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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

书屋200003-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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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因为它永远崇奉“人的原则”,任何主义、思想、未来、各种伟大的天才和目的所不能逾越的原则。在整个欧洲文明崩溃于两次大战和奥斯维辛的时候,它坚持了人对“人”的信念;它懂得尊重失败,尊重死亡,总是在设法弥合和补救已经破碎的信念。对于奥斯维辛,它保留了犹太人乃至整个人类被蹂躏,被屠杀,被凌辱的事实,忠实于自己民族的苦难记忆。在《鬼节》一文中,一平还描写了波兰土地上的刻着俄国字母和五角星的座座墓碑,在每方俄国战士的墓前,都有着波兰人摆放的蜡烛和鲜花。俄国人长久以来是波兰人的敌人,是他们的统治者,只是在二战期间,许多俄国战士为解放波兰而牺牲在这里。但是,波兰人铭记着他们。“对死亡的尊重,即是对人,对生命的尊重。”一平由衷赞叹道,“这真是一种让人起敬的文明,是什么教育了波兰人这种尊贵的情感和精神,为了一种神圣的精神,他们可以忘记自己的屈辱和仇恨。”当人们摆脱了失败和死亡,面临着胜利、和平和荣誉的时候,文明的状况如何呢?在《一卷书和斯洛伐克之行》里面,一平说了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他从一位波兰女教师手中把一本沈从文的小说集拿过来,向波兰学生介绍了其中的一篇《丈夫》,想不到学生临到结束时均感诧异,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要哭,甚至判定说“中国人喜欢哭”,乃至哈哈大笑起来。这是关于“人”的故事。由此,作者想到了生活的残酷——人性的被剥夺和被羞辱。“好运带来的最大害处就是遗忘。”他深信,由于学生不曾经过二战和奥斯维辛,因此不仅不会懂得沈从文,也不会懂得本民族的密茨凯维支和莱蒙特。在这个时代,人的意义就在快乐和富裕,它是以人对“人”的忽视和放弃为代价的,很难说是“进步”。他深觉,民族与民族间,人与人之间,不同的文明失去了交流的可能性,界限清晰,只剩下一个立足点,无法向任何空间伸展。文章最后写到阳光,晴空,雪山,苍鹰,岩壁和松林,说“大自然本身是一座神庙”,显然是关于人类和平交流的一个象征。当作者把书还给了女教师,这时文章说,“我看到它变成一堆零散的字词纷纷掉落。”心灵的交流是有障碍的,难以沟通的;但是,也正是在这里,表现了作者对于“人”的信念的执着。一平对文化和文明的关怀,最后都落到中国,众多同时代人的境遇中去。在参观奥斯维辛的过程中,他就深感到了某种历史命运的关联。他在文章中写道:“不知道过去有没有中国人到过奥斯维辛。我在签名册上没有发现他们的名字。如果他们到过,他们如何感受?雨已经停了,布热金空旷的土地带着晦暗的寒意,不明不暗的日头隐于云后,那是一丝光明。走出一座营房,走进一座营房……它的木架床、火墙……我似乎感到熟悉。的确,在这里我难以进入欧洲人的命运,而更多地是沉陷于中国的哀痛中。六六年到七六年,我觉得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命运,并不比这里更幸运。”一份历史,一份苦难,一份孤寂,无论作为民族和个人,首先应当有勇气由自身承负。然而事实是,我们都在公开主张回避和遗忘。