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味书屋 > 言情浪漫电子书 > 春秋大义 >

第95部分

春秋大义-第95部分

小说: 春秋大义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严紧派的“正面制约”能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无为之治”的最高境界是老百姓们真心相信被灌输下来的价值观念,进而会出于主动地来维护社会秩序,极端的例子是:养鸡场里的鸡会真心认为多下蛋是自己应尽的义务,鸡群当中也把多下蛋当作一种值得为之奋斗的荣誉,尽管这些鸡蛋是要被主人拿去卖钱的。另外,当一只鸡已经无力下蛋之后,它会自觉地走上砧板,为的是不给主人增加负担,嗯,这是一只鸡一生中最后的荣誉了——如果剥夺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是一种可耻行为的话,那么,剥夺一只鸡主动走上砧板的权利/荣誉简直就是令人发指了。
    严紧派的生活显然不能和养鸡场做简单类比,但集权国家的政治运作却和养鸡场的管理如出一辙。鸡从自我牺牲中体验到荣誉的快感,主人则从鸡的自我牺牲中得到了实利。我们疑惑地看到,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人们的一些根本的价值观为什么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比如新一代的伍子胥就不再会是值得同情的英雄,而是成为千夫所指的汉奸)?这是因为儒家思想或者黄老思想占了主流么?是什么思想在如此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也许关键不在于具体的某个思想流派,而在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
    抛开所有的思想流派不谈,仅仅是大一统帝国的成立就注定会发生那些个变化——我们可以看看波普诺的《社会学》这部权威教科书对集权主义的定义:
    集权主义国家创造了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一个整体的世界观和一套行为规则。敌对的世界观受到压制,宗教团体受到迫害,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作品受到严格审查。由于看不到集权主义的缺陷而形成了盲目的爱国主义,使民族主义(即认为本民族的利益和安全更重要)通常成为这种政府形式的重要方面。
    传统的政府组织不足以确保集权控制。一个有效的集权主义国家必须建立特殊的控制机制。其中一种机制就是官方政党,它成为多数政治活动的中心场所。政党训练、挑选并合法化那些政治统治精英。绝不允许组织任何其他政党,成立政党的企图被谴责为背叛。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国,民族社会党(纳粹党)是惟一政党,也是合法的政治表达的惟一渠道。
    在前苏联体制下,选举活动按常规举行,但不允许选民选择提倡不同政策的其他党派候选人。379
    这番话对我们回顾历史来说一点儿也不显得“太现代了”。波普诺认为,集权主义的社会里,政府对社会进行着方方面面的控制,这种控制需要现代的技术手段才能做到,所以,尽管古代罗马帝国的许多皇帝都试图进行集权主义的统治,但真正高水平的集权主义直到二十世纪方才出现。——如果波普诺对中国历史足够了解的话,或许会承认高水平的集权管理在中国早已有之。
    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更正了我们对中国历史上“国权不下县”的看法,政府不仅势力巨大,而且简直就是无孔不入的,380要让全国人民都能做到服从命令听指挥,或许愚民政策还真是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不过,应该承认的是,即便统治者不去刻意地愚民,老百姓的大脑在任何时代也没法和精英分子相比,尤其在人多势众的时候,愚昧更会被无限地放大。这种现象曾经引起过心理学家们的极度好奇,在“二战”过后,他们通过实验的手段试图搞个明白:二十世纪的德国人,普遍受教育水平并不算低,其中更有着不少的高级知识分子,可大家这是怎么了,怎么会那么疯狂地迷上了纳粹呢,怎么会亲手干下那么多令人发指的残暴行为呢?
    精英分子普遍具有瞧不起大众的倾向,似乎在历史上的每个时代都是如此,所以,改革家往往是一意孤行的。苏轼曾经让他笔下的人物发出过这样一个老生常谈式的感慨:“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意思是:老百姓啊,等你把事情搞成功了,他们能跟你一起享受改革成果,可你如果在改革之初想要和他们一起谋划,想要征得他们的同意,那可是门儿都没有!(苏轼《书传》)
    但是,在苏轼的笔下,持这种意见的人是以反面教员的形象出现的,其背景就是商朝“盘庚迁殷”的时候。苏轼为《尚书》作注释,注到《盘庚篇》的时候,很是发了一通感慨。
    盘庚是商朝的一位著名国君,当时他有迁都的打算,他特有的高瞻远瞩使他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看到了迁都的必要性:如果迁都,对大家都好,如果不迁,日子就会越来越难。那么,迁,还是不迁?
    历史上的一般情况是:只要现在生活的地方不是人间地狱的话,绝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维持现状的——想想那些冒着生命危险的偷渡者吧。现代的心理学研究让我们充分认识到人的维持现状的心理强烈到超乎大多数人的想像,专家们给出的解释是:这是出自一种自我保护的心理根源,变化总要意味着行动,而行动的后果往往是不可预知的,所以选择行动也就意味着可能会后悔和自责,人们为了避免承担责任,通常都会选择维持现状,并会为此寻找借口。在我们这个商业社会,身边随处可见这样的例子:每一种具有革新意义的产品问世时,我们都会看到产品设计时的这种倾向,比如第一代电子书,外形上就很像传统的纸质书。而在我们古老的《尚书》故事当中,没学过现代心理学的盘庚该怎么去解决这个亘古的难题呢?381
