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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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7月9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谈到人要锻炼：“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这里引用的就是《西游记》第7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中的故事。孙悟空就是在这八卦炉里炼就一双“火眼金睛”的。
在同一篇讲话中，他还引用了《西游记》第6回“观音赴会问原因，小圣施威降大圣”中的故事：“那大圣趁着机会，滚下山崖，伏在那里又变，变一座土地庙儿：大张着口，似个庙门，牙齿变做门扇，舌头变做菩萨，眼睛变做窗棂。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做一根旗竿。”他借这个故事来抒发他对知识分子的某种反感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
孙行者这个计策，却是被二郎神识破了的：“我也曾见庙宇，更不曾见一个旗竿竖在后面的。断是这畜生弄喧！”毛泽东在1953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把这个故事引述得更完全一些：“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竿，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随着心境的变化，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越来越有突出的积极革命的价值，特别是这位大圣在前7回里的洒脱表现。于是，“晚年，他还将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找到一起，对照着读。”（忻中《毛泽东读书生活纪实》，《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在他的讲话里，孙悟空只是具有了正面意义，特别是反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勇敢造反的意义。1966年7月给江青的信中，毛泽东说他的性格中“有些猴气”，不知道是不是从孙悟空性格中得到的启发。如果把“猴气”理解为不满现状，崇尚创造；不拘成规，追求变动；不搬教条，注重灵活；不求刻板庄重，习惯洒脱机趣的话，应该说是有些联系的。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就坚信，“具体”、“鲜明”和“热烈”，是人类社会运动具有革命性和创造性的必要条件，由此他谈到自己的个性，“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1920年6月7日致黎锦熙信）在晚年，当他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来剖析自身的“猴气”，显然就不是一个个人的性格问题了。当地多次向人们谈起并称赞孙悟空这一形象的时候，多少透露出他将要在政治上做的大文章的基本主题。
1957年3月8日，在宣传“双百”方针，提倡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背景下，他同文艺界谈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都不怕的时候，告诉人们：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满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傲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他。玉皇大帝不公平，只封孙悟空作“弼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官僚主义。
1957年4月5日在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谈到“双百”方针时，说：孙悟空到龙王那里借一件兵器，兵器那么多，借一件有什么不可以，到后来不给不行，压也压不服。总之，生怕出妖怪来。不要怕世界上出妖怪。
1961年底，毛泽东又激情洋溢地“欢呼”着孙大圣，使其成为自己的反修诗作的主要英雄人物，渴望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那样的壮观激越的乐观景象。其内在的意蕴在1964年1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中又有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又说，在同苏联的这场争论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几首诗。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的个人武器。”
与此同时，毛泽东更关注着国内问题。1964年9月7日在湖南的一次谈话中告诉人们：要斗争。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批评的对象已不仅仅是官僚主义的问题，“美猴王”的象征意义也不是泛泛而论的革命者了。1966年3月30日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谈话中反复提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这里的孙悟空，直通通的成了所谓坚持正确路线，坚持继续革命，敢于向党内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的基层群众，特别是红卫兵小将的代名词了。