关于文革十年,作者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在其中度过,记忆起来比曾经沧海的人物还要怆痛百倍。他说:“我们没有学到知识和文明,却学习了盲目与否定;没有学到人的尊严与道义,却学习了暴力、诅咒和亵渎,没有学会人类于时间中的法则,对之继承与建设,却学习了破坏和狂妄;我们没有学会人道,却学习了对人的轻蔑和残酷;没有学会人性的丰富和宽容,却学习了阴暗、偏狭和极端;我们没有学会于世立身,却学会现实的谄媚与投机……尊严、爱、人格、品质、仁慈、宽恕、善意、正直、诚实,没有人正面地使用,这些词一度从汉语中消失了。如果一个社会其‘人’的信念、原则、道义、传统、礼仪、方式——文明与文化——均丧失、摧毁,那么这已不是一个‘人’的社会,其成员也必不能作为‘人’而生活。他们的恐惧、阴暗、绝望是应该的。今天是昨天给予的惩罚。人的时间是连续的,每一段都不会白过,而会留下深深的印迹。如果我们对‘人’的文明、文化犯下了那么多罪过,我们又怎么能拒绝它的惩罚呢?”这是控告,是悔罪,是深入的反省;而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对苦难的个人承当上面。九十年代初,一平在波兰过的鬼节,写下关于异族追悼亡魂活动的文字,有一节当是沉痛的自悼:“一个中国人,我知道他已丧失了他的全部。勉强而留的并不真实。一部历史,一部文明的衰亡消失是自然之事,无数的历史、文明已经消亡得惟有痕迹了——甚至没有。那种文明崩溃毁灭的悲痛惨状无数的人早已经历过,今天,只不过轮到了我们。”他把历史的惨剧归于文明的毁灭,欧洲如此,俄国如此,中国也如此。所以,痛定思痛时,他会认为仅仅批判是不够的,走向否定是悲哀的,整个民族必须从颠覆后的空荡中回到肯定中去,回到正面的建设中去。基于这种理念,他在肯定鲁迅的同时,也指摘鲁迅“欠于具体立论”,像《论语》那样。他认为,以生存的立论为根据,也即生存的肯定原则,是“人生的第一原则”。革命,批判,斗争,都不是为了将事物导向毁灭。但是,在强调肯定和建设的同时,对否定和对抗的必要性仍然能够表示理解,这就是一平,是他与散布诸如“告别革命”之类的论调的别样的智识者不同的地方。一平同苇岸一样,是一个圣徒。他们都那么心地开阔而纯净,怀抱爱的信仰,而且尊重所有人的信仰,相信那是“人”的最高的体现。但是,他又比圣徒多出一种战士般的严峻。他执着地追求生命的独立和自由,拒绝把生存的希望依托身外的世界,也不朝拜圣者,皈依的惟是属于自己的生命的真理,故而不时地燃起反抗暴力和奴役的愤怒的火光。鲁迅说:“能憎,才能爱。”真正的战士,大约很难避免憎恨,因为从战斗之日起,他已经被抛落到狭路之中而别无选择。然而,一平表白说:“有痛苦,有怀念,有愿望,却惟独不想有憎恨。面对生命和大自然,我极愿意自己变得宽和与博大。”他徘徊在圣徒与战士之间,他理解时代的残酷与个人的怯弱,理解生的艰难,相信“在衰朽和败落的土地上,一切生命都是不幸的”,因而不想谴责长久地沉浸在黑暗里从而变得尖刻和仇恨的心。可是,他又害怕心在残酷中变得残酷,失去水分、晴朗和温暖;因为他相信,“清澈的鲜花不为蓄积仇恨的心开放”,这不能不使他因放弃谴责而感到忧伤和不安。于是,他成了纯粹的诗人。在他的饱含诗意想像力的文字中,我们会不时看到同一个意象:百合花。那是他梦中的“清澈的鲜花”。他写鲁迅,写车尔尼雪夫斯基,写赵一凡和郭路生,写鬼节里的波兰人,写未来到的儿子,他们都有着百合般的圣洁的、真纯的灵魂。直到他笔下的古老的高贵的银杏树,中秋明月,都是百合的影子。文明穿越生命、民族和个人,直抵灵魂的深处散发芳香,犹如百合绽放。“百合花是否注定要在石头中死去?”一平的一生,将长久地为这个问题所困扰。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在《黑豹》一文中,那头骄傲、美丽、凶猛的巨兽,在关于它的灵魂的倾诉中,同样有着百合花的芳香。