    苏轼说:“不仁者”的解决办法才是“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这种人搞政治,大家全都摸不着头脑,但盘庚是个好领导,不会这么做的,他并没有强迫大家服从自己的迁都决定,更没有把大家的眼睛和耳朵一起蒙上,挥着鞭子就往预定方向赶路。盘庚不是的,他对大家开诚布公,仔细讲清楚迁都和不迁都之间的利害关系,他虽然没有和大家一起谋划,但毕竟最后是靠“说”来达到了原先的目的。(苏轼《书传》)
    苏轼这番话很可能是有感而发的,矛头针对当时的王安石变法:盘庚的开诚布公显示出了一位仁君的泱泱风范,而像王安石那种愚民的搞法,结果如何暂且不说,单是这手段就不符合“仁者”的标准。
    上古的那些真真假假的圣王们一直都被后世知识分子们拿来给自己扯大旗用,但这些大旗在两千年来都没能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起到多大的作用,其中的根本原因正是苏轼在此时忽略掉的一个问题:盘庚他们那时候还是部族社会呢,连封建社会都还没到,所以,盘庚(其他如尧舜禹他们也是一样)充其量只是一个酋长,根本就没有专制时代的皇帝那种予取予夺的生杀大权——我们可以从近现代的很多土著部落社会的情况来想像古老的商代社会,比如非洲中部具有相当规模的努尔人,作酋长的虽然拥有神圣的地位,却经常得作一些赔本儿的买卖,在绝大多数时候他只能通过说服而非强制来使部落成员接受自己的意见——从各方面综合来看,酋长们确实当得起“人民公仆”这个光荣称号。382
    直到封建社会的周代,领袖们的权力也是受到同胞们的很大制约的,同胞们都是国家的股东,废绌一个倒行逆施的领导人并不像在专制时代那样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正是这种社会结构的不同,使苏轼他们对尧舜禹汤文武等人政治风格的呼唤永远徒劳无功。——我们再来体会一下《淮南子》里姜太公的那一番话,分明可以看出这种区别:在封建社会之前,大家的利益都是绑在一起的,而在专制时代以后,皇帝为了永保江山,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老百姓的利益,又必须要以“恰当的”手段来损害老百姓的利益。
    当然,这种损害老百姓利益的手段只能是秘而不宣的,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和所有铺天盖地的宣传里,皇帝经常被塑造成一个无私的奉献者的形象,他总是在殚精竭虑地忧国忧民,深切关怀着万民的福祉。——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这里边的逻辑矛盾,比如,同是儒家知识分子却是政治上的大对头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他们都清楚这样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人是贱虫,不打不中”,所以都主张靠明确的赏罚来治理国家,他们在这一点上和商鞅表现得并无二致——司马光明确表示,搞好政治只有三大原则:用对人,功必赏,过必罚383,好像从中看不出有什么“德”的因素哦,那么,天下间就只有一个人不是“贱虫”,这个人就是皇帝。
    如此一来,这分明又是一种“君臣异道”的体现,看来,只要社会结构进入了专制时代,无论是哪种思想占了上风,都得首先认可皇帝的这种特殊地位。于是,“用鬼神使他们敬畏天命,用繁文缛礼使他们丧失自然天性”,这样的愚民政策就更显得是必须的,复杂的等级仪式把皇帝推到了近乎于神的位置上,让全国人民顶礼膜拜。
    只要存在专制的地方,就存在着全国性的造神运动和说谎运动——在古代,这主要是靠独尊官学来体现;在近代,这主要是靠发达的传媒技术来体现,后者正所谓“西餐叉子吃人肉”是也。马克思对这一潮流的洞见既适用于近代资本主义,也同样适用于古代专制王朝:“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新闻工作者本身属于无产阶级成员,但是他们像官吏、教师、牧师一样,通过把他们从游业无产者较低阶层的社会地位提升出来,允许他们进入统治阶级的上流圈子以便在上层建筑中获得补偿,他们在维护现政权中成了资产阶级的同盟军,其最重要的职能便是欺骗人民,使人民不能认识到自身异化的状况。”384
    马克思的说法在其主要意思之外似乎又给我们暗示了一条“君臣异道”的地方:老百姓学雷锋、做好事,都应该悄无声息的,默默帮助别人而不求任何回报,但皇帝哪怕只做了一件屁大的好事,也必须动用全国的宣传力量来大张旗鼓地渲染一番。史书里常有这样的场面:皇帝只是抽了一小会儿工夫摆摆样子,上上下下一班人马就得跟着折腾好几个月,对了,别忘了前期还得准备好几个月和后期收拾好几个月。当然,皇帝的小小辛苦通常都不会白费,老百姓们再一次由衷感受到皇恩浩荡,遥向金銮殿磕头谢恩。——时至近代仍有此风,幸好是在外国:钱单士厘女士(钱恂之妻,钱玄同的大嫂,娘家姓单)旅经俄国,慨叹那里的仁政,说水灾、旱灾的时候发粮食救济灾民这本是政府的分内之事,可在俄国这却成了朝廷对老百姓的恩惠,让听者感觉俄国老百姓遭灾受难才是天经地义的,一旦衣食有点儿着落,那便是国政仁厚——所以俄国算不上是文明国家呀!385
    观察外人的眼光总难免掉进“乌鸦站在猪身上”的窠臼,我们不妨参照一下黑格尔耳闻当中几乎是同时代的中国的样子——对于这同一个问题,钱单士厘的着眼点在政府那里,而黑格尔的则是在老百姓身上:“皇帝对于人民说话,始终带有尊严和慈父般的仁爱和温柔,可是人民却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给皇帝拉车的。逼他们掉进水深火热中去的生活的担子,他们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卖身为奴,吃口奴隶的苦饭,他们也不以为可怕。因为复仇而作的自杀,以及婴孩的遗弃,乃是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