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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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亦喜读杜诗，但评价似不太高。1942年4月，约见何其芳、严文井等作家时，严文井问：“听说主席喜欢古典诗歌。您喜欢李白，还是杜甫？”毛泽东答：“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1957年同臧克家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毫不掩饰地表示对杜甫的诗“不甚喜爱”。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的谈话中，毛泽东径直说他不喜欢杜甫的诗，“哭哭啼啼”。又说，杜诗是“政治诗”。
　　杜甫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他一生抱着忠君爱国，积极用世的心情，时刻忧国忧民。对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统治阶级横征暴敛，回纥、吐蕃等族统治者的掠夺侵扰，都力加反对，客观上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他生活在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动乱时代，加之仕途坎坷，流离漂泊，历经祸乱，因而能够体念和同情广大人民的疾苦。其诗在抒写个人情怀时，往往能紧密结合时事，内容深厚，意境广阔，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历史面貌，后世誉之为“诗史”。毛泽东说杜诗是“政治诗”，大概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特别是其创作“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的用世动机。
　　从创作角度讲，杜甫诗作，特别是一些咏史叙事之作，赋多于比兴。这也是毛泽东对杜诗评价不是很高的原国。此外，毛泽东晚年有扬李抑杜想法，是因为他感到前人对杜甫的诗注家太多，号称“千家”，李白的诗注家太少，同为大诗人，注家却相差如此悬殊，觉得有点不平。在他看来，李白诗的成就与艺术价值又不在杜诗之下。
　　不庸讳言，毛泽东的扬李抑杜，是包含了他个人的欣赏偏好的。
　　毛泽东也时常读杜诗。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游览了杜甫草堂，在“工部词”的“诗史堂”，称杜甫的诗是“政治诗”。毛泽东还借阅了杜甫草堂的各种版本的“杜诗”12部，108本。在《杜诗选》（明·杨慎选）这个版本上，他用铅笔圈了两首诗：《白帝城登高》、《至后》。毛泽东还阅读了唐、宋、明三朝的一些杰出诗人的作品，专门圈阅选出了“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共17位诗人的诗词64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共12位诗人的诗19首）。其中陆游8首，李白6首，杜甫的诗最多，25首（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将这些诗词编辑成册，约请刘开扬加注释，用《诗词若干首》的题名出版发行）。当时，毛泽东还为到会的同志挑选了一部分有关四川的历史资料和文学作品，印发给大家。其中有《都江堰资料》、《司马错论伐蜀》、《成都由来》和《武候祠、杜甫草堂全部对联》等。
　　从毛泽东故居藏书中看，他读过杜甫不少诗，仅圈画过的就有67首。对杜甫的诗，毛泽东圈画三四遍的有《梦李白二首》、《咏怀古迹五首》、《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楼》、《阁夜》、《春望》、《佳人》等等。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的这些诗标题前，都画着大圈，标题后连画三个小圈。这说明毛泽东对杜甫的诗虽然“不甚喜爱”，但仍然大量地认真地阅读其作品，重视其精华，能背诵他的很多诗。
　　例如，1964年毛泽东由湖南返京，火车经过岳阳地段时，索笔手书了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诉，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这一手书墨迹，现由两位退休老工人刻制，装嵌在新修整的岳阳楼三楼上。
　　据周世钊日记记载，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改写过季攀龙的一首七绝：“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怒在侍臣颜。”有人曾问过周世钊，“侍臣”指的是谁？周世钊说，毛主席把这两个字改成了“叛徒”。这自然是指林彪。周世钊还说，毛主席在吟诵这首诗时，还戏改了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三“明妃村”的诗句。这首
　　杜诗原是七律，前四句是：“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毛泽东将诗中的“明妃”二字戏改为“林彪”后，则为：“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这四句诗便变成对林彪讥嘲的诗了。
　　对杜甫的《北征》这首诗，毛泽东是肯定的。他把这首诗推荐给别人读。在给陈毅同志的信中谈到写诗要用赋、比、兴的手法时，曾举这首诗为例。他说：“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北征》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唐朝“安史之乱”时，杜甫从长安逃至唐肃宗所在地凤翔，其时家在鄜州。这首长达700多字的五言长诗是杜甫由凤翔至解州探亲时写的，即诗人在小注中所说：“归至凤翔，墨制放经鄜州作。”鄜州在凤翔东北，所以诗名《北征》。诗中分别叙述诗人回家探亲时忧国忧民的情怀，旅途见到的战争创伤；久别还家时家人的凄惨境况；切望以官兵为主力收复两京，对借兵回纥怀有的隐忧；最后叙述了对唐朝中兴寄予希望。杜甫在诗中采取“敷陈其事”的叙述所见、所闻、所思，但在形容旅途中见到的“山果”“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即用比喻；“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纥”，即用兴的手法。所以毛泽东说：“其中亦有比、兴”。
