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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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11日，在规定准许我们在花园散步的时候，我把事情的发展告诉了卡茨。
他得出的结论同我的一样：我们随时都可能暴露。于是，我提出在12日夜晚一块逃
走。从我的房间和卡茨被关着的地牢逃出来简直是儿戏，再跑到由一个斯洛伐克兵
看守的大门也难不了多少。估计得乐观些，我们可以希望打昏警卫，跑出门外，从
外面把门关上。对我们有利的是，我们知道岗哨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但是我们也应
考虑到还有其他看守要对付。不论怎样，我们还是有希望成功的。
　　　　卡茨同意了越狱计划。但是，他私下告诉我说，他认为他没有权利逃跑，即使
眼看要死在牢房里，也改变不了他的决定。他提出的理由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都在比勒隆城堡，受到盖世太保监视。一旦他失踪了，那些刽子手是要对他的妻子
和孩子报复的。我恰如其分地估计了这个理由，不过，我还是提醒他，在朱丽叶事
件时，他已经拿他亲人的性命冒过险。
　　　　他回答我说：“情况并不相同。那个时候，我是为了共同事业而行动，是为了
把别动队的阴谋的关键告诉情报中心，因此我有权利和责任不仅拿我自己的性命，
而且拿我亲人的性命来冒险。得失太大了，超出了我们个人良心道义的范围。今天
所牵涉到的只是我个人，不值得让我的妻子和孩子为我冒这样的危险。”
　　　　能对他说些什么呢？　能用什么来反驳他呢？　我只能默不作声……卡茨就是这种
出类拔萃的人，他们活着是为了献出自己的一切，牺牲自己。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回
答他的。但是我知道，我走了以后，盖世太保就会把全部兽性发泄在他身上。
　　　　第二天，我把我新的越狱计划告诉了他。他祝我一切顺利，并要求，如果我能
成功，就想尽办法搭救他的妻子和孩子。他说，这就是他唯一的愿望。9　月12日晚，
我向我的老战友告别。我们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现在我得集中全部精力去实现我
的越狱计划。斗争将是紧张的，不能有任何考虑不到的地方，我重新思考了问题的
各个方面，估量一下机会，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无疑，不可能有更好的条件了。伯
格每天都来纽伊监狱找我，把我带到索赛街去。这时，我已观察到监视逐渐松懈了。
初时跟随着我们的第二辆车取消了。与此同时，在我们自己的车上增加了一个看守，
协助伯格。这样，就只有一个司机，一个盖世太保特工。司机注意开车，伯格的警
惕性由于我们之间保持的那种关系而麻痹了。条件是最好不过了，这是事实。我还
要说，伯格在家庭种种不幸遭遇打击下，感情是脆弱的。由于身体不好，他拿酒当
药。
　　　　每次喝酒前和喝酒后，都诉苦说胃痛得厉害。
　　　　伯格的弱点是别动队的一个漏洞，我已经算好要加以刊用，而且已大大加以利
用，因为我取得了他的信任。我关心他的健康，劝他去治病，答应找一天带他去罗
马街15号巴伊药房去，我肯定说，他在那里一定可以找到理想的药，减轻他的痛苦。
我这个建议并不是偶然提出来的，因为这家药房是我长期以来寻找的最便利我逃跑
的地方之一。事实—卜，巴伊药房有一个吸引人的特点，它有两道门，一道门开向
罗马街，一道门开向罗歇街。
　　　　当我到了索赛街12号，沃克博士表观出不容怀疑的自信，告诉我说，他明天就
