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义-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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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常有人说陕西一带民风淳朴，看来这得感谢新社会，两千多年前的秦地风俗想想也让人脊背发凉。不过呢，贾谊这话也不知道写实性到底多强，他前边才说了儿子长大之后就离开父母，后边紧接着却说儿媳妇和公婆相处的事，好像有点儿矛盾哎。
儒家千载说商鞅，几乎只有一个骂字，但《史记·商鞅列传》却持截然相反的说法：商鞅的改革搞到十年的时候，秦国人民都很满意，社会上路不拾遗，山无盗贼，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225——那么，到底谁说得对呢？
我也不知道谁说的对，但苏轼在《东坡志林》里有一篇《司马迁二大罪》，说司马迁有两大罪状，就是论商鞅和桑弘羊之功，而这两位仁兄都是自汉代以来的学者们一致耻于讨论的，至于说商鞅的改革成果，诸如“路不拾遗，山无盗贼”云云，分明是战国游士的邪说诡辩，却被司马迁道听途说之后载之史册。226
——苏轼此论，似乎有他借古讽今的一面，矛头应该是指向王安石变法的。但从语气上看，苏轼倒也不像是在编造历史来迎合己意。那么，到底商鞅的改革成果是怎样呢，到底事情的真相如何呢，反正我是没法判断的，惟一能说的是，无论正方还是反方，字里行间都在强调着“风俗”的重要性。
儒家是非常重视“风俗”的，他们认为风俗具有极高的政治意义——想想杜甫诗句里的“致君尧舜上，但使风俗淳”。商鞅的法家之道看起来让人心寒，好像这是和“风俗淳”南辕北辙的。孔子讲过一个故事，说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不但不检举，反而包庇，这就是“直”啊，社会风气就应该这样才对。227可在商鞅政策下的秦国，具有代表性的画面却是“儿子要是借给亲爹一把锄头，马上就会面露得色，好像施了多大的恩德似的。”（假父耰鉏杖彗耳，虑有德色矣。）——一个是“证羊”，一个是“借鉏（chu…2）”，对比鲜明，陈寅恪曾经用这两个典故作了一首七绝：“证羊见惯借鉏奇，生父犹然况本师。不识董文因痛诋，228时贤应笑步舒痴。”诗中第三句“董文”之“董”恰是董仲舒，而最后一句的“步舒”则是我们前文讲到过的董仲舒的高足吕步舒——这三个字也正是陈寅恪这首诗的题目。
恐怕一般老百姓都会同意，作为风俗来说，“证羊”总比“借鉏”要好，而儒家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让统治者也能有这种认同感。果然，贾谊还在另外一篇《俗激》当中议论过移风易俗对于国家政治的重要性：
夫邪俗日长，民相然席于无廉丑，行义非循也，岂为人子背其父，为人臣因忠于君哉？岂为人弟欺其兄，为人下因信其上哉？陛下虽有权柄事业，将何寄之？管子曰：“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丑。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管子愚无识人也，则可；使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不可为寒心？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无制度，弃礼义，捐廉丑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乎否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刭大父矣，贼大母矣，踝妪矣，刺兄矣。盗者虑探柱下之金，掇寝户之帘，攓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拾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诸侯，此其无行义之尤至者已。其余猖蹶而趋之者，乃豕羊驱而往，是类管子谓四维不张者与，窃为陛下惜之。
以臣之意，吏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时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弗为不立，不植则僵，不循则坏。秦灭，四维不张，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乱僭而无差，父子六亲殃僇而失其宜，奸人并起，万民离畔，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冀幸，而众下疑惑矣。岂如今定经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无所冀幸，群众信上，而不疑惑哉。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渡江河无维楫，中流而遇风波也，船必覆矣。悲夫！备不豫具之也，可不察乎！
贾谊忧心忡忡：哎呀呀，世风日下啊，笑贫不笑娼，礼义何在啊！我们一定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可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国家要乱的呀！在家是逆子，在朝必定是奸臣。管仲当年提过“四维”的概念，我觉得很好，值得提倡。所谓“四维”就是“四个纲领”，即：礼、义、廉、耻。我建议组织各级政府深入学习“四个纲领”，对“礼义廉耻”我们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还要组织群众学习讨论，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礼义，什么是廉耻！看看现在，啊，看看现在，太令人痛心了，大家都在追逐私利，根本忘记这世上还有道德了。