不过，从《西游记》的描写来看，孙悟空的反抗性及不受拘束的个性，主要表现在前七回的描写中。后来，他被如来佛降伏后，为成佛，就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沿途降妖捉怪，前后判若两人。他似乎也是不得已，因为头上有顶紧箍咒。毛泽东注意到这个问题。在1958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开玩笑说，猴子反教条主义，戴了紧箍咒，就剩下一半了。
65。行善即除恶，除恶即行善（读吴承恩《西游记》）
［原文］
大圣看了，教：“小的们，都往洞内藏躲，让老孙作法。”
那大圣上了山巅看处，只见那南半边，冬冬鼓响，锣鸣，闪上有千余人马，都架着鹰犬，持着刀枪大圣见那些人布上他的山来，心中大怒。手里捻诀，口内念念有词，往那巽地上吸了一口气，嘑的吹将去，便是一阵狂风将那碎石，乘风乱飞乱舞，可怜把那些千余人马，一个个尸骸轻粉卧山场人亡马死怎归家大圣按下云头，鼓掌大笑道：“造化！造化！自从归顺唐僧，做了和尚，他每每劝我话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自有余。’真有此话！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猎户。”大圣道：“你们去南山下，把那打死的猎户衣服，剥得来家，洗净血迹，穿了遮寒把死倒的马，拖将来，剥了皮，做靴穿，将肉腌着，慢慢的食用；把那些弓箭枪刀，与你们操演武艺”
那大圣把旗拆洗，总斗做一面杂彩花旗，上写着“重修花果山，复整水帘洞，齐天大圣”十四字。竖起杆子，将旗挂于洞处，逐日招魔聚兽，积草屯粮，于题“和尚”二字。他的人情又大，手段又高，便去四海龙王，借些甘霖仙水，把山洗青了。前栽榆柳，后种松柟，桃李枣梅，无所不备，逍遥自在，乐业安居不题。
——摘自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八回“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毛泽东读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八回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74—75页）
［解析］
留有毛泽东上述批语的这个版本，是光绪辛卯年上海广百宋斋校印的《绘图增像西游记》，全十册。第27回是著名的三打白骨精的故事，之后，孙悟空被唐僧逐回花果山，接着便生出孙悟空作法打死千余来花果山掠杀众猴的猎人的事情。毛泽东对孙悟空的“快活”之语所作的批语，反映了他的善恶观。
就《西游记》的具体描写来看，唐僧师徒四人赴西天取经，目的是“劝人为善”，“消释灾愆”，获得佛门真谛。为善的宗旨是一致的。唐僧与悟空的分歧，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不同。作者一方面让孙悟空以自己的行动向唐僧佛门的善恶观挑战，一方面又让唐僧用“紧箍咒”（其实就是“善”）对孙悟空的行为严加约束。但小说情节给人具体的印象却是，唐僧以善求善，善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却遇重重阻力，寸步难行。不仅不能劝人为善，反而三番五次地险些丢掉自己的性命。可见唐僧的训诫和主张在实践中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基于此，毛泽东把唐僧的思想行为概括为连孔子都极力反对的“乡愿”思想。《论语·阳货》：“乡愿，德之贼也。”乡愿，即不问是非的好好先生的处世哲学，这确实是对唐僧性格的独到之见。毛泽东反对“乡愿”哲学，就是因为它不仅不能鼓舞人们去战斗，而常常使“妖为鬼域必成灾”，等于是鼓励那些作恶不轨之徒。与此相反，孙悟空对妖魔主动出击，以除恶求善，且除恶务尽，不相信忍让和一味求善就能达到目的。事实上也正是因他的勇敢战斗，才使师徒四人不断向西天迈进，接近目的。这是毛泽东称道孙悟空的重要原因。他从孙悟空身上看到了对中庸的“乡愿”的做人道德的反叛，因为不破不立，破就是立。于是为这个“大圣”“欢呼”，把他的实践概括为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这种行善除恶一体论，是毛泽东对善恶问题的本质的一种辩证认识。他说过：“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这样的话他多次说过。他还认为：现在我们把未来理想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会感到不满意，一万年以后社会上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有意思的是，《西游记》里正好提供了理想世界中善恶并存的一个细节。师徒四人好不容易来到极美极善庄严神圣的西天佛土，却意外地遇到佛祖手下两个大弟子阿傩、迦叶“要人事”（索贿赂）而故意刁难他们的场面。善恶并存的永恒性，自然推导出斗争的永恒性。从善恶观上也可看出晚年毛泽东崇尚斗争的一个心理基调。
66。唐僧师徒的“个性”（读吴承恩《西游记》）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
——摘自毛泽东1945年5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27页）
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无取经，遭到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
——摘自毛泽东1938年4月在抗大第三期学员会议上的演讲（见牛克伦《熔炉》，载《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解析］
《西游记》这部小说，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上，把神性、人性和动物特征结合起来，是很成功的。孙悟空、猪八戒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典型。唐僧师徒4人在取经途中，在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以克服重重困难方面，各有不同的方法，各有不同的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