可以破译那些电报了。因此，9　月13日便是我越狱的最后期限。以后，圈套就会无
情地落在我身上。我最后确定了我的计划：第二天，伯格会象每天那样，找我到索
赛街去，大约中午时分，我们就到达那里。我预定向一个柜台走去，到了收款处，
然后从对面的出口逃走。伯格一开头就会遇到困难：在一大群法国人当中——巴伊
药房总是很多人的——他用德国话大喊大叫是收不到什么效果的，要向我开枪就肯
定会有打中其他顾客的危险。如果他设法追赶我，那也不怕，因为我行动敏捷，而
他几乎从早到晚，都是醉醺醺的。我希望，出了药房，用几分钟时间就到达地下铁
道车站，坐上纽伊线的车，直到终点，然后转乘公共汽车到圣杰尔曼。我在那里有
一个落脚点。我决定不到圣拉扎尔车站坐火车，因为警报发出后，盖世太保很可能
包围现场，布置大规模的围捕。我没有忘记我会有合法的证件，正象我先前说过的，
每次出发前，伯格都把一个身份证和一笔钱交给我。我准备好接受这最后一次机会
的考验。整整一夜，我预见到我逃跑的一幕一幕情景，坚信一定成功。
　　　　9　月13日。我有点紧张，希望不会有什么东西妨碍我的计划。希望旧格不会病
得更重，因而取消他的访问，或者派另一个人末代替他。不，一切都顺利，他准时
11点30分到来。
　　　　我们上了车，开出了大门。我转过身来，卡茨站在那里，我向他示意告别。我
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我这个战友了。我们一句话也不能交谈，这个告别是无声的。
　　　　我们到了巴黎。快到了。伯格把我的身份证和一枚五百法郎的硬币交给我。我
表示十分同情地问他：“您今天觉得怎样呢？　”
　　　　“愈来愈坏……”（　他好象比平常更萎靡了）　。我们必须到药房去。”
　　　　车到了巴伊药房，他还在打盹。我用手肘轻轻碰他一下，对他说：“我们到了，
你来吗？　”
　　　　他给我的答复叫人无法相信：“你去把药买了，然后赶快回来……”
　　　　他想干什么呢？　是个圈套吗？　他是不是想考验我呢？　我十分冷静地盯着他说：
“可是，伯格，这个药房还有一个出口呐。”
　　　　他笑着回答我说；“我完全信任你。再说，你知道吗？　我太累了，不愿上楼梯。”
　　　　用不着他说第二遍，我走进药房去……差不多马上就从另一头走出去。几分钟
后，我便进了地铁。然后，我换车到纽伊桥。我得到了一个叫人无法相信的机会，
我在地铁出口乘公共汽车到圣杰尔曼。逐渐逐渐，我重新冷静下来。然而，出于一
种不由自主的反应，我望望我周围，没有人看我。于是，我开始想象伯格的反应。
至少有十分钟的时间，他对我不回来，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在一家大商店顾客最多
的时候买东西，最低限度需要这么长时间。然后，有点纳闷，他走上药房的二层，
到处找我。又过了整整十分钟，还是找不到，他又得用同样多的时间，而且要走得
很快，到索赛街去发出警报。别动队要40—50分钟才能赶到我逃跑的现场。这时，
我已经到了一个安静得多的地方了。
　　　　12点半，我到达圣杰尔曼。我自由了，但时刻警惕着：在盖世太保围捕下的逃
犯是懂得他刚刚得到的自由多么靠不住的。
　　　　为什么选择圣杰尔曼呢？　首先，因为我不愿暴露“红色乐队”其他还没有被捕
的人，觉得这样既无用又危险。其次，盖世太保很可能派特务打进我的熟人中去。
我知道乔琪·德·温特1942年在维西内租了一座独院。她是不是还在那里呢？　我不
清楚。但是，她自己也不是那么安全不受牵连的。
　　　　由于是美国公民，所以当美国同轴心国家开战时，就被迫躲入地下。人家给了
她一张比利时身份证，改名为特维内，算是在北部的一个村庄出生的。她的证件是
经不住稍为深入的检查的。
　　　　我知道她的儿子1942年夏天给安置在圣杰尔曼的一家寄宿学校，是由姊妹两个
教师主办的。但是这里有个新问题：我能找到他吗？　他后来会不会换了学校呢？　不