刑事案件里有杀害祖父母的，有伤害养父母的，有刺伤兄长的，小偷们也比以前更有胆色了，敢偷帝王陵墓了——那天抓着一个，这小子居然还敢嘴硬，扛着把洛阳铲硬说自己是考古工作者！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你考古也没人说什么，可你挖的那坟，那是古墓吗？呸，先皇才死了半个月不到啊！唉，还有光天化日在闹市抢劫官吏的，这些老百姓也不知都是从哪儿听说的，以为是个当官的至少都趁几百万！还有更离谱的，有人诈称朝廷之令，从国家粮仓诈骗走了十万石粮食，粮仓主管都给气哭了，说：“我这个官仓鼠两年了才贪掉八万石，我不平衡！”还有喜欢现金的，骗走了朝廷六百多万税款，查都没法查，因为朝廷的统计数字从来就没有真实过——主管官员都习以为常了，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小孩缠着老师非要改考卷的分数，这孩子考得不错，一百分，可他非让老师给改成八万分，我好奇一问，这孩子说拿一百分的卷子回家他爸爸会打他，他爸爸是管统计的。——唉，这个动荡的世界呀，礼义廉耻全都不见了，实在该是号召全国来学习“四个纲领”的时候了！
——贾谊说话简直像个愤青，可是，我们如果仔细一想，这里面好像有问题呀：贾谊在《时变》里斥责的是秦国的法制，反正被推翻的政权全是坏的，屎盆子可以随便扣，可在《俗激》这篇里，贾谊怎么说的全是他本朝的事啊？汉朝政治号称反秦之道而行，可从这里看来，社会风俗怎么竟和秦国相差不多呀？
政治的两面性开始露头了。改朝换代的一般原则是：被推翻的那个朝廷罪大恶极，而新朝则反其道而行之，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支持，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反对，汉朝这个时候可供参考的历史经验并不太多，大家很奇怪为什么庞大的秦王朝仅仅十四年就土崩瓦解，这可真是史无前例的。学者们深入研究，发现秦朝实行法治，不行仁义，既然认清这是祸根，那我们汉朝就多行仁义，少搞法治好了。贾谊和董仲舒就全是持这种观点的。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汉朝初年的休养生息政策，这是不假，秦朝尽搞国家工程，劳民伤财，又打了那么多年仗，老百姓实在吃不消了，好好休息吧；可事情的另一面是，在“休养生息”之外还有一个词叫做“汉承秦制”，顾亭林在《日知录》里就说：“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古人这类说法很多，话比较重的还说汉朝延续了秦朝的弊政，总而言之也就是说，汉朝自己没搞过什么原创性的政治改革，而是拿来主义，全盘秦化。比如，当年针对老百姓苦于秦朝的繁密刑罚，刘邦提出了深得人心的“约法三章”，而实际上，这“约法三章”并没有实行太久，萧何后来给汉朝编制法律，直接就把秦朝的法律条文拿过来稍加修改就用上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汉朝前期法网真有多宽，有宽的时候那也是因为放松执法的关系，而不是说立法上有多么宽疏简单。钱穆评论秦汉两代，说过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雄主，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吏为师，严禁有人以古讽今，而汉武帝恰恰相反：表彰六艺，追慕尧舜，尊行上古圣王之法。可这种“恰恰相反”只是表面上的，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这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性质是一样的；汉武帝求仙、封禅，和秦始皇如出一辙。汉武帝把尧舜当作偶像，很瞧不起秦始皇，可所作所为和秦始皇却并无二致。汉武帝以为自己上承三代圣王，却不知自己正是亡秦的延续。原因在哪儿呢，汉朝自从刘邦以来，恭俭无为，搞的全是拿来主义，照抄秦朝。汉武帝虽然发愤图强，想像上古圣王一般有一番伟大作为，平治天下，其实还没脱离照抄秦朝的老路。学者们推崇尧舜，痛斥秦朝，可眼光也都限制在秦朝的历史局限性里。因为说来说去，上古的事情到底全是虚的，而秦朝的事却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的，秦汉同是大一统王朝，相似之处很多，一不小心就学上了。229
这么看来，汉朝初期所谓的“无为而治”倒有两层意思，除了“休养生息”之外，却是自己在政治上并无创新，只是照抄秦朝，投机取巧。至于个中原因，钱穆以为是刘邦那伙人除了张良具有贵族血统之外，其他人全属草根阶层，让这些人制订国家法典什么的那可真是难为他们了。现在把贾谊方才那两篇文章拿来一加对照，这可着实露出了他的马脚：好你的贾谊，把你说的那些坏人坏事抹去时代背景，嗯，怎么看不出来是秦是汉呀？——难道是近似的政治框架终于搞出了同样近似的不良后果？
还得说董仲舒把握得住，在“天人三策”的第二策里大谈秦朝苛政，把批评紧紧地绑住秦朝：“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和贾谊说的那些都差不多，反正就是秦政府乱搞法治，不体恤百姓疾苦就是了。董仲舒随后转而表扬本朝，以作为和暴秦的鲜明对照。
董仲舒说：“皇上您如今一统天下，四海无不顺服，太牛了呀！”——其实这话如果不作为转折，直接放在坏典型秦始皇身上也是一样合适的。
董仲舒接着说：“皇上您太了不起了，万里之外的夜郎、康居这样的国家都被您的德政感化，向您归顺！”——这是儒家“以德服人”的政治思想，前边讲过萧望之就是拿这种思想用在匈奴身上的，结果赢得了空前的政治胜利。但现在的问题是，董仲舒这句话可能有假，因为夜郎和康居这时候还没归附汉朝呢。所以有专家怀疑“天人三策”存在着被后人篡改的嫌疑——这倒不是没有可能，古书尽是被篡改的，所以后世写历史的家伙里边，有些人写推理小说也很擅长。^_^
我们先不必去纠缠文献真实性的问题，反正，即便这里遭到篡改，篡改者也必是儒家无疑，出发点大概是要把这篇汉儒经典点缀得更加完善吧。我们不妨糊涂一下，把它当作董仲舒自己的话好了。董仲舒在举了夜郎和康居的例子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