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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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述。但你对伍尔弗雷姆的等级之说、对计算的涌现等做了过泛的陈述，而且数据之
间的关联也相当含糊。你要做的是对你的陈述降低调门，使其更支持你的论点，同时将
之与数据更好地结合。
但这意味着要重写整篇论文！朗顿沮丧万分地说。
那你最好立刻就开始重写。荷兰德、勃克斯和其他人说。
“这真是一个让人沮丧透顶的时刻。”朗顿说。“我以为我已经做好了答辩的准备，
但却没有成功。而第二届人工生命研讨会即将于2月份召开。所以我只好把论文搁置一
边。”
第九章 乘胜前进
1989年刚过圣诞节，布赖恩·阿瑟就满载书籍和衣物驱车西行，从桑塔费返回他在
斯坦福大学的家。他凝视着新墨西哥辉煌的落日，沐浴在沙漠的一片金光之中。“我当
时想，这简直浪漫得不像是现实了。”他笑道。
但这确实是身临其境的感觉。他说：“我在桑塔费研究所已经呆了十八个月了。我
感到我需要回家了，需要回去撰写、去思考、去理清头脑中的一切。我脑子里装满了各
种新思想、新概念，我觉得自己在桑塔费的一个月中所学到的，比在斯坦福一年中所学
到的还要多。这一年半的体会简直过于丰富了。但要离开桑塔费却仍然是件伤心的事。
我感到非常非常伤感。说得好听一点，这是一种怀念之情。眼前的一切景色，沙漠、阳
光、落日，使我清楚地意识到，在这儿度过的十八个月是我科学生涯的巅峰期。但现在
已经结束了，而且不会轻易再现了。我知道还有别人会来桑塔费，继续我们的事业。我
知道我也许也还会再来，甚至将来某一时期也许会回来主持某个经济学项目。但我怀疑，
到那时候桑塔费研究所还会是老样子。我感到自己置身于桑塔费的鼎盛期是一件非常荣
幸的事。”
复杂之道
三年以后，这位人口研究与经济学系主任兼教授坐在他的办公室临窗的一隅，俯视
着斯坦福大学的林荫大道。他承认，他对在桑塔费所经历的一切仍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来。
阿瑟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欣赏桑塔费的思想和概念。但我想，桑塔费的故
事仍然在继续。”
他说，最根本的是，他开始认识到，桑塔费研究所将是众多变化的催化剂。没有桑
塔费研究所，这些变化也总是会发生的，但却要缓慢得多。当然，经济学研究项目正是
如此。他离开后，这个项目在明尼苏达大学的戴维·阑恩和耶鲁大学的约翰·吉纳考普
劳斯（John Geanakoplos）的主持下继续进行。“到1985年左右，似乎各类经济学家都
在探索新的方法，他们开始四处张望、各处寻觅，深感统治了以往三十年的常规经济学
理论已经达到了极限。旧有的理论曾经促使他们深入探索能够用静滞的均衡分析方法所
解释的问题。但常规理论忽略了过程、进化和型态形成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没有均
衡可言、偶然因素不断出现、历史事件关乎重大、而适应和进化水不衰竭。当然，对这
些问题的研究当时陷入了困境，因为经济学理论在未能用数学形式做完整表述之前，不
能成其为理论。大家只知道如何在均衡的条件下从事研究，但一些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已
经感到，经济学研究必须从另一个方向有所突破。”
“桑塔费研究所所做的，正是扮演了这一切变化的伟大催化者。在桑塔费研究所，
经济学界的许多杰出人物，许多像汉恩和阿罗这样的顶尖人物，能够与像荷兰德和安德
森这样的杰才相互交流。他们通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交谈认识到：对呀！我们可以采用归
纳学习法，不一定要采取演绎逻辑法。我们可以斩断均衡的困结，面对指向开放的进化，
因为其它学科对这类问题早已开展了研究。桑塔费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专用术语、比
喻、专家咨询等经济学领域急需的技术基础和支持。但更重要的是，桑塔费研究所使这
个新的经济学观点合法化了。因为当人们听说像阿罗、汉恩、沙金特这样的人物在撰写
这类的学术论文时，他们会觉得，那其他人照此行事也就完全合情合理了。”
近来，阿瑟每次参加经济学会议都可以看到事态在这样发展。他说：“一直都有人
对经济过程和变化的问题感兴趣。”确实，早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伟大的匈牙利经
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就倡导过其中许多基本概念。“但我的感觉是，在最近四五年中，
有这种思想的人信心大增。他们不用再为只能对经济变化做出语言上的和定性的描述而
感到歉意了。现在他们已经全副武装，对经济过程和变化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蓬勃发
展的运动，并正在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
阿瑟说，这个运动当然使他的日子好过得多了。他的曾经不予发表的报酬递增率理
论现在有了跟从者，他被当作受人尊重的学者邀请到各种场合和很远的地方作学术报告。
1989年，他应《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的邀请，为这个杂志撰写了一
篇关于报酬递增率方面的文章。“这是件令我最高兴的事。”他说。这篇文章于1990年
2月被该杂志刊登出来，使他成为1990年度进化经济学最佳研究熊彼特奖的获奖者之一。
但对阿瑟来说，阿罗在1989年9月对桑塔费式经济学研究的评价才是令他最为感激
的。当时，肯·阿罗是在一个为期一周、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经济研讨会的总结发言中
