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6-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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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国媚夷艳夷，多在平民阶层或民间，像郭嵩焘那类特立独行、奇谈怪论，在上流社会是不能容忍的，所以王辏г颂岬剿馕蛔曰倜诘耐缡本退怠昂先酥脸苡谖椤薄６页⑹苛忠捕啾梢某鹨摹＃保福叮的辏⒐撕盏戮羰肯蜃芾硌妹盘峤涣艘环荨毒滞馀怨勐邸罚荒暌院螅茁暌蔡峤涣艘环荨缎乱迓月邸罚椒菸募冀ㄒ榍宄煅笪瘛⒈湫路ā⒕檬赖馈⒎芊⑼记浚裨蚪忻鸸帧９淄踅饬椒菸募献啵馅痛蟪济蔷驼饬椒菸募韵ば耐滓椋魇慵杭＝峁蟪济堑南喙刈嗾勖艹拢蠖嗳衔耙那酢本有呢喜猓糜锟裢灰蚪埔南沼铮槐渲恋乐薄�
精英阶层鄙夷仇夷，多少也会影响到社会下层。而鄙夷仇夷的文化偏见以正统形式在社会流传，构成一种主流意识，甚至会压制民间沿海自发的媚夷艳夷倾向。曾国藩就曾对内地民人媚夷艳夷、鄙华压华的倾向表示愤慨，但他也理性地意识到，媚夷艳夷不可制，鄙夷仇夷也不可用，关键在于冷静客观地对待西方。洋人入京，没有毁坏大清的宗庙社稷，而且协助镇压太平天国，这算是有德有助于大清。而且，洋人到中国，也只求贸易之利，不图侵占土地、灭亡国家，算是多少还有点公道。
“形象并不代表形象之外的任何东西。”〔１５〕在中国天下四方夷狄的世界观念的秩序中被妖魔化的西方形象一旦形成，就以某种似是而非的权威性左右着中国关于西方的“看法”与“说法”，为不同场合发生的文本提供用以表述西方的词汇、意象和各种修辞技巧，体现出观念、文化和历史中的某种权力结构，并开始向政治、经济、道德权力渗透。所谓中国的西方形象，不再是关于远国绝域的某个或某几个国家的知识，而变成一种象征，一个可以表现未知与恐惧、傲慢与自满的意象或词汇体系，诸如夷狄之邦、犬羊之性。
总之，中国的西方形象是中国创造的西方，它与其说明西方，不如说明中国自身。它是想象关联的，相对独立于现实并试图对现实发挥影响。
在晚清社会，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社会物质生活中的媚夷艳夷倾向，与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鄙夷仇夷倾向同时存在，一方面是媚洋时尚，像《伦敦竹枝词》（１８８８年）所讽刺的：“堪笑今人爱出洋，出洋最易变心肠。未知防海筹边策，且效高冠短褐装。”〔１６〕另一方面是咬牙切齿的诅咒与不共戴天的誓言。同治光绪年间，逐洋人、断洋货、灭洋教的说辞不断。尊和约办洋务，原本都是迫不得已。购置洋器、西法练兵、富国强国，最终的目的不是与西方交通，而是驱逐外夷，重建天下一统。
维新无诚意，开放多敌意，这种顽固而奇特的心态，真可悲可笑。
四
这里究竟出了什么毛病？郭嵩焘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总是是非混淆，本末颠倒？近代以来，国难频仍，外侮欺凌日甚，中华智力俱穷，追其祸根，不过是鸦片。郭嵩焘生逢乱世末世，经历很清楚：“……嵩焘少时尚未闻此（指鸦片烟），于时物利丰阜，家给人足，百姓守法惟谨。迨后鸦片烟之害兴，而世风日变，水旱盗贼首，相承以起，即今日洋祸之烈，实始自禁鸦片烟，而金田贼首，亦因洋务散勇，啸聚山谷，驯至大乱。是此鸦片烟不独伐贼民生，耗竭财力，实为导乱之源……”〔１７〕
