来的外国语，写出喜剧似的对话，而其精神则是‘疾虚妄’，正与他同时代的王仲任一东一西遥遥相对。因此他的对话脚色大都是那些神话传说里的人物，阐发神道命运之不足信，富贵权势之不足恃，而归结于平凡生活最为适宜，此所以他的著作至今犹有生命，正与王君的《论衡》即在今日还值得一读。”至于他的名字，也有译为琉善或卢奇安的；周氏本诸“名从主人”的原则，依希腊语发音译作路吉阿诺斯。显然周作人是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型的哲人来看待的，重视的是他“非圣无法”的思想文化意义。
该书前附有对作家的介绍——《关于路吉阿诺斯》，此人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叙利亚人，大概生活于一千八百年前。他曾经学过石像雕刻，但因为练习时用力过猛，敲断了大理石，被他的师傅也是他的舅父拿棍子教训了一顿。从此他就不学雕刻了，改学哲学和做“辩士”。他的著作是一种带有戏剧性的讽刺对话，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