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们所用的基本概念是对的，但他们缺乏的仍然是数学工具。“在概念不明的情况下，经
济学走进了停滞不前的死胡同。”
因此阿瑟削尖了铅笔，开始投入工作。他需要的是一个能把报酬递增率动力规律揉
入经济学中的数学框架。这个数学框架要能清晰地、逐步地表明，市场是怎样在多种可
能的结果中做出选择的。“在现实世界里，最终结果不是碰巧发生的，而是积累而来的，
是一个个小小的机会被正反馈扩大而来的。”1980年，阿瑟在与朋友和同事反复商榷之
后，最终得出了建立在非线性随机进程理论之上的一组抽象的数学公式。他说，这些数
学公式其实相当笼统，可以适用于任何报酬递增率的情况。但在概念上，这些公式表明
的是这样一类情况：假设你要买辆小车（那时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许多人买的都
是沃克和菲亚特车），为了说得清楚些，假设只有两种型号的车可供选择，权且把它们
叫做A型和B型。现在，你已经读了介绍这两种车型的小册子了，但这些介绍非常雷同，
你读完后仍无法确定到底买哪种车好。这时你怎么办？你会像所有明智的人一样开始向
朋友咨询。然后正好碰巧，纯粹是碰巧，你咨询的前两个、或前三个人说，他们开的都
是A型车。他们告诉你这种车开着感觉不错。所以你就决定也买一辆A型车。
但必须注意到，现在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开A型车的人，那就是你自己。这意味
着，下一个想向人咨询买车的人有了更多一点的机会碰上一个开A型车的人。所以这个
人比你有更多一点的可能性会选择购买A型车。如果A型车有很多这样小小的成功机会的
话，它就有可能占领市场了。
相反，假如这样一个个小小的机会换给了B型车的话，那你也许会选择购买B型车，
那么B型车可能就会占优势，最终占领市场。
阿瑟说，事实上，在某些条件下，你甚至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明，只要开始时无论
哪一万幸运地得到几次机会，整个过程就能够导致任何结果。汽车买卖的最终结果也许
是A型车占领了百分之四十的市场、B型车占领了百分之六十的市场，或者是A型车占有
了百分之八十九的市场、而B型车只占了百分之十一的市场，或可以是任何一种结果，
完全是偶然的结果。阿瑟说：“要显示偶然的事件在随机进程中是怎样不断积累，从而
从众多的可能性中选择出其中一个平衡点，是我所干过的事情中最富挑战性的了。”但
到1981年，阿瑟通过与他在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同事、来自基辅斯哥诺霍德学院
的约里·厄姆利夫（YuriErmoliev）和约里·凯尼欧夫斯基（Yuri Kaniovski）——
“世界上最优秀的两位概率理论家”——的合作，他成功地做成了这件事。1983年，他
们三人联名在苏联《控制学》（Kibernetika）杂志上发表了他们就此撰写的系列论文
的第一篇。“现在，经济学家们不但可以看到某一种结果产生的整个过程，而且可以从
数学推论中看到，一组组不同的历史事件是怎样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的。”
阿瑟说，最重要的是，报酬递增率再也不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所说的“无法分析的一片混沌了”。
侵犯神圣之地
1982年，阿瑟突然发现，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气氛已经远不如以前那样宜人
了。迅速恶化的冷战使这个研究所美苏双方人员的关系降到了只能维持表面客气的地步。
里根政府因为急于要使美国人避免在与苏联这个邪恶帝国的接触中堕落变坏，突然把美
国人撤出了这个组织。阿瑟对离开研究所感到很难过，与苏联同事共事曾使他感到非常
愉快，总不可能在一个哈波斯堡宫殿里揍一个军官吧？但事情的结果还算不错，阿瑟结
束了在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工作之后到斯坦福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教授。在斯坦
福，他在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声誉似乎对他十分有利。在快要结束他为期一年的访问教授
工作之前，系主任召见了他。“要让你留下来需要什么条件？”
“嗯，我知道有一个终身教授的位置正空缺着。”阿瑟说。他已经得到了世界银行、
伦敦经济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工作许诺，所以心里有底。
系主任大吃一惊。终身教授是一个具有崇高荣誉的职位，一般只授给最有声誉的研
究者。终身教授实际上是一个终身职位。“我们不拿终身教授的职位作为讨价还价的条
件。”她申明。
阿瑟说：“我并不是在讨价还价，而是你在问我留下来要什么条件。”
因此他们就给了他终身教授的职位。1983年，三十七岁的阿瑟成为人口研究与经济
学系主任和终身教授。他笑着说：“这是我在学术领域得到的第一个永久性工作。”他
是斯坦福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
这是一个值得回味的时刻。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他并不指望
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能再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尽管他的经济学同事们也许更欣赏他在
人口统计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许多人似乎仍然觉得他的报酬递增率经济学的概念难
以接受。