说的这番话。但不无讽刺的是，阿瑟那天基本上没听见阿罗在说些什么。他说，那天中
午他走出小教堂大门去吃午饭的时候，不慎严重扭伤了脚。整个下午他在小教堂改成的
会议室里忍着疼痛参加闭幕式。考夫曼为他包扎了扭伤的脚，他面前的椅子上还放着一
袋让他敷脚的冰块。阿罗在闭幕式上的发言直到几天以后才让他感到如闻春雷。当时他
不听医生、同事和妻子的劝告，一瘸一拐地赶到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去参加一个企划
已久的会议。
他说：“那就好像凌晨三点钟的一道亮彻天穹的闪光。当时飞机刚落在伊尔库兹克，
有一个人在跑道上骑着自行车，手里晃着一根光棒，指示我们哪儿有出租车。顿时，我
想到了阿罗在闭幕词中所说的话，一下子就恍然大悟了。阿罗当时说：‘我想我们现在
可以很安全地说，我们已经有了另外一种经济学。我们原来已经有了一种经济学，就是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常规经济学’他很谦虚，没有把这称为阿罗－德布诺体系（Arrow
－Debre system），但他指的基本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和一般的均衡理论。‘现在我们
又有了另一种经济学，桑塔费式的进化经济学。’他很清楚地说，对他来说，这一年的
进展表明，这是研究经济学的另一种有效的方法，其重要性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等量齐
观。这并不是说常规经济学理论错了，而是我们又探索到了一个新的方法。这个新的方
法适用于对常规方法之外的经济学的研究。所以，这个新的方法是对常现经济学的一种
补充。他还说，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新的经济学将会把我们带向何方。现在这个研究还只
是一个开端。但他发现这项研究非常有趣、非常令人激动。”
“他的这些话使我无比兴奋。”阿瑟说。“但阿罗还说了第二层意思。他将桑塔费
的研究与考勒斯基金会（CowlesFoundation）的研究做了比较。他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就
与考勒斯基金会的研究保持着联系。他说，与考勒斯基金会的研究的同期水平相比，还
不到两年的桑塔费研究目前似乎更易为人接受。我听到他的这番评论简直惊喜之极，感
到受到了莫大的褒奖。因为考勒斯基金会项目组的成员都是当今经济学界的少壮派人物。
他们中间有阿罗、库珀曼斯、德布诺、科林（Klein）、赫威兹（Hurwicz）等人。其中
有四人获过诺贝尔奖，还有几个正在步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他们是用数学规范了经济
学的大人物，是为后几代人制定了规范的人物，是实际上在经济学领域领导了一场革命
的人物。”
从桑塔费研究所的角度来看，催化经济学领域的巨变只是他们为催化整个科学界复
杂性革命所付出的努力的一部分。他们的探索也许最终是一场幻梦，但阿瑟相信，乔治
·考温、马瑞·盖尔曼和其他人已经准确地把握了最重要的问题。
他说：“不是科学家的人总是认为科学是演绎出来的。但其实科学主要是通过比喻
而来的。现在的情形是，人们头脑中的某一类比喻发生了变化。”回顾以往，想象牛顿
出现以后我们的头脑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十七世纪之前，世界就是
树木、疾病、人类的心灵和行为，这样的世界既混乱又有机。天堂仍然是复杂的，行星
的轨道显得任意而难解。从艺术的角度来想象一下当时世界的情形吧。尔后，十七世纪
六十年代出现了牛顿。他设计了几条规律、设计了微分学，忽然间，行星看上去就是在
简单而可以预测的轨道上运行了！”
“直到现在为止，牛顿对人们的心灵仍有无法想象的深远影响。”阿瑟说。“天堂，
即上帝的住所，已经能够被我们解释了。我们不再需要天使来管东管西了，不再需要上
帝来主宰一切了。所以，没有了上帝，这个世纪就变得更加世俗了。然而，当我们面对
毒蛇、地震、风暴和瘟疫的时候，我们还是极其渴望知道是谁主宰了这一切。所以，在
1680年至整个十八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信仰转为对大自然至高无上的崇拜：如
果你让事物顺其自然地发展，大自然会负责使一切事物的发展符合共同的利益。
阿瑟说，行星时钟般规律的运动成为十八世纪的比喻：简单的、有规律的、可预测
的、能够自我运行的牛顿式的机器。这个后来主宰了两个半世纪的还原论科学变成了牛
顿式物理学。“还原论科学会说：‘嘿，这个世界既复杂又混乱。但是你看，只要有这
两三条规则就能把所有这一切还原成简单无比的系统！’”
阿瑟说：“所以，剩下的事就要指望亚当·斯密了。亚当·斯密在苏格兰文艺复兴
巅峰期的爱丁堡发现了隐匿在经济背后的机制，于1776年出版了《国富论》（The
Wealth ofNation）。他在该书中称，如果让人们自由地追求他们的个人利益，供求这
只‘看不见的手’会负责让一切都朝着符合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很显然，这并非故
事的全部。斯密自己也指出了像工人异化和剥削这类令人烦恼不已的问题。但他的牛顿
式经济学观点之简洁、强大和正确，使其从此成为西方经济学思想的主导。“斯密的思
想太伟大了，我们都为之倾倒。很久以前，经济学家肯尼斯·波尔丁（Kenneth
Boulding）曾经问我：‘你想在经济学领域做些什么？’当时我年轻气盛，毫不谦虚地
回答说：‘我想把经济学推向二十世纪。’他看着我说：‘难道你不觉得你应该先把它
推入十八世纪？’”
阿瑟说，他觉得所有的科学都不再天真，而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却较之落后了三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