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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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拉格的刽子手潘维茨领着政府的津贴，是一家银行的代理人。所有这些人，
今天，对于他们来说，战争已经不算什么了：手上只沾了一点灰尘，吹一吹就吹跑
了。我想到了这些人，又想到了特雷伯。”
　　　　这个案件还没有结束，罗歇先生就放弃了他在国家保卫部的职位，然后被任命
为穆特埃莫塞尔省长。这情况是如此凑巧，以致当时的内政部长马塞林不得不写信
给法庭解释说：　　“当然，这一任命和特雷伯案件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是巧合而已
……”
　　　　当然，……法庭判决的是罗歇省长而不是国家保卫局局长。
　　　　有一个时候，声援运动踏步不前。于是，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士的特
雷伯委员会又于1973年3　月在伦敦举行会议，由法国社会党人斯科尔先生主持。
　　　　我没有参加为我的问题而进行的辩论，却一直住在华沙，处境十分孤独。从1973
年1　月23日起，我就受到监视，在我自己的住所里，我成了一个自由的囚犯。当局
通过非正式的途径通知我说，我并没有受到警察的监视，对我采取的一切措施并没
有其它目的，只不过为了“保证我的安全”罢了。可是，谁来威胁我呢？　我又威胁
谁呢？　他们想把我怎么样呢？　他们有什么要责备我的呢？　我天天翻过来覆过去考虑
这些问题，可是得不到答案。总之，我觉得，如果我不反抗的话，这种局面大概会
继续下去，直到那一天，波兰政府为我举行堂皇的葬礼，送来鲜花和花圈为止。1973
年9　月，我病倒了，病情很重。吉尔·佩罗最后一次打电话给我，对我示意要采取
最后措施了。以后，我就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并把信的内容通知各新闻通讯社：
“我完全知道，我在电话里所说的每一句话，波兰警察局都给记录下来。因此我决
定第一次把我在华沙不得不忍受的那种生活和盘托出。”
　　　　我日日夜夜受到监视，在我家的楼上、楼下、街道上：到处都有他们这些人。
我刚刚住了一个时期医院出来，他们原以为我的末日到了，所以才把我送到医院去
的。即使这样，他们也呆在医院监视着我和把我隔离起来。没有人能想象我是多么
地孤单。这不是生活，这是苟延残喘而已。神经紧张得使我无法忍受，我已经再也
忍耐不下去了，他们把我逼到了墙根下。我知道我唯一可以做的是什么：那就是死。
但是我将站着死，一个领导过“红色乐队”的人是应该这样死的。
　　　　如果两周之内，情况没有改变，我就开始绝食，直到我能够离开波兰或者死去
为止。
　　　　我结束我的生命对于我的家庭来说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行为，我目前的处境使我
的家庭十分不幸。我的妻子和儿女有权利过正常的生活，而不是现在那种地狱般的
生活。我的处境是一个囚犯的处境，我无论如何一定要离开这个监狱。”
　　　　几天之后，内政部的一个官员和卫生部的负责人来通知我说，波兰当局批准我
到伦敦去疗养。
　　　　自由之门打开了……我到了英国首都，在那里同家里人重逢，心情万分激动。
英国的声援委员会主席曼特尔夫人迎接我。多亏他们大家，多亏声势浩大的国际声
援，我打赢了最后的也是最痛苦的一仗，而我的对手却是过去的“自己人”。
　　　　还有一句话：我是历史所牺牲的一代人当中的一个．在十月革命光辉指引下找
到了共产主义的男男女女，受到了蒸蒸日上的革命气息的鼓舞，万万想不到五十年
以后，列宁遗留下来的只剩下红场上一具不腐的遗体．十月革命变了质，我们也跟
着堕落下来。
　　　　什么，在占领冬宫半个世纪之后，在兴师动众处理了那些“离经叛道分子”之
后，在犹太人遭到赶尽杀绝，东欧“正常化”之后，在这样一个暴力体制下，竟有
人还胆敢淡什么社会主义？　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吗？　我们追求一个新世界，不
惜牺牲性命进行斗争，为的就是这样的蜕化变质吗？　我们生活于未来，而未来就好
象信教的人心目中的天堂，用来给我们处在动荡不安的今天的人们打掩护的。
　　　　我们想改造人，但是我们失败了。这个世纪孕育了两个怪物；法西斯主义和斯
大林主义。我们的理想在这场大灾难中破灭了。我们的绝对信念曾使我们的生命富
有意义，现在却完全走了样，连认都认不出来了。由于我们失败了，我们不能再去
教训别人．但是历史具有无比的想象力，所以是不会重演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有
理由抱有希望。
　　　　我并不后悔我二十岁开始信仰的东西，也不后悔我所选择的道路。1973年秋天，
在丹麦的一个公共集会上，有一个年青人问我：“你不觉得白白牺牲了一生吗？　”
我回答说：“不。”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人们要从我这个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一
生中吸取教训……我知道，我们所没有做到的，年青一代将会做到。社会主义一定
要胜利，但绝不会打着俄国坦克压平布拉格时候的旗号。
　　　　1972——1974　　　
　　　　　附录　名单
　　　　从1973年秋天我到达西欧，便写作我的回忆。在这过程中，我最关心的事情就
是设法了解“红色乐队”的同志们的下落。为了寻找他们，我重新走上我的朋友吉
尔·佩罗所走过的道路。他成功地了解我许多同伴的命运，头一个揭露了比利时布
林敦克监狱惨无人道的勾当。赫希和米拉，索科尔就是关在那里的。多亏了比利时
当局，我能够在我的朋友雅，克和萨拉·戈德伯格的帮助下，继续进行调查。比利
时公共卫生部的调查局和布林敦克炮台的行政当局向我公开了档案．这样，我才能
够列出名单来，尽管是不完全的，才能作出初步的总结，不用说，以后还要总结。
　　　　“红色乐队”有二十七人曾经被关在布林敦克监狱。　　　　　　　　　有二十四人被枪毙或斩首。
　　　　有六人被枪毙，时间和地点不详。
　　　　有三人自杀。
　　　　有五人失踪。
　　　　有十人在流放中死亡，〃　红色乐队”在法国和比利时被捕的人，一共有四十八
名在战时牺牲。
　　　　有二十九名被捕的人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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