鸦片乃洋祸之源？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IMB System）
网页包含禁止的内容：迷魂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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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世事维艰，都起于“洋祸”。而洋祸，又先是洋药（鸦片），后是洋教（基督教）。洋药盛行，摧残国家财政、人民身心，所谓损我养民之权；洋教泛滥，天朝礼教废弛，人民二心，所谓夺我教民之权。而民无所养所教，国也将不国。洋药洋教，是双重洋祸。鸦片战争前，洋药是主要祸害，鸦片战争结束，鸦片贸易合法化了，国人似乎也习以为常或无可奈何了。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使贩卖鸦片与基督教传教合法化，于是，洋药之外又加了一个洋教问题。国人似乎对洋教比洋药更敏感、更愤怒。这也是让郭嵩焘捉摸不透世道人心的一点，为什么举国汹汹，要禁洋教，却对禁洋药无动于衷？
在朝廷士大夫看来，夷人传教，流毒最宽，贻祸最久。首先是对礼教秩序的冲击，因为基督教只顺上帝，不孝父母，数典忘宗、弃伦灭理；其次是对政治秩序的冲击，因为基督教扶植愚民、蔑视朝廷、犯上作乱，人还是中国之人，心却已是夷人之心了。在民间百姓看来，传教士行踪诡秘，言谈怪诞，他们强占土地，干涉词讼，支持教民为非作歹。总之，洋药害人，洋教害人更甚；通商之弊小，传教之弊大。鸦片战争之后，之所以教案不断，其中有民间冲动，也有官方诱引姑息。
英人既以鸦片毒中国，复以耶教诱良民，朝廷百姓，一时都有排教仇教情绪。晚清流行的有关西方的负面形象，也多跟基督教相关。朝廷士大夫的观点态度，我们很容易从当时的各类文本中看到，所谓洋教败坏民风、有碍吏治、污染渐深、流毒日广、居然异类、隐然敌国之类的言论，比比皆是。民间的想法看法，虽然没有直接的文字记录，却从接连不断的教案中也不难猜得出。天津教案爆发，朝廷委派曾国藩全权处理，曾国藩仔细调查教案起因后发现，原来尽出于一些民间谣言，诸如教堂用障眼法、迷魂药，洋人诱拐人口、奸淫妇女、杀害儿童、挖眼剖心……分析这些谣言的起因，原来都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愚民多疑，看到教堂终日大门紧闭，就开始猜测传言其中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洋人的房子均有地窖，隔潮储物，国人没有这个习惯，就猜想其中一定有阴谋罪恶；看到教民进入教堂，不知在教堂内干什么，又久久不出来，就怀疑被教士谋害了；看到教堂施入教洗礼，更觉得不可思议，怎能把活人按入水底？教堂也为人看病，外科手术让小民联想起挖眼剖心……谣言越传越玄，疑虑越想越深，最后是某个不法教民拐卖人口，事发后逃入教堂，就这样，流传已久的谣言似乎被证实了，激起了民变〔１９〕。
鸦片战争前，国人仇洋，主要在仇洋药；鸦片战争之后，国人仇洋，主要在仇洋教。耶教邪教，惑人害命，败伦乱纪……民间有关基督教的邪恶想象，在晚清社会非常普遍，不独天津教案一例。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先驱魏源在《海国图志》也如此描绘基督教：“受教者先令吞丸一枚，归则毁祖先神主，一心奉教，致死不疑。有泄其术者，服下药，见厕中有物蠕动，洗视之，则女形寸许，眉目如生，诘之本师，曰：‘此乃天主圣母也。’凡入教人病将死，必报其师。师至，则妻子皆跽室外，不许入，良久气绝，则教师以白布囊死人之首，不许解视，盖目睛已被取去矣。”同治元年的《天主邪教集说》描绘西俗