如果没有这芳香的诱惑,它不会容忍不了森林中的丑陋,卑贱和贪婪,不会向往远方陌生的大海。实际上,大海并非是永远干净、宁谧的所在,那里会有着比森林更多的恐怖、血腥和罪恶。然而,黑豹并不知道这些,未来于它只是一种憧憬。当它把鳄鱼咬死,撕碎,吞掉之后,便一直奔往大海。等待它的,很可能被大海吞没,或是在海岸边被太阳烧死。然而,无论如何,从此它是再也不会回到原来的那片森林里去了。这是一个关于作者个人的故事,也是人类文明的故事:理想与受难,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爱与恨,承认与反抗,生存与死亡。他不因宿命而否定过程,也不因过程而否认宿命;由是,我们在他的所有文字中,都能听到《黑豹》的旋律:辽阔,明净,渊深,奔突,缠绕。一段旋律是:“这头凶猛,美丽,带有梦幻的黑豹是不幸的。当它在这里梦想着获得大海的时候,它的命运已经注定了。”表现这种个人和人类追求的宿命的,突出的还有女作家筱敏。筱敏和一平都有着宽广的思想视野,相当数量的篇章,颇类文论家说的“宏大叙事”;然而即使如此,他们也都是从个人的视角出发,并非横空出世般的鸟瞰历史,俯视众生。尤其筱敏,不论她的目力远至哪一方时空,最后仍然回到人类个体的渺小,庸常,柔弱,无助中去。对她来说,也许正因为来源于生存困境的切身体验,才产生了反抗的热情和迢遥的梦想。一平无论愤怒或悲哀,都不会达于极端,他的理性是健全的,足以拘系感情,此间有一个宽容、和平的缓冲地带。筱敏不同。她的爱和愤怒都是炽烈的,悲凉是彻骨的;写作的时候,她只能独自一人在极地来回奔跑。在早期,她的作品有一种东方的宁静,其实追求宁静,很可能出于心灵深处的不安。后来,当她以暴风雨,以火,以流沙,以长长的涡漩击破这宁静之后,原来的镜面再也无法修复;至此,一种更富于现代特征的美学,便因了社会和人生的价值观念的冲突而随之显现出来了。也许是同为女性,筱敏对妇女的命运特别关注,充满悲悯之情。在一个男性中心社会里,妇女所处是最卑微、最无力的地位。筱敏有系列的篇章,如《瑶山女》《倾听平凡》《无法吟唱》等,写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劳动妇女,是平凡的生存和无声的消殒。灰色,是作者个人生命和生活的原色。这些作品,活动着她的影子,是自己与他者在平凡,孤独,日常生活悲剧的弦索中的回应与共鸣。她走出私人房间而闯进公共空间是必然的。由于她要求自己的文字忠实于自己,所以,她在这里所体现出来的文学倾向,题材,主题,都不是美学意义上的寻找,而是命运的发现,带有命运自身的逻辑。可以认为,这些散文都是作为诗人筱敏的歌唱普通女工的分行文字的一种延长。而神话,传说,历史中的女性,则是从另外的方位折射出来的关于当代女性的命运的镜象。如山鬼,她的独处是自由而悲苦的,“呼喊着人的名字,山鬼就痛哭”。《精卫》中的那只不停息飞翔的小精灵,以“绝望的执著”衔石填海,对抗和痛苦永无终期。小人鱼承受一种人与鱼、海与陆、夜与昼的撕扯的疼痛而渴望风暴,甚至焚烧深谷,并等待焚烧之后的废墟。泰山竹林寺中的竹林仙子,在作者的笔下,处于无地栖居的绝境。而厕神紫姑,生时没有人的尊严,死后却成为卫道者,降罚于如她生前一样可悲的同类。狐媚子以笑影出场,却因爱和自由的怀想而为恶犬所逐,结末是没命地逃。在《出塞》里,著名的昭君不见归路。《月上》的朱淑真,则经年在纸上漂泊,凄绝无助又不甘沦亡,遗下一卷断肠诗词,也得遭受身后千年的剿杀。总之,迄今为止,除了梦想,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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