公平地说，许多经济学家还是很乐意接受他的观点的，有些人甚至对他的观点表现
出很浓厚的兴趣。但对他最致命的批评也确实几乎总是来自美国人。在斯坦福工作使他
只能面对这一事实。“我在加拉加斯谈我的观点不会汗流浃背，在维也纳谈我的观点也
不会冒汗，但我只要在美国谈我的观点就要大吃苦头。只要一听到我说报酬递增率的情
况是可能发生的，美国人就变得愤愤然起来。”
美国人对报酬递增率经济学的敌意让阿瑟感到困惑不解。阿瑟知道这敌意有一部分
是因为美国人对数学公式的热衷。毕竟，如果你毕生都在证明市场均衡的定律、市场均
衡的独特性和市场均衡的效率，那么，当有人走过来对你说，市场平衡的道理有些可疑
时，你肯定不会很高兴。就像经济学家约翰·黑克斯（John R．Hicks）1939年所写的
那样，当他看清了报酬递增率的真正含义时惊恐万状。“它威胁到要毁坏大部分的经济
学理论。”
但阿瑟感到，美国人对报酬递增率的敌意比这来得还要深刻得多。美国的经济学家
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同行都更加热情地献身于自由市场原则，并以此而著称。事实上，
当时里根政府正忙着削减税收、废弃联邦规定、将联邦服务设施“私有化”，总之是在
把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当做一种国家宗教。阿瑟后来逐渐认识到，美国人之所以对
自由市场原则如此热衷，是因为自由市场的理想已经和美国人对个人权利和个人解放的
理想紧紧联在了一起。这两个理想都基于这样一个概念，即，当人们都能自由地做自己
想做的事情时，社会就会处于最佳运转状态中。
阿瑟说：“每一个民主国家都得解决一些问题。如果你让人们都做自己想做的事，
那么你怎样去获得整体的利益？在德国，解决这个问题靠的是人人都关注自家窗外的他
人。人们会径直走过来对你说：‘给这婴儿带上帽子！’”
在英国，人们让一伙聪明人高高在上地掌管所有这些事。英国人会说：“噢，对了，
我们有专司其职的皇家委员会，由某某勋爵当主席。我们会把你们的一切利益都考虑进
去的。明天你家后院就会有一个核反应堆了。”
但在美国，人们的理想是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或就像阿瑟说的那样，“让每个人
都成为自己的约翰·维恩（美国西部牛仔片明星），端着枪到处跑。”无论这一理想在
现实面前已经做出了多大程度上的让步，但在美国人的心中它仍然具有神秘的力量。
而报酬递增率却正击中了这股神秘力量的心脏。如果一件件偶然的小事能够给你带
来多种可能的结果，那么你实际上选择的就不一定是最好的结果。这意味着，最大限度
的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也许并不能让人们获得所有可能性中的最佳结果。就这样，鼓吹
报酬递增率使阿瑟无辜地闯进了一个雷区。
嗯，他不得不承认他已经受到了多次警告。
他回忆说，那是在1980年，他应邀去布达佩斯科学院作一系列关于经济人口统计学
的演讲。有一天晚上，在布达佩斯州际旅馆的酒吧里，他和学术界人物马丽娅·奥古斯
蒂诺薇克（Maria Augusztinovics）闲聊。一手端了杯苏格兰威士忌酒，一手夹着一枝
香烟的奥古斯蒂诺薇克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女士。她的几任丈夫都是匈牙利最优秀的经济
学家，她自己也是一个非常有洞察力的经济学家，而且她还是个很有影响力的政治家，
在匈牙利政府中有很高的地位。据说她可以把官僚们当早餐吃。阿瑟不觉得这个说法有
什么值得怀疑的。
她问阿瑟，你近来一直在做些什么研究？于是阿瑟就开始向她热情地介绍他的报酬
递增率。“它能够解释许多问题，所有这些过程和特有形式。”他最后总结说。
奥古斯蒂诺薇克对于什么是西方经济学家应该遵循的哲学观念非常了解。所以她同
情地看着他说：“他们会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的。”
“她是对的，1982年到1987年的这段日子真令我生畏。我的头发就是在那段时间变
白的。”
阿瑟不得不承认，是他自己给自己造成了这巨大的痛苦。“假如我是一个从内心就
对经济学忠贞不二的人，那么整件事的发展也许会顺利些。但我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经
济学圈内的人，我是后来加入进来的。”
但他具有爱尔兰人的叛逆性格，而且他也没有情绪为讨好经济学的主流而把自己的
想法用众多经济学术语和假模假式的分析包装起来。这铸成了他严重的战略性错误：
1983年夏天，当他为正式发表而撰写他的第一篇关于报酬递增率的论文时，他是用直白
朴素的英文写的。
他解释说：“当时我相信我所写的对经济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决定用
一种浅显易懂的方式来写，这样就能使本科生也能读懂。我认为那种华丽的数学公式反
而会影响我的论说。而且我认为，嘿，我以前不是已经发表过数学性很强的论文了吗？
我不再需要证明什么了。”
这可大错特错了。他说，如果他以前还没明白这一点的话，那么很快他就明白了。
理论经济学家对数学技术的运用就像森林里的大牡鹿用它的鹿角一样：用它来进行相互
之间的搏斗，用它来建立自己的统治。而一个不用自己鹿角的牡鹿就会什么都不是。幸
运的是，阿瑟那年秋天在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已经把这篇论文的手稿作为工作报告
非正式地散发了。而正式论文在那以后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未得到发表。
1984年初，美国最富声誉的《美国经济评论杂志》寄回了他的论文，并附了一封总
编写的回信。这封信的大概意思是，“没戏！”《经济学季刊》在寄还他的论文时说，
季刊的读者不会认为此文有什么技术上的错误，只是他们也不会承认此文所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