管怎样，我觉得在这方面找个藏身的地方最可靠，危险最小。我可以说是家长叫我
来的，要求在那里住一宿。我希望能找到他的踪迹。
　　　　我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便找到了那家学校。一个俄罗斯特征十分显著的少女给我
开门。要信任人家就信任到底，我把我的处境完全告诉了那两姊妹。大大出乎我意
料，她们听到我是逃跑出来的，一点也不表示吃惊，这一点，我是永远不会忘汜的。
她们告诉我说，孩子已经离开了学校，寄宿在徐雷纳的一家人家。至于孩子的母亲
呢，她取消了她的租屋合同，但是也许还住在维西内。我的女主人整个下午设法给
她打电话，并且向我建议，如果找不到她的话，就住在她们家里。最后，她们在晚
上打通了电话。她匆匆赶来，看见我很激动，一点也不害怕同我这样一个被盖世太保
追缉的人共命运，并决定采取行动。我们对那姊妹两人表示热烈感谢后，离开了她
们。
　　　　对于潘维茨和他的喽罗来说，1943年9　月13日这一天是倒大霉的一天……
　　　　我觉得对别动队赢得了很重要的一分和重新掌握了局面。战斗重新开始了。然
而，我怎能忘记等待着我的一切呢？　不需要多长时间我便发现，乔琪把我藏起来的
维西内那个独院并不是个理想的防空洞。在这个相当偏僻的地方，我们这一对肯定
会引起注意的。必须尽快搬家。显而易见，我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逃犯，我肩负着重
大的责任。直到这一天，乔琪完全不知道我傲什么事，她只知道我参加对纳粹的斗
争。她从来不提出问题。但是现在她发觉，由于直接卷入我的行动，她冒着极大的
危险。我不仅对她和她的儿子负有责任，而且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也负有责任。
　　　　斗争在继续。我从来没有想过藏在洞里，等待战争结束。
　　　　我得尽快找到法共的联络人米歇，同他接上头，以便通知莫斯科我逃出来了。
　　　　无论如何必须弄清楚我的报告是不是由法共的发报台拍出的，这个电台是不是
后来落入盖世太保手里。答案决定着“大赌博”的前途。最后，必须保护我在狱中
的朋友，他们有可能因我逃跑而遭殃，这同样也是根本性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些目
标，我只有几天的时间了。以后，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一点，放出来追赶我的鹰
犬将会发现我的踪迹……
　　　　“奥托逃跑了！　”
　　　　伯格比任何时候病得更重，从索赛街回来，带来了这个消息，引起一片惊慌，
混乱。潘维茨很快就意识到，他要对这件事负主要责任。正如我所预料，他作出反
应，同那些大猎户那样，使用一切手段，毫不吝惜去追捕在逃的野兽。这个家伙在
海德利希遇刺后在捷克全境进行镇压，是熟悉这种局面的。片刻之间，巴伊药房大
楼便给包围了。数十名顾客被逮捕。潘维茨下令搜索整座建筑物。他以为我会躲在
那里，等侯搜捕结束。接着，圣拉扎尔车站给封锁了（　我猜到了这一着）　，开出的
列车就象用梳子梳过一遍。凡是我在押送下外出时到过的地方（　商店，咖啡馆，饭
店，理发馆）　，盖世太保都搜查一番。潘维茨采用撒网捕鱼的办法，认为逮捕百把
个人，总可以找到一个能提供有用线索的人。结果失败了。于是他便拿出最后的一
手来：对“红色乐队”的战士实行恐怖政策。
　　　　为了把线索搅乱，我想了个办法，就是给潘维茨写信，说我并没有逃跑，但是
我被迫藏了起来。在药房的时候，有两个陌生人走到我身旁，说出了同情报中心约
定的暗号，让我同反间谍组会面。那两个人向我证实说，我马上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