　　杜甫写过一首五言古风《前出塞》，主要是反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其中写道：“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毛泽东读过这首诗，六十年代末，毛泽东曾借用这首诗来表达过他的外交战略。据吴旭君回忆：在美国总统换届选举时，毛泽东曾预测过尼克松可能当选，还说准备请他到北京来。吴旭君说，尼克松是反共老手，同他会谈会有舆论压力。毛泽东接着让吴旭君背杜甫的《前出塞》，然后说：在保卫边疆，防止入侵之敌时，要挽强弓，用长箭，这是指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民间流传的一句极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来写在诗中。这两句话表达了一种辩证法的战术思想。我们要打开中美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头头，不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谈行吗？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点很重要。当然，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诸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级会谈，马拉松，谈了15年，136次，只是摆摆样子。现在是到了亮牌的时候了。
　　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无疑是对杜甫《前出塞》要旨的政治化运用。　
29。对韩愈一分为二为宜（读韩愈《韩昌黎全集》）
　　［原文］
　　（略）［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
　　——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8页）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
　　——摘自毛泽东1976年2月12日致刘大杰信（见《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第172页）
　　［解析］
　　韩愈在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上，是保守的。他打着复古的旗帜，主张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反对盛唐、中唐以来逐步兴起的佛、道二教，以整饬社会风气。他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对儒家所谓“君臣之大义”、“夷夏之大防”发生动摇，就意味着封建等级制度的破坏。他写的《原道》、《原性》、《原人》等，便把封建统治者的人性看作是上品，而把黎民百姓的人性视为下品，认为这是不可变更的天理自然。他以维护道统自居，他的“道”实际上是对封建的法权、教化、道德等绝对原则的概括。
　　对韩愈的这些观点，毛泽东是持否定态度的。基于此，他扬柳抑韩，称赞柳宗元反对韩愈的文章，也称赞文史家们扬柳抑韩的论著。关于这一点，本书在解析毛泽东读章士钊《柳文指要》的条目，即有叙述。此外，《韩昌黎全集》里有一篇《伯夷颂》，称道伯夷兄弟不作新朝臣民，宁肯饿死首阳山也“不食周粟”，以保持作为商朝遗民气节的举动，这反映了韩愈维护“正统”的思想。毛泽东在1949年写的《别了，司徒雷登》中便批评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
　　关于韩愈提倡古文运动的文学思想，毛泽东赞同他反对骈文、革新文体、文从字顺、务去陈言等形式方面的思想。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谈话时，毛泽东说：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的。但对韩愈搞形式革新是为了“载道”、“传道”及“通其辞者，本志乎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的思想，毛泽东则持否定态度。
　　除形式之外，毛泽东对韩愈文章评价较好的，便是跳出道统古意说话的篇章。他之所以推崇《师说》，是因为韩愈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圣人无常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1940年秋，在延安的时候，一次邓力群等人去接毛泽东到马列学院作报告，路上，毛曾说：“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韩世福《毛主席到马列学院作报告》，见《难忘的回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宋人以才学、议论、散文为诗，有时理胜于情，缺少唐诗的含蕴耐读。这种风气在韩愈那里已开其端。作为诗文大家，他以文为诗的特点常使他的作品“如散文那样直说”，成为押韵的散文。这一直为历代诗评家所诟病。毛泽东也颇不欣赏。1959年4月15日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谈到做工作要留余地时，毛泽东说：统统讲完，像韩愈作诗，人们批评他的缺点，就是他的文章同诗都是讲究的，尽量讲，他不能割爱，特别是他的那首《南山》诗。这首《南山》铺写山势景物，列写四时变幻，连用带“或”字的诗句51个，叠字诗句14个，可以说是一种雕肝呕肺的散文文字，显然把诗歌的含蓄精炼、比兴象征撇在了一边。
　　但毛泽东也反对说韩愈完全不知诗的观点。他在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中所列举的“还是可以的”《山石》一诗，便是记游写景的名作，风格清新，语言平易。如“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等，颇为耐读。
　　1973年开始评法批儒运动以后，一些报刊把韩愈说得一无是处。1975年8月2日，文学史家刘大杰为修改自己的著作《中国文学发展史》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韩以道统自居，鼓吹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