“无异于禽兽”时也说：“父死子可娶母，子死父可娶媳，亦可娶己女为妇。每七日一礼拜……群党喃喃诵经。事毕，互相奸淫以尽欢。”〔２０〕士林言论，与民间谣传相差不远。有关洋教的邪恶形象，不独在民间流行，上至朝廷，下至百姓，谣言毁谤、猜疑仇恨，大致相同。最终酿成义和团，要杀洋人、灭洋教，绝非偶然。
五
晚清后期对洋人的妖孽形象，主要集中在“洋教”问题上。这种想象性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利玛窦时代。肇庆百姓围攻利玛窦的教堂，就是因为怀疑番僧妖道拐卖小儿、妖术谋反所致。研究晚清中国的西方形象，关注点不是有关西方的知识如何增加、西方的真实究竟是什么，而是中国社会特定时代文化传统视野如何构筑西方形象、表现文化他者并认同自我，其中涉及更多想象与情感、虚构与价值性的东西，强调的是特定原型或套话如何在不同时代被继承下来，在变异中保持其延续性，如将西方人番鬼化或夷狄化的神话。
番鬼化或夷狄化，是中国表述西方的一种话语传统。十五六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人到南方海岸，中国就开始在华夏四夷的地理神话框架内“鬼化”他们。“佛郎机”、“红毛夷”，长身高鼻、猫眼鹰嘴、拳发赤须、诡服异行、烹食小儿……鬼话流传久了，连西方人自己也戏称自己为“番鬼”。有位叫威廉·亨特的美国人写了一本书，记述十九世纪初广州的西方人生活，书名就叫《广州“番鬼”录：缔约前“番鬼”在广州的情形》。西欧人到东南海疆，番鬼模样；俄国人到北方边境，在国人眼里，还是鬼模鬼样，被称为“罗刹”，东正教堂也被蔑称为“罗刹庙”。罗刹是佛教传说中的恶鬼，食人血肉，绿眼如灯，头大如斗。
综上可知，鬼化兽化的西方形象，已成为国人社会文化无意识中的一种原型。这种原型是中国千年历史中无数次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比个别时代任何外在现实经验都更坚定稳固，更具有塑造力与包容性。强盛之时，想象与野心膨胀，天朝上国，衣冠礼仪，鬼化四夷，多少还可以让人想得通。而鸦片战争，一个有百万军队的帝国被不足万人的英夷打败，如果还有这傲慢与偏见，就不可思议了。朝廷弄不清英吉利在哪里，或者是爪哇附近的一个小岛？民间谣传，英国人的膝盖不会打弯，一扑不起。连林则徐这样优秀的人物，也相信英国人害便秘，没有中国的大黄就活不下去，中国只要闭关绝市，不愁英夷不就范〔２１〕。两次鸦片战争，打得天朝尊严扫地，但鬼化异邦，却难改其习，朝野还是称西方为“夷”。第二次鸦片战争洋人烧了圆明园后缔约，其中一款就要求中国不得以夷鬼蔑称他们。
在想象的世界秩序中，西方被纳入外番夷狄，构成一个异己的世界，帮助中国人确定了自己文化国家存在的位置与意义、切实性与安全性。鬼化兽化的西方形象，不仅具有观念的力量，还可能实现一种现实的权力。洋人强大不可抗拒，战则丧师和则辱国，外患内乱，西学变法，彻底改变了天朝上国与绝域远夷的现实关系，但是，却一时无法改变国朝对洋人的看法。鸦片战争失败，条约时代开始，在大清朝野，这种双方的和约关系，却又被表述为天朝怀柔远人的“羁縻”。“羁縻”是个寓意深远的词，“羁”指训野兽家畜的络头缰绳或驯兽，《淮南子·范论训》曰：“禽兽可羁而从也。”“縻”意为“系住”或“牵制”，王延寿《王孙赋》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