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7-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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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生而平等”说的是“应然”而不是“实然”。南朝的范缜曾经对当时的贵族萧子良说：
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梁书·儒林传》）
“飘茵落溷”，说的正是人生而不平等。《史记·李斯列传》的开篇也讲了个厕所寓言：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人生如鼠呵！不在仓就在厕，多么不平等呀。从以上两则故事可见，厕所不仅是对“高贵”的祛魅，同时也可以是“低贱”的隐喻。
便溺与官位
毛泽东词“粪土当年万户侯”，以粪土来喻公卿，书生意气，令人感慨。不过，在另一些极端的例子里，这两类事物则是另外一种关系。《新唐书》载，武则天时，张易之深得女皇的宠爱，宋之问、阎朝隐等人便竭力巴结，为其撰诗写文，甚至“为易之奉溺器”，以献媚邀宠，结果是加官晋爵。比之宋之问，明代顾可学的显达更是和尿屎密不可分，时嘉靖帝信奉道教，梦想长生不老。顾可学“自言能炼童男女溲为秋石，服之延年”（《明史·佞幸列传》），取童男童女小便炼制秋石，进献给嘉靖皇帝。嘉靖服用后认为有些效验，对他优礼有加。顾可学后来竟官至礼部尚书，当时有传言：“千场万场尿，换得一尚书。”顾可学亦被人称为“炼尿尚书”。
有人因便溺的事儿求官，有人则以便溺的事儿辞官。嵇康的名文《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列举了不愿做官的理由，其中之一就是自己性格“疏懒”，而“疏懒”的例子，就是自己晚上睡觉，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指膀胱）中略转，乃起耳。
嵇康以忍小便辞官，有人则因忍不住小便丢官。《汉书》载东方朔因醉后“小遗殿上”，被“免为庶人”；《后汉书》载大司徒张湛“至朝堂，遗失溲便”，“自陈疾笃”——大小便失禁，可见身体差，刘秀就免了他的官；更有人因为被诬陷憋不住小便而失去出仕机会。辛弃疾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有一句：“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感慨的是廉颇的事情。战国时秦攻赵，赵王想起用老将廉颇，先派使者探望。廉颇为了显示自己尚能为国效力，一顿饭吃斗米、十斤肉，上马奔驰。但是使者受了贿赂，却汇报说：廉颇饭量不错，不过和我共坐了一会儿就上了三次厕所，结果廉颇未被任用。
以如厕的事情辞官，最怪异的还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嵇康辞的是副部级的吏部侍郎，而吴稚晖辞的是国家元首。
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蒋介石邀请吴稚晖继任。对蒋的意图，吴稚晖心下了然：老蒋是想自己当的。于是，吴稚晖说了条空前绝后的拒当国家元首的理由：我最好拉野屎。当了国家元首之后，这个爱好就不能保持了。既然是国民政府主席，出门拉个屎，必有警卫随伺站岗，前呼后拥。此事若传将出去，有损国体！——老蒋一听忍俊不禁，吴稚晖顺势劝进：“现在抗战时期，最好是党、政、军统一于一个领袖，使事权更能集中，我看还是由蒋先生兼任最宜。”后来就由吴稚晖在中常会提出，由蒋介石兼任了国府主席。
自由的野屎、威风的便溺
“万事莫如拉野屎”，乃吴稚晖的名言。重庆时期，吴稚晖著有《斗室铭》一篇，便说到了拉野屎这个癖好：
山不在高，有草则青，水不厌浊，有矾即清。斯是斗室，无庸德馨。谈笑有鸿儒，往来多白丁。可以弹对牛之琴，可以背癞痢之经。耸臀草际白，粪臭夜来腾。无丝竹之悦耳，有汽车之闹声。南堆交通（部）煤，东倾扫荡（报）盆。国父云：阿斗之一，实亦大中华之大国民。
吴稚晖的文字直白而滑稽，而李商隐则有一首词采华丽而语意迷离的诗，据朱彝尊解释就是描写晚上拉野屎：
郁金堂北画楼东，换骨神方上药通。
露气暗连青桂苑，风声偏猎紫兰丛。
长筹未必输孙皓，香枣何劳问石崇。
忆事怀人兼得句，翠衾归卧绣帘中。
起笔先叙地点：“郁金堂北画楼东”；“露气暗连青桂苑，风声偏猎紫兰丛”则是描写环境，说的是夜凉了，身体的裸露部位风吹露侵，笔触细腻；“长筹未必输孙皓，香枣何劳问石崇”是两个关于厕所的典故，表明室内条件再好，也比不上野外作业；“忆事怀人兼得句”，说的是同时进行的思维活动；“翠衾归卧绣帘中”则是说屎拉完、诗写完后欣欣然回去睡觉了。
野屎之乐，何乐之有？《英国俗语大辞典》中有一则英国俚语。原文是：“Every
little helps；as the old lady said；when she pissed in the sea．”钱钟书翻译为：“老妪小遗于大海中，自语曰：‘不无小补？选’”同时引用田艺蘅《玉笑零音》句“海为地之肾，故水咸”，称撒尿于海，正如叶落归根。野屎给人的乐趣，大概就是融入自然的那种“叶落归根”式的归属感。
但社会的发展却逐步取消了野屎的乐趣。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称“古不厕遗应有罚”，既然有惩罚，反之就有反抗，随地便溺有时便承载“蔑视”权威等内容。《左传·襄公十五年》就记载了这样一次非暴力抵抗活动，不过这次不在野外，而在庙堂之上：师慧过宋朝，将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无人焉。”相曰：“朝也，何故无人？”慧曰：“必无人焉。若犹有人，岂其以千乘之相易淫乐之矇？必无人焉故也。”
师慧是个盲人，在上朝的时候想就地方便，旁人赶紧说：“这是政府大楼！”师慧答：“这里没‘人’，没关系”。朝廷怎么没人？——师慧的意思是，这些家伙都算不得人。把各位高官讽刺了一番。
其实以小便来表达对权威的蔑视，每个人小时候都干过。“毫无疑问，对于儿童们来说，排泄功能，尤其是排尿功能，是十分有趣的。”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尿床常常是对父母明显偏爱另一个孩子的一种抗议形式。”
另外一些时候，便溺不是表达自下而上的抗议，而是凸显自上而下的威风。刘邦逼视知识分子，“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中国现代电影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便溺，也同样撒得气势熏灼。电影《红高粱》中，张艺谋刻意表现“我爷爷”抖威风式地对着酒篓撒尿，因为这一原始的示威，既是用没遮拦的阳物重申对“我奶奶”的占有权，还是对各位男性伙计强调自己生物性的优势。而后来罗汉大爷偶然发现“我爷爷”的小便使高粱酒更醇美，则更使得便溺的威风得以戏剧性升华。
文学史上威武壮观的小便还真不少，例如，《巨人传》中庞大固埃以尿为武器，水淹七军，使得“周围十法里以内也发起了一场特大的洪水”；而《格列佛游记》中，格列佛在利立浦特（小人国）皇宫火灾之时，一泡尿就灭了火。这里，撒尿成了凸现“大小”不平等的夸诞象征。
羞耻心的历史
吴稚晖推崇的“拉野屎”的那份自由，原始人类自然是个个拥有的。然而，随着社会的“进化”，这份自由逐渐丧失了，这首先是因为“卫生”的要求，其次是这种要求内化为人类的“羞耻心”，由内而外规训了人的行为。
在“固定地点排泄”显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厕所最早当出现在大量人群聚居和集中行动之处，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发布的第一条禁令就是“掩埋好你们的排泄物”；中国最早的公共厕所当在军营或城池中，《墨子》一书中，《备城门》、《旗帜》、《号令》等篇详细记载了城市防御工程中对厕所建筑的要求，如“五十步一厕，与下同圂”，而且还有厕所管理制度，如：“之厕者不得操”（上厕所的人禁止挟带器具）；“请有罪过而可无断者，令杼厕利之”（如果有犯罪而可以不判刑的，就命令他们清扫厕所）等。
文明进步的一个“函数”是城市化，事实上城市化有两个重要社会后果：一是集聚了知识分子，二则是聚积了粪便（这样并列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列宁曾经对高尔基有句很不客气的名言：知识分子不是劳动人民的大脑，而是人民的粪便）。首先，城市化把聪明人、知识分子聚到一起，使他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冷纳曾经计算，全社会人口的百分之十达到城市化时就突破了一个临界点，智识就开始扩充；其次，城市化还聚积了粪便，显然这里也有一个临界点，当全社会人口的一定比例聚居在一起的时候，人类就不得不来一个卫生革命。我们知道，像中世纪的巴黎，人们是当街倾倒隔夜粪便的，但是工业革命后城市的迅速扩张，自然使得人们无法继续保持这一习惯了。
现代化的进程伴随着对人类身体的控制，其一就是“便溺自由”的逐步丧失，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羞耻心”的规训。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记载，在中世纪的欧洲，一般情况下，人们大小便并不特意避人。1530年，埃拉斯穆斯·封·鹿特丹在《男孩的礼貌教育》中写道：“在别人正在大小便时向他打招呼是不礼貌的。”“在隐蔽的地方解手是合乎规矩的。”
那么，“羞耻心”首先在哪里萌芽呢？埃利亚斯称，羞耻感是一种社会功能，它折射着社会等级。在一些人面前人们会感到羞耻，在另一些人面前则不会。《汉书·汲黠传》载：大将军卫青侍中，“上踞厕视之”。（此处“踞厕”的厕是否厕所的意思，有异说。见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8页）。习惯在“便厕椅上会客”的贵人在西方也很常见，最闻名的莫过法王路易十四。这样的接见，不合我们上文所引戴高乐的领导秘诀，但却象征了自高临下的权威。
而“在隐蔽的地方大小便”这一“文明礼貌”的规范形成，也与社会等级有关。埃利亚斯称，社会等级高的人会要求社会等级低的人抑止其本能。“避人方便”的规范较早出现在“宫廷规矩”中，如1570年《韦尔尼格罗德的宫廷规矩》：“不能像那些从未到过宫廷、从未接触过有德行、有教养人士的农民那样，粗野地、毫不害臊、全无羞耻地当着妇人之面，或在门窗洞开的宫廷居室和其他房间内解手，而应该时时处处在